王　泓

(哈尔滨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01)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可以说，紧抓家庭德育建设，便需要从中华传统的教子思想中汲取资源。晚清“中兴名臣”左宗棠的家庭教养观念几乎包含了子女德性涵育的各个关键方面，具有时空迁移的思想价值。本文就左宗棠家风的内核、内容体系和当代价值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通过系统地考察左氏家族的家风、家训，便可窥见左宗棠家庭德育和教子伦理思想的内容体系*以中国知网(CNKI)为检索平台，以“文献”为检索范围，以“篇名”为检索条件限制，分别以“左宗棠and家风”“左宗棠and子女”“左宗棠and教子”“左宗棠and家教”“左宗棠and家教观”“左宗棠and家教思想”“左宗棠and教育”“左宗棠and德育”为布尔逻辑检索式进行检索，综合筛查后可得有效文献14条，其中期刊论文9篇、学位论文1篇、会议论文2篇、报纸文章1篇。通过复查检索因式，基本可以确认，上述8条检索式已经涵盖了以“左宗棠家风”为核心议题的全部研究成果。细读检索所得后不难发现，除年份较早的几篇外，既有的左宗棠家风研究大多遵循“描述(内容)+评议(价值)”的路径展开。但令人可惜的是，这些研究几乎都没有就左宗棠家风的内核、表征和价值作全面系统的勾勒和总结，也甚少有作者试图揭示由左宗棠家风所展现出的左宗棠家教思想在左宗棠思想全局中的体系定位，而这一点恰恰关切到对其思想内核的认识。本文主要在这两点上“做功”。在当代启示方面，本文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重点考察“家庭”的社会组织和教化功能，并以之为中介，议评左宗棠家风的价值闪光点。，这一梳理工作在中华德育文明史的系谱学范畴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也是本文主体内容之所在。

一、左宗棠家风的内核

晚清重臣左宗棠一生戎马倥偬，却也对子女的教育问题非常重视，时常在处理军务之余不忘千里飞鸿，写信给儿子，谈读书做人的道理。左宗棠教子的根本目的是敦促其子女后代以“经世致用，品行端正”为标准约束己身，甚或成就栋梁。左宗棠的教子观念颇富时代意蕴和个人特征的德育哲学思想，其内涵能够展露出左宗棠身处晚清危亡时期，作为“中兴名臣”而具备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一方面，左宗棠的教子思想是其身处动荡乱局所持守“报国观”的代际投射。左宗棠的“报国观”是其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核心在于“文治武功”的并济策略、张弛有度的“士族”精神以及建军治军的“兵学传统”，其目的在于重构、维续清王朝危殆的统治权威，并着力改善民生。这种刚柔共举的治世情操具象化之后，方才转化为对子女知识素养和军事才能的要求。

另一方面，左宗棠的教子思想体现了他“轻科名，重实学”的人才选任理念和“重义轻利”的朴素道德哲学观点。左宗棠对晚清科举腐败、人才凋敝的状况十分痛心。在他看来，要想扭转不利局面，必须要求士人学子摆脱科举功名的诱惑，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因此，他常对子女们说：“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作圣贤，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学优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贵。若徒然写一笔时派字，作几句工致诗，摹几篇时下八股，骗一个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究竟是什么人物？”[1]19

左宗棠既悲慨于晚清时局之困，又沉恸于世风渐衰之惑，综合而致，形成了颇具个人特色的教子思想。对左宗棠教子观进行研究，既有助于把握其经世哲学的人生贯通性，又可以此为窗口探源其经世哲学所植基的时代背景、所内嵌的历史逻辑。

二、左宗棠家风的内容体系

承前所述，左宗棠家风以其教子思想为表现形式，几乎囊括了个人心性养成与品德涵化的所有关键方面，主要包括教养子女如何完善自身、如何做好学问、如何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包括亲属关系、师生关系、朋友关系、恩报关系)等等。笔者将其总结为五个关键词，即志存高远、崇俭广惠、经世致用、谨慎自抑与知恩图报。

(一)左氏家风之一：志存高远

1.左氏子女应立“学为圣贤”之志

左宗棠以“与天下同安”为目标，以“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为远大志向。这种治世报国、不为功名的精神气质以“学为圣贤”的修身观念为基础，并与其所蕴含的道德人格内涵相贯通。因此，左宗棠在写给儿子的家书中这样说：

“读书作人，先要立志，想古来圣贤豪杰是我者般年纪时是何气象？是何学问？是何才干？我现才那一件可以比他？想父母送我读书、延师训课是何志愿？是何意思？我那一件何以对父母？看同时一辈人，父母常背后夸赞者是何好样？斥詈者是何坏样？好样要学，坏样断不可学。心中要想个明白，立定主意，念念要学好，件件要学好。自己坏样一概猛醒猛改，段不许少有回护，断不可因循苟且，务期与古时圣贤豪杰少小时志气一般，方可谓父母之心，免被他人耻笑。”[1]469-470

由此可见，在左宗棠看来，其子女后代应以立志为紧要之事，且当志存高远，并以追求经世之“实学”为祈愿。更为重要的是，左宗棠将家庭伦理与社会评价相结合，作为约束子女行为的“修身”规范，他认为，之所以要求子女向圣贤豪杰学习，是因为一则为慰藉父母之期盼心，二则避免被他人耻笑。

2.左氏子女应立志坚定

左宗棠指出，“志患不立，尤患不坚。偶然听一段好话，听一件好事，亦知歆动羡慕，当时亦说我要与他一样，不过几日几时，此念就不知如何稍歇去了，此是尔志不坚，还由不能立志之故。如果一心向上，有何事业不能做成？”[2]39在左宗棠看来，成就志业乃人生的恒久之事，需要具备坚实的持守和稳定的心智。志向的确立和延展唯靠精神质料的累积方能转化为立志者的人生映象，这种在时空上维续的人格刻画是联结作为修身之起点的“高远之志”与修身之归宿的“崇俭广惠”行为模式的核心纽带。

(二)左氏家风之二：崇俭广惠

“崇俭广惠”既是一种处世哲学，又是一种陶冶的智慧，同圣哲先贤“外松内紧”的修身要求保持了实质契合。左宗棠提出“自奉于俭，待人于厚”的用财之道。“俭”是内向的束己要求，“惠”是外发的处世态度。在左宗棠看来，宽和、善良的处世之道唯有建立在严格的律己规条之上方可成就，左宗棠将此概括为“唯崇俭乃可广惠”。“俭而广惠”寄托了左宗棠“兼济天下”的开阔眼界和博大情怀，它决不仅仅局限于强调以修身为主的“崇俭论”之中，更彰显了“经世救民”的热忱和胸襟。

1.“崇俭”之风

左宗棠后半生位高权重，为子孙增置家产自然易如反掌。但他很早就告诫子女，其养廉银两不会用于家用滋补或攒存，若有结余将悉数散出、施舍给弱势群体，“吾积世寒素，近乃称巨室，虽屡申儆不可沾染世宦积习，而家用日增，已有不能撙节之势。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而辈宜早自为谋”[3]172。由此亦可看出，左宗棠要求子女“崇俭”的目的，不是“积而不用”做一个守财奴，而是要有达致“广惠”的心胸境界，能够最大限度地以己之俸禄为善。

左宗棠深恐儿子们追求锦衣玉食而玩物丧志，走入纨绔子弟一路，所以避免“积财”为子孙后代造成的不良心理暗示和行为引导，他甚至认为财富的积累和传承不仅不会造福子孙，反而会为家族维续招致灾难，“吾自少至壮，见亲友做官回乡便有富贵气，致子孙无甚长进，心不谓然”[1]157。为此，左宗棠曾经表示：“吾意不欲买田宅为子孙计。”[1]157他还反复告诫家人：“家中用度及延师之费，每年营中付二百金归，省啬用之足矣。此外，断不准多用，断不能多寄，致损吾介节。”[1]15总的来说，左宗棠无论贫贱显达，始终能够严于律己，戎马奔波中亦能严守治家教子的底线，力戒奢华，保持寒素家风。

2.“广惠”之风

“广惠”家风有两层意义指向：一方面是悯恤亲属，接济家苦；另一方面是宽厚待友，慷慨解囊。

(1)悯恤亲属，接济家苦。对于家族中的亲戚，左宗棠在家书中不止一次地叮嘱儿女：“族中苦人太多，苦难普送。拟今岁以数百金分之，先侭五服亲属及族中贫老无告者。尔可禀知二伯父酌量，其银下次即寄归可也。”[1]87

左宗棠甚至非常惦念妻子家人的生活状况，他曾嘱咐儿子说：“外家萧条，二舅欠数百两债，闻尚未清偿，息耗日增，家计日窘。吾意欲为早清夙债，俾得从容。”[1]157当左宗棠的妻子去世后，他还尤其担忧妻子一家人以后的生活，多次嘱咐儿女多多救济他们。他说：“二舅信来，似光景甚窘，望吾寄赠，却不言及多少。汝母骨肉之亲，现只剩他一人。我必当尽情尽礼，以副乳母之意。”[1]159他还叮嘱儿子说：“尔外家衰替日甚，汝光舅丧其二子，暮景颓唐，念之心恻。尔姨母无复佳况，大舅母亦然，时当周恤，以慰尔母之意，能为代谋长久更佳。”[4]177左宗棠还曾详尽告知儿子如何有条不紊地救济远近亲戚，他说：“家族中应惆恤者，除常年义谷外，随宜给予，先近枝，后远族，分其缓急轻重可矣。”[1]198

(2)宽厚待友，慷慨解囊。左宗棠非常重视军中袍泽之情，当其下属士兵将领不幸遇难后，他从自己的养廉金中拨出银两救助那些孤苦无依的军士遗孀。他也曾在家书中提到：“史聿舟事我忠谨，我极悲之，送奠仪二百四十两，可同其兄赴静斋处领出，著何三同送至史家坡，亲交其母；吾今其母七子，死难者二，因伤成废者一，殊可伤也！”[1]34

左宗棠对待军外友人亦是如此。左宗棠曾教导其子与朋友相处“用情宜厚”[1]168。左宗棠以身为范，其与洋务同僚曾国藩的友情便传为一段佳话。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曾在家书中写道：

“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难垊然也。以致赌四百金，挽联云：‘知人之明，某国之忠，自愧不如云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盖亦道实语。”[1]167

左宗棠不仅要求子女待友宽厚，更会在朋友有难之时慷慨解囊。譬如，他曾在家书中敦促儿子转交银两给友人，帮助其渡过时艰：

“同年金季亭讳有成，家贫而持介节。寒饿所迫，逐以早陨，数子亦相继亡。闻袁克卿说，其家仅剩一寡媳、一孤孙，不能存活，竟至留为乞丐，可伤之至。询之年侄张萌庭，所言亦同。吾于萌庭告归时面与之说，由家中取银百两恤其孤寡，萌庭称到家即访明交去，此时当可抵长沙。如见面，可将此银交其转给，切切。”[1]220

由此可见，无论是远亲近邻，只要是生活贫苦，需要帮助的，左宗棠都会全力以赴。从其思想渊源来看，左宗棠持有这种乐善好施品性的精神动力并非对“果报”的畏惧或植基于其他的因果轮回观念，而是出自其悲悯良善的品格及对个人心性提升的诉求。这种自我的心灵增益被灌注进入左氏家学，成为其子女处理人情往来、同道义理乃至恩报衡平的基本行动依据。据相关资料记载，左宗棠后人中做官的并不多，反而名医辈出*左宗棠的曾孙左景鉴、左景鉴的儿子左焕琮都是著名的外科专家，左景鉴的大女儿是影像医学及心血管病等方面的专家。参见邢秋茹《左宗棠后代名医辈出》，载《科学大观园》2010年第20期第48页。，这必当是受到其济世心性与慈善之念的感召和点染而成就的自为之举，这足可见得左宗棠“广惠”思想对其子女影响之深远。

(三)左氏家风之三：经世致用

左宗棠经世致用的家风主要体现在其对子女如何“治学”的教诲之中。左宗棠要求子女以“圣贤德育”为核心，学习理学经典并依照儒家道德标准省察、规范己身思想、行为。但左宗棠同时反对子女为“科名”所束缚。可见，左宗棠所致之“用”并非个人功名，而是以报效家国，是以社会伦理为中心的责任理性的体现。

1.读书的目的是“明理”而非为“科名”

在左宗棠看来，子女应以“读书明理，力行致用”作为为学之目的。左宗棠教导子女，读书的目的是要洞悉实事，明达天理，学会做人做事，渐臻圣贤。至于科举考试，绝非读书的目的所在。正如左宗棠所说：“尔年已渐长，读书最为要事。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做圣贤，不在科名一路。”[5]13他不仅教导儿子不要为了科名而读书，还叮嘱儿子不要让孙子为科名而读书。他在另一封家书中写道：“诸孙读书……只要明理，不必望以科名。子孙贤达。不在科名有无迟早，况科名有无迟早亦有分定，不在文字也。”[5]137左宗棠甚至认为，如果仅仅为了光宗耀祖或者追逐名利去读书，而忘了以耕读立家立身的素志，便是不孝子孙，这也是左宗棠教子思想为学观最具特色的一项理念。

2.读书治学应做到“知行合一”

左宗棠认为，子女为学应讲求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这当中潜藏着他对时代忧患的深思和对知识救世的寄托。他说：“识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学，终日读书，而所行不逮村农野夫，乃能言之鹦鹉耳。纵能掇巍科，跻通显，于世何盖？于家何益？非惟无益，且有害也。”[5]137正如他为左氏家庙撰楹联“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所述那般，在左宗棠看来，知识的唯一价值便是“实行”，其所学也便是“实学”。

左宗棠还以“士之有意用世者，盖欲行其志”教导子女，要求他们将其作为己身生活实践的指南。左宗棠希望子女成为有胆魄、有心神、有担当的“人才”，而非只会在笔尖述写八股道理的平庸之辈，

“人才之少，由于专心做时下科名之学者多，留心本原之学者少。且人生精力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到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反不如乡里秀才上能集事，尚有担当。试看近时人才有一从八股出身者否？八股俞做得入格，人才俞见庸下。此我阅历有得之言，非好骂时下自命为文人学士者也。”[1]20

其实，我们回顾左宗棠生平便可知晓其倡导“知行合一”的原因：他的知识大多来源于实践或者是从书本中获取的“实践型知识”*左宗棠18岁就开始潜心研读顾社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对其中所记载的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他还学习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南的《水道提纲》诸书，涉猎广泛，包括兵学、农学、史学和地理学等方面的知识。这些实践型知识的积累不仅作为其军事实践活动的技术指导，更为实践救国的倡行提供了知识资源。实际上，左宗棠之所以关注器物建构的工学、理学知识，源于其军事经验的体察：左宗棠所率领的楚军中，绝大多数是在科举中未取得功名的下层贫苦知识分子，是战争实践把他们锻炼成了英勇善战的军事将领和行政要员。左宗棠认为，这便是楚君拥有强悍战力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正是因为丰富的实践阅历才促使他成为具有敏锐思想的人。故而，在他看来，学问应当来源于实践，更应当被应用于实践，只有能够为推动实践提供帮助的知识才是有价值的知识。

(四)左氏家风之四：谨慎自抑

左宗棠教导子女应谨慎自抑，做到尊亲、尊师，不妄言、不妄行，持心公正，踏实为事，这便是左氏“谨慎自抑”之家风的四重意涵。

1.尊亲、尊师

左宗棠常常教诲子女对待长辈要谦卑恭谨，决不可傲慢无礼。他说：

“吾家向例，子弟入学，族中父老必择期迎，往扫墓、拜祠，想此次尔与丁弟亦必有此举。到乡见父老兄弟必须加倍恭谨，长辈呼尔为少爷，必敛容退避，示不敢当；平辈亦面谢之：‘分明昆弟，何苦客气。’自带盘费住居祠中，不必赴人酒席，三日后仍即回家。祠中奖赏之资不可索领，如族众必欲给尔，领取后仍捐之祠中，抵此次祭扫之费可也。”[6]73

左宗棠还特别教导子女，必须要尊敬师长，尊师不仅应体现在言行举止上，更要注意同师长通信往来的过程，要得体、要处处谦卑谨慎。左宗棠是这样说的：

“信面称‘安禀’或‘钧启’，字体宜小，初次通信尤宜加慎，岂可任意草率，失敬礼之意，岂惟致书督抚宜然，即凡同乡、外省与我同官者有交情者，尔均宜执子侄之礼，不可稍形倨傲，不独世故宜然，即论读书、学礼亦应如此，自卑以尊人，敬父执之道尤所当讲也。”[1]151]

2.不妄言、不妄行

左宗棠经常叮嘱子女要少说话、不妄言，他说：“尔年轻学浅，无阅历，凡事以少开口，莫高兴为主，记之，记之。”[7]在左宗棠看来，妄悖之言源于内心未能通透圣贤之“理”，妄行之事亦是同样的道理，应时时处处谨慎克制，不因一时得意而有逾矩之态，也不被一时顺境而冲昏头脑，“当得意时，最宜细意俭点，断断不准稍涉放纵！……无论稠人广众中，宜收敛静默……一开口一举足，均当敬慎出之，莫露轻肆故态，此最要紧！”[8]98正如左宗棠所言，“昼验之妻子，以观其行之笃与否也，夜考之梦寐，以卜其志之定与否也”[6]80。只有不断自省、自律，才能保持言行举止得体、神思清明，这既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策略，也是前文所提到的“圣贤德育”的必然要求。

3.持心公正

这一点实际是“不妄言”“不妄行”的延伸。左宗棠要求子女在面对艰难抉择或身临居中裁决之位时，应不作违心之论、不发妄悖之言，只有持心公正、“无愧此心”，方能“不负所学”[1]176，也才能作出真正正确、合理的决定。左宗棠尤其强调，若子女入仕，则更应当谨慎克制、持有公心，他曾讲道：“凡事贵乎理明，处事贵乎心公，理不明则不能辨别是非，心不公则不能裁度可否。惟理明心公，则于事无所疑惑，而处得其当矣。”[9]79

4.踏实为事

左宗棠教导子女踏实为事，认为成功之机不可一蹴而就，只有通过踏实、勤恳的努力和积累方可成事。左宗棠指出：

“儿但知吾频年事功之易，不知吾频年涉历之难；但知此日肃清之易，不知吾后此负荷之难，观儿上尔母书谓：‘闽事当易了办’一语，可见儿之易视天下事也。书曰：‘思其艰以图其易’又曰：臣克艰阙臣。’古人建立丰功伟绩，无不本其难、其慎之心出之；事后尚不敢稍自放恣，则事前更可知矣。少年意气正盛，视天下无难事；及至事务盘错，一再无成，而后爽然自失，岂不可惜！”[2]20

左宗棠还要求其子女应摈除“急功近利”的杂念，在他看来，只有“韬光养晦”方可“一鸣惊人”，他曾以古代先贤的事例教导子女：

“自古功名振世之人，大都早年备尝辛苦，至晚岁事机到手，乃有建树；未闻早远而能大有所成者，天道非翕聚不能发舒，人事非历练不能通晓；孟子‘孤臣孽子’章，原其所以达之故，在于操心危，虑患深，正谓此也。”[10]

(五)左氏家风之五：知恩图报

左宗棠教诲子女要懂得知恩图报，尤其是对待国家的容育与养生之恩，应怀抱“保世滋大”的心态。左宗棠在刚刚步入仕途时，就曾说过：

“未出任事以前，当苦心读书；机任事以后，当置身家性命于度外，乃可望有成就……吾以德薄能浅之人，忝窃高位，督师十月，未能克一郡、救一方，上负朝廷，下孤民望，尔辈闻吾败固宜忧，闻吾胜不可以为喜。既奉抚浙之命，则浙之土地人民皆责之我；既奉督办之命，则东南大局亦将与有责焉。有见过之时，无见功之日。每咏韦苏州，‘自渐居处崇，未睹斯民康’之诗，不知何时释此重负也？尔辈若稍存一矜夸之心，说一高兴之话，只增我耻，亦当知之。”[8]97

他还不止一次在家书中这样说：“万方多难，吾不能为一身一家之计。”[1]54“思国恩高厚，报称为难；时局方艰，未知攸济。亦惟有竭尽心力所能到者为之，期无负平生之志而已！”[1]28左宗棠的爱国情怀甚是让人钦佩，这种爱国观实际酝酿并产生于其报世、保世的朴素义利观和恩报思想之中。他经常对儿子说：“我一书生，蒙朝廷特达之知，擢任巡抚，危疆重寄，义无可諉，惟有尽瘁图之，以求无负。其济则国家之幸，苍生之福，不济则一身当之而已。”[1]52在国家危难时期，左宗棠不得不挺身而出，这更加体现出其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左宗棠还认为在对待家人、朋友时，同样应当懂得感恩，他告诉儿子，“外祖母待我如子，从前寒苦时得外家资助甚多。数年从戎于外，未获一奉甘旨，将来建坊之费自当独任”[11]134。哪怕是再小的恩情，左宗棠也会铭记于心，他说：“毛中丞待我最厚，闻曾于奏中声叙在幕中事，意在为正人吐气耳，其用心可敬如此，尔等何从知之。”[12]163

三、左宗棠家风在当时产生的影响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笔者指出，左宗棠家风实际是其“报国观”和人才选任理念的“家庭微缩”与“代际投射”。我们可以借由其家风所透视出的教子观念管窥其近代教育思想的精华，其中蕴含的如“学为明理”“经世致用”等因素显然是对儒家传统教育理念的批判性继承。也正是这种突破和回旋，成就了左宗棠“晚清中兴”的保世理想，也成就了他践行“中体西用”之洋务准则的治国抱负。换句话说，作为左宗棠近代教育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家风及其精义，直接或间接地为清王朝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持，这一点在当时的影响是巨大且具有重要价值的。

具体来看，左宗棠家风及其中所包含的家庭德育、教子伦理思想在其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左宗棠对实践知识的重视并积极推动“器物观”变革，这一点寓于其经世报国的家风之中。在前文中提到，左宗棠己身的知识一部分来源于军事实践，另一部分获自同器物革新相关的实践文本，这构成其“经世致用”思想的渊源。左宗棠不仅要求其子女“学以致用”，还在兴教过程中将此理念融通进去，创办了实践导向的福州船政学堂。福州船政学堂是中国近代航海教育与海军教育的起源，它以“富国强兵”为核心理念，为我国近代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工业技术人才和优秀的海军将士。我们姑且不言这一创举在器物变革上的成就，而就其扭转时代风气的思想价值作阐述。可以说，在晚清剧烈的社会变革浪潮中，福州船政学堂更像是一面旗帜、一个标杆，它启迪了时人自强不息、走出国门的观念，倡导青年学子通过学习和掌握西方的先进技术挽救积弱之朝于危局，更因此转变了当时的社会风气。据相关资料记载，孙中山曾于1912年4月19日的一次讲话中提及，其年轻时候的理想便是投身于福州船政学堂，足见该学堂影响之深、意义之重。我们对其历史价值的考量更应回归其初创动议及之中包含的教育原旨，即挖掘福州船政学堂之精神内核，那便是励志进取、虚心好学、勇于创新、忠心报国的文化神韵，恰同左式家风中的志存高远、谨慎自抑、经世致用和知恩图报要求相契合。

另一方面，左宗棠对子女的要求实际可以反映出其对人才选任标准的把握与考量，这一点为当时洋务革新中的人才充实提供了有力的理念支撑。左宗棠选任人才以“明理”“为实”等为标准，既要“赋性灵敏，堪资学习”，又要有保过之心与强军之念，两者相称方能成就“将来可用之才”。譬如，左宗棠在筹建兰州织呢局时，便要求部下甄选有灵性、有抱负、有信念的陕甘士兵为用[13]143，在左宗棠看来，这些才是清王朝在“救亡图存”时期最为紧缺和最具效用的“人才”，“将来有成，尤为此邦师匠所自出，不但数世之利也”[14]463。左宗棠立足器物变革实践，将“实践场”转化为“人才培养基地”，正体现出其“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这种以实践开启民众或兵士之心智的教育方法，同样为清朝末期的“师夷长技”之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左宗棠家风的当代价值

如果在历史学的范畴内考察“左宗棠家风研究”的意义，那必然是思想谱系和文本学上的。我们可以以左宗棠家风中所包含的教子思想为契机，将湖湘文化的脉络作更为精细化的处理；我们也可以由左宗棠的修身、齐家思想切入，探索地主阶级自强派在近代前夜背景下的思想面貌，进而勾连思想政治作点评或批判；我们同样可以将其融于理学图景，以求“圣贤之道”或作知识考古。但囿于以上仍显不足，那么，除了理论经验的内生价值外，左宗棠的教子思想还能够为我们带来什么呢？我想，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其之于家庭教育的思想引领和品格塑造功能。

“家庭”作为个体社会化的核心中介，承担着塑造人格、涵育品德、框范心性和引导行为的重要作用。[15]46-48甚至可以说，家庭教育中的每一个因子都可能同子女融入社会后的认知取向和行为特性存在复杂因果。*社会心理学的诸多研究成果表明，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家庭美德、父母教养方式、父母情绪表达、父母行为示范等因素同子女的社会认同感、自我效能感、气质类型与行为偏好、犯罪可能性、社会支持系统的完善度与强弱、消费理念与消费行为、道德感、人格健康程度等存在因果关系。可参考如下论文：沈壮海的《论家庭美德建设的紧迫性与重要性》，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徐夫真等的《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疏离感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载《心理学报》2009 年第12期；梁宗保等的《父母元情绪理念、情绪表达与儿童社会能力的关系》，载《心理学报》2012年第2期；侯春娜等的《家庭因素中父母情感温暖、文化性与责任心对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中介与中介调节作用》，载《心理科学》2013年第1期；程琪等的《家庭教养对青少年社会行为的影响》，载《中国特殊教育》2016年第12期。由此，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求父母掌握并运用精致的教育技术、准确把握和分析子女的心理征候并不现实，可能的出路便是将“如何教育好子女”这一教育问题转化为“如何学会做人”这一道德问题。应当清楚，只有父母自身具备坚实的道德信念，家庭美德方可涵育而成，进而使子女在家庭德育的潜移默化中获取健全的人格、理性的心智。而左宗棠的家庭德育思想和教子观恰能成为父母探寻恰切为人之道与教养方式的有效参照和丰富资源。

通过本文的论述，我们发现，左宗棠家风中所囊括的德育思想、伦理观念体系完善、内容丰富，当中包含了个人人格塑造与行为养成的几乎全部关键方面。第一，左宗棠要求子女“立志高远”并将淬炼的心性通达于外，而至“崇俭广惠”之风。这一处可被援用为引导子女用于承担社会责任、杜绝膨胀的消费欲望的思想资源。第二，左宗棠要求子女“修身”与“为学”并重，且均以理学经典为基础和源泉，又以“经世学问”为标尺，力求“知行合一”。这一处可用于教导子女遵奉思想经典、勤学好问又保持思维活性和批判精神，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在”。第三，左宗棠要求子女慎重“交友”并“结交正士”。这一处深嵌“君子”之道，可添附于“孟母三迁”“近墨者黑”之列，用于教诲子女结交诤友、不交损友，理性交友、多交益友。第四，左宗棠教导子女入世需“谨慎自抑”，且时刻不忘家国培育之恩。这一处可用于涵育子女爱国之傲骨、剔除子女傲气之心性，帮助他们找寻谨慎自省、宽和待人的处事方法，凡事不张狂、不轻慢，真正做到“胸有钱坤，面目清朗”。第五，左宗棠要求子女长怀“仁爱”之心，做到“乐善好施”“积德累福”，这展现出左宗棠实用哲学中的朴素义利观和心怀家国天下的济世抱负。一方面，“仁爱”的思想要求可用于培育子女的善心、善念，塑造其善行；另一方面，“仁爱”亦可成为矫治利己倾向泛滥和意识形态迷狂的“良药”，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的道德诉求不谋而合。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左宗棠作为晚清名臣、地主阶级自强派的代表人物，其教子观中包含大量的封建思想因素和政治因素。譬如，左宗棠对理学思想盲目迷信，要求子女时时、处处奉为经典而从之；再如，左宗棠所倡立的“经世”价值本质上是忠君思想的显现，其根本目的在于维系和延续封建统治。因此，需要就左宗棠德育思想的内容加以辨认、拣选，将其中符合当代价值准据并能切实为家庭教育、子女德性培育所用的思想内容呈现出来，方能“恰如其分”。

五、结语

无论是从内部视角探查，还是外部视角来看，左宗棠家风都具有比较重要的研究价值。一方面，从内部视角来看，左宗棠家风中所包含的家庭伦理思想在其思想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宏观来看，它既是其德育思想的重要表征，又是其为人为学之思的深刻提炼；微观来看，它不仅是其报国观的代际投射，也体现了他“轻科名，重实学”的人才选任理念和“重义轻利”的朴素道德哲学观点；另外从外部视角来看，左宗棠家风还具有强大“时空压缩”能力，它可能对当下的家庭教育和公民德性建构产生正性的促进效用。也正是基于以上，我们究察左宗棠家风的具体内容、建构或者说整理左宗棠教子思想的体系才具有意义可言。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发现，左宗棠家风的内涵被归纳至五个方面似为妥当，即志存高远、崇俭广惠、经世致用、谨慎自抑与知恩图报。综合来说，这五条家训又可被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即立志高远、崇俭广惠的修身思想，读书明理、力行致用的为学思想，内心自律、知恩图报的经世思想与乐善好施、积德累福的仁爱思想。我们应当审慎地看待、甄别左宗棠家风的当代价值，从中汲取养分的同时，也应当警惕其历史局限性，从而促使其发挥应有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