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期刊中的《五柳先生传》仿作

2018-08-15张萌萌李剑锋

天中学刊 2018年1期

张萌萌，李剑锋

晚清民国期刊中的《五柳先生传》仿作

张萌萌1，李剑锋2

（1.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2. 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仿写之作历代不绝。晚清民国年间期刊刊出的大量《五柳先生传》仿作值得关注。这些仿作依照所刻画的形象大致可分为高士、雅物与群丑三类，大多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展现了新鲜的事物和思想，体现了剧烈变革所带来的挑战和疼痛，表现了国人的抗日爱国的同仇敌忾和忧愤。仿作及其特点产生的原因与报刊传播效应的推动、时代价值追求的多元化和美学追求的新旧交融性等分不开。在如何发挥文艺经典的救世功能与自娱特性方面，仿作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范例。

《五柳先生传》仿作；陶渊明；民国期刊；接受

中国古代自传文大致可以分为写实和写意两途，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自传文兴盛的一个历史时期。据统计，这个时期现存典型的有自传性质的自序文就有32篇[1]，如曹丕《典论 · 自叙》、葛洪《抱朴子 · 自叙》、江淹《自序传》、萧绎《金楼子 · 自序》、刘峻《自序》等，这些自序文基本是写实性自传文。魏晋时期还产生了一种虚构性质的人物传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作者写意性的自传，最早和最著名的应该算阮籍的《大人先生传》，此后的名作有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南朝宋袁粲的《妙德先生传》等。而就传播范围的广泛性、传播历史的久远性而言，当首推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

《宋书》《晋书》《南史》和萧统的《陶渊明传》都无一例外地称陶渊明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当时人认为是“实录”，后世多理解为自传，遂用“五柳先生”称呼陶渊明，认为这是陶渊明的雅号。自“五柳先生”的形象诞生以来，人们从儒家、道家、玄学或者佛教给予其多侧面的深入阐释[2]。但无论用何种眼光审视，文中的五柳先生都带有写意的性质，所表现的是奠基于现实生活基础上的理想的自我形象，那种超拔世俗的隐逸情趣、诗意化的审美生活方式和清高刚正的人格追求等，都典型地体现了作者的性情和追求，给予后世深刻启迪；其艺术上的精粹流畅、幽默风趣、形象传神也登峰造极。总而言之，“五柳先生”的形象和表现形式，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耳熟能详的一个经典性的符号和有意味的审美形式。

先不说诗文中的典故运用，单就后代仿作而言，《五柳先生传》的影响也蔚为大观。第一篇模仿的名作是隋代王绩的《五斗先生传》，之后白居易《醉吟先生传》、欧阳修《六一居士传》等在表现自我个性、写作思路和语词形式等方面对《五柳先生传》多有挹取，保持了自传的基本风貌，也创造出新的自我形象。宋代以后，随着陶渊明声名和诗史地位的确立，《五柳先生传》更是得到广泛传播，成为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文学经典，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代和当代。在《五柳先生传》漫长而广泛的传播历程中，晚清民国年间出现了数量空前的一批“仿《五柳先生传》”，颇值得关注。根据上海图书馆开发的“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与“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统计，其中收录的“仿《五柳先生传》”共有70篇（其中有一篇于不同刊物发表2次，实为69篇）。本文就这些仿作的内容、艺术特点及其产生原因等作一考察。

一、高士、雅物与群丑——仿作的人物形象

与传统的相对摆脱形式束缚、侧重模仿陶作精神旨趣的文人作品不同，这些报刊上频频出现的《五柳先生传》仿作在形式上都是亦步亦趋的模仿，而大多仅仅保留原作的某些审美意味。这些作品有的赞扬安贫自守、滑稽放诞的高士；有的密集用典，吟咏雅物；更多则是借以刻画社会上的群丑形象，辛辣讽刺，针砭时弊，表达寄托，具有鲜明的现实性。

（一）新高士形象

《五柳先生传》所塑造的“五柳先生”形象，经过历代的接受，逐渐成为代表中国士人某种理想人格的高士。在晚清民国时期的69篇仿作中，有11篇直接继承了《五柳先生传》的思想内涵，赞扬现实社会中像“五柳先生”那样安贫自守、幽默放诞的高士。

仿作中的高士身份各异，他们有的是“言事不稍曲讳”[3]“颇诮当世”[4]的记者；有的是“跌宕风流，不守绳墨”，总喜欢“籍诗文讽世”的滑稽先生[5]；有的是常怀不平气，每“览史册兴废之由”“便抑郁忘食”的一介穷士[6]；有的是“幽居恬澹，不慕浮华”“绝不奴颜献媚”的“东篱处士”[7]；还有的是“忘人忘我，以明其心”的云水僧[8]……他们是新时代的高士，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即便面临“家贫”的窘境，仍都“不切切于势要，不急急于利禄”[3]，好似五柳先生般磊落坦荡，贫贱不移，一派倔强。

（二）拟人化的雅物

这类仿作共计7篇，分别是《冷香女史小传》《晚香居士传》《彩霞女史小传》《玉腰郎君传》《玉英女史小传》《元衣督邮传》和《金衣公子传》，立传的对象依次是菊、莲、蝶、竹、龟、鹦鹉等人们常以之寄托怀抱的事物，而且都运用拟人化的手法写物，密集用典，可谓无一字无来处。其中一篇写菊花的《晚香居士传》用典最为密集，简直可以称作一篇《菊花赋》，其拟人手法和幽默风趣又继承了宋元明以来的“菊花传”，如邢良孠的《黄华传》、马揖《鞠先生传》、杨维桢《黄华先生传》和童冀《鞠玄传》等。在此仅以《冷香女史小传》为例，窥其风貌：

女史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冷淡而体莹香，因以为名焉。常涉斜篱，露侵翠袖。好伴月，倩影婷婷；每遇良辰，便寻幽忘返。饶秀色，虽瘦不掩其姿；陶潜闻其艳名，备金玉（金精玉英见《群芳谱》）‍①而聘之。辛氏左女（傅统妻辛氏及左九嫔皆有菊花颂），咸进颂词。既归柴桑，曾不少离跬步。窗开云母，帘卷水精（用李义山《白菊》诗句）；玉盘捧糕（菊糕见《干淳岁时记》），金樽进酒（菊华酒见《西京杂记》）；晏如也。尝学驻颜之术，颇得其妙。徐娘丰韵，以此获存。赞曰：或人有言：“媲茂叔之莲姬，比和靖之梅氏。”其言兹若女之俦乎？三径赏烟，一畦听雨。月英氏（宇文虚中号白菊曰月英）之流欤？女华氏（张贲白菊诗雪彩冰姿号女华）之流欤？[9]

文章扣住菊花特点写其形色风神，惟妙惟肖而幽默风趣，尤其是幻想出与陶渊明的聘娶关系，令人会心发噱。

更有意思的是，这7篇仿作都在1919至1922年间密集地刊发在《小说新报》《新声》等几本报刊之上，有4篇的作者以“逸梅”为名，另有两篇署名“茂苑逸梅”，一篇署名“郑逸梅”。这几篇仿作当均出自郑逸梅之手‍②。郑逸梅是现当代著名的文史学者和掌故家，曾任报刊编辑，多写轶事趣闻，蔚为大观，人称“补白大王”。观其几篇仿作，广摭博采，与此期《五柳先生传》大量世俗化的仿作相比，充满古雅的情趣，显示了学人的修养。

无论是郑逸梅的《冷香女史小传》，还是众多有关高士、雅物的仿作，都烙印着深深的“陶渊明特质”。晚清民国时期写高士、雅物的作品直接继承了这份特质。钱钟书曾在《管锥编》中说，五柳先生“端由于‘不慕荣利’而‘家贫’，是亦‘不屑不洁’所致也”[10]。其实仿作里的高士也都像五柳先生一样，置身于众多矛盾和痛苦之中，不得不面对困窘的生活。真正可贵的，是在困顿中还要执意选择“不屑不洁”的道路、保持对雅物的敏感和倾慕，将心酸苦闷一点点调和酝酿成冲淡与超脱。

陶渊明写就《五柳先生传》的原因，也是晚清民国时期的作者仿作高士和雅物的出发点，即感佩于身边人物的高洁傲岸，不满于周围环境的势利污浊，激愤于现实，才更想歌颂理想之人格。于理想的人格而言，安贫自守、滑稽放诞并非生而有之的美玉无瑕，却恰若在污泥中拔节而出的莲花。

（三）社会上的各种丑类人物

与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五柳先生正面的典范意义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中的各类丑陋现象也被作者纳入观察与记录的范围。在69篇仿作中，有45篇讽刺了好逸恶劳、贪名逐利的各色人物，占总篇目的近2/3，大大扩展了《五柳先生传》的精神意蕴。在描写群丑的作品中，讽刺与挖苦的对象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腐败的官吏到左右逢源的“橡皮人”，从游戏无度、不务正业的空心大少到出卖色相、贪财放荡的“清倌人”，甚至还有收钱结案的判官，交钱买官的校长……作者着墨最多的内容有两类：一是对好渔色、游戏人生的中空之徒的讽刺；二是对腐败钻营的势利小人的挖苦。

首先是对好渔色、游戏人生的中空之徒的讽刺。在所有的仿作中，写中空之徒的篇目占了最大比重，有16篇之多。这16篇里，有的写“游戏无度，不务正业”的荷花大少[11]；有的写“三节结算，嫖账屡空；溜如也”的空心老官[12]；还有的写“巧语花言，不慕贞洁”的小倌[13]；甚至还有沉迷舞场，桃色纠纷层出不穷的舞迷先生[14]……他们沉浸于低级欲望的满足之中，不知家国大事，不问今夕何夕，享受的是“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15]92般浑浑噩噩的堕落快感。

其次是对腐败钻营的势利小人的挖苦。对势利小人的描写不仅是作者们着墨较多的部分，更是表现群丑形象最生动鲜明的地方。1919年《小说新报》所载《捐班校长传》堪为代表：

校长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尝输钱作校长，因以为号焉。见人发言，不一宗旨。好吹牛，不论何事；每遇好缺，便欣然运动。性嗜利，才短不能多得；当道知其如此，每多方以予之。得事辄贪，期以必富。纵有抨击，曾一概而包荒。舆论哗然，在所勿顾；吹牛拍马，两两兼工；欢如也。常以讥诮自夸，颇示己能。出尔反尔，言比毛轻。赞曰：邓绾有言：“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其言兹若人之俦乎？大度能容，自行其事。宰相之肚欤？城门之面欤？[16]

校长本是承担教书育人职责的神圣职业，这位捐班校长的职位却是送钱得来的，还一旦有了好职位便想运动运动。他没什么才华，还贪婪图利、吹牛拍马，且颇以此为傲：“大度能容，自行其事。宰相之肚欤？城门之面欤？”这一本正经背后的浓浓讽刺，令人莞尔，也让人感叹。

二、传播、启蒙与救亡——仿作的鲜明时代特色

相较于对陶作生命热情的继承，仿作更突出的特点还是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五柳先生传》69篇仿作的时间跨度有66年之久，对好逸恶劳、贪名逐利的各色人等的批判贯穿始终。第一篇仿作《三手小人传》写于1884年，这一年是光绪十年，法军军舰炮击台湾基隆、清政府下诏对法宣战，也是在这一年，电报接通北京。最晚出的仿作《唐先生传》写于1949年初，新中国成立前夕。通观诸篇作品，我们能够清楚地在其中看到时代变迁的痕迹。西学东渐的机遇与挑战、启蒙救国的思考与激愤为仿作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一）展现了新鲜的事物和思想

晚清至民国初期，在西方列强与西学冲击下，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剧烈变化，一大批前所未有的事物纷纷涌现。新鲜与蓬勃的时代风气在部分仿作中得到展现和传播。

西方社会思想文化最早系统进入中国的，应当是传教士们带来的上帝福音。诸篇仿作中，就有一篇极具宗教色彩的《圣诞老人传》，作者为“好施与，不求报酬”的圣诞老人立传，宣传保罗“施比受更有福味”的思想，赞叹圣诞老人不知是“飘渺间之仙”还是“极乐国之民”[17]，可见当时基督教观念之影响。

西学东渐的过程全面而深刻，不仅仅思想、文化、军事、政治等学科门类深受欢迎，科技、医学、教育等也引发了社会的强烈震动。要说给普罗大众带来最大冲击的新鲜事物，立竿见影的西药必可算作其中之一。《九一四先生传》一篇中，作者运用诙谐的拟人手法，深情赞颂了“秉性强烈，不慕虚名”[18]的特效药。有了西药，必然还有西医。“学术有维新象”的西医们“妙手回春，不慕横财”“好发明，不求专利；每有新药，便欣然赠人”[19]，在人人趋利的当时无异于一股清流。

伴随着西方新思想的传入，中国传统观念也受到了挑战。《无鬼先生传》[20]就为我们刻画了一位喜欢阅读《幽怪录》却不信鬼神，每当朋友以鬼证相质，便要运用心理、生理等西方理论进行辩驳的无鬼先生，十分活泼生动。

（二）表现了深刻的挑战和疼痛

当然，激烈的变动不仅带来蓬勃的新事物与新思想，随之而来的剧烈挑战和疼痛在仿作中也如影随形。

西方列强以鸦片敲开国门，家中“一灯荧然，不息星火”，最后“烂肚穿肠”的鸦片烟鬼在当时并不鲜见[21]。特殊历史条件中滋生出来的洋货买办也在仿作中披挂登场，他们“未读书，略解西语；每遇洋东，便爱皮不已”[22]，寥寥数语便将其媚外求禄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虽已进入民国时期，“方袍大袖，辫发长垂”的“曲辫子”还“常玩翎顶自娱”[23]，不通时务、腐化不堪。各色人等，重彩浓墨，令人眼花缭乱。

各种势力纷扰，最终在时代的浪潮中“脱颖而出”的，还要算“油滑好事”、欺软怕硬的“橡皮先生”。这些不务正业、只知钻营求利的势利鬼，正是作者进行最辛辣、最透彻讽刺的对象。作者痛批其为“西人之奴”[22]，早已“贞洁其外，烂污其中”[24]，是“猛虎样其人欤？乌龟样其人欤”[25]……振聋发聩的批判激烈到过于直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过往“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早已显得力不从心，清醒者们只能狠下一剂猛药，渴望着痛则思进。还有站在敌对立场的《毛猪别传》，污蔑革命势力“好咬仗，不爱同类”[26]，则又另当别论。

（三）表现了抗日爱国的同仇敌忾和忧愤

不同于晚清以及民国初期仿作的题材广泛，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关于《五柳先生传》的仿作，逐渐聚焦于战争这一主题。“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仿作共有9篇，其中6篇明确以战争及其相关问题作为文章主旨。这些仿作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表现了全民抗日的同仇敌忾。

《赤佬传》以“奸淫掳掠，横行无忌；好杀戮，毒辣残酷，戏弄良民，似鱼肉牛马”[27]的描写来揭露日军暴行；《留华驻军传》将总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28]的愿景与驻军打死车夫、枪杀学生的行径进行鲜明对比。还有“既可乞俄，又可降日”[29]的无耻党阀，“重握兵权而害民，甘为走狗不知羞耻”[30]的军阀，不学无术、四处敛财的旧官僚……百姓们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满腔悲愤无处倾吐，只好诉诸笔端，惟盼文字能化作利刃，剖开毒瘤。

悲愤中的作者将苦难的中国比作“老大先生”，哀其“疮痍百结，蓬首垢面”的不幸，怒其“不求富强，不计得失”的不争[31]。无数的爱国先生“跋涉呼号，不避风日；尽力演讲，心肝俱裂”[32]。他们痛斥，他们大声疾呼，希望借此将中国自荒凉之境地解救而出。

登徒子、鸦片鬼、势利眼、大辫子、抄袭者、军阀、党阀、侵略者、驻军……一切行为丑陋之人都是当时作者们攻击的对象。他们看似随意实则犀利地审视时代，用貌似戏谑其实冷静的笔触记录丑陋和苦痛。对当时的百姓而言，描写群丑的文章肩负着现实的重荷，被涂抹了明确的启蒙色彩；对作者来说，将这样的文章登载于报刊，是“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15]92般的宣告，也是珍贵的道德坚守。

可以说，近七十篇仿作贯穿了中国最为动荡混乱的一段历史。无论是摇摇欲坠的封建社会末期，还是仓皇建立的民主时代，社会的沉疴积弊都显得那么难以克服。动荡的时代往往激发人们忧愤的心声。陶渊明身处新旧王朝的更迭之际，他的隐逸情致以及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在晚清民国年间响应者众。

观察69篇仿作的出处我们发现，它们多集中出现在《余兴》《小说新报》等文艺性、趣味性刊物上，或者发表在报纸的幽默讽刺版块上。《五柳先生传》的仿作源于原作而又发展了原作，表现出幽默讽刺的鲜明艺术特色。

三、仿作及其特点产生的时代原因

王绩与白居易的仿作在古代的仿写作品中极具代表性，它们注重对《五柳先生传》隐逸情趣、高洁精神的传达，在形式上从来不是亦步亦趋的重复。晚清民国时期的仿作尽管题材内容形形色色，但在形式上，作者们简直是在一丝不苟地做填字游戏。一切文艺都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能够反映时代的风貌。我们要了解晚清民国时期大量仿作及其特点产生的原因，还需要探寻当时的传播条件，考察那个时代的价值追求与美学追求。

（一）报纸传播效应的推动

有学者指出：“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真正的大时代，一个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转折年代……是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蔓延至今、而仍未完成的现代性转型。这一转型，不仅是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且也是思想意识的转换，因而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就成为一部范式转换的思想史。”[33]如何进行范式转换？许多知识分子选择从报刊入手。

“报纸者，制造文明之利器也。”[34]在一定程度上，报纸可以说是“社会的良心”。它身具针砭时弊、引领风尚之功用，《大公报》就曾明确表示过自己的办报宗旨是“开我民智，化我陋俗，而入文明”[35]。晚清民国时期，报纸逐渐让闭塞成为过去，不断渗入百姓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中，一点点改变着国人的思维模式。报刊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自然就成了不同理念论战的战场，变为知识分子用来宣传思想的阵地。翻看晚清民国时期的报刊，我们常能发现作者或有意或无意间流露出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怀与国难当头的焦灼悲愤。

仿作以报纸为载体决定了其情感的激烈与语言的浅白幽默。报纸的受众极广，其主要读者是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群众。读者的阅读水平与文化层次决定了报纸文章的表达方式，报刊要想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就不能使用太过艰涩的语言，情感也不能太过含蓄。同时，自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白话文运动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与形势之下，虽然仿作沿用传统的文学体例，语言却越发浅白流俗了。

《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的千古名篇，从黄发小儿到耄耋老人，读书人恐怕少有人不知“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五柳先生。作者们纷纷以此为仿写对象，固然是感喟于五柳先生的风骨与情操，但文章本身扎实的群众基础想必也是作者选择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五柳先生传》亦步亦趋、直白套用的仿写形式，令本就熟悉原文的读者更容易把握仿作的行文结构，减少了很大一部分阅读障碍。

除此之外，仿作对《五柳先生传》的形式套用得越是直白，与原文的差异就越发明显。《五柳先生传》本是赞扬高士之文，如今旧瓶装新酒，内容却大多不再有过去的悠远醇香之味，满是辛辣呛鼻之感。新旧对比之中，显示出剧烈的冲突与张力，讽刺与劝诫就来得更为深刻有力一些。

报纸的传播效应大大带动了仿作的产生。69篇题材广泛、风格各异的仿传与当时的政治变幻、审美趣味、社会心理、民族精神融为一体，体现了时代的呼号，成为引人瞩目的篇章。

（二）仿作价值追求的多元化

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与朱光潜之间曾有一场十分著名的“静穆之争”。朱光潜发文称：“‘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36]同年鲁迅批评称：“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37]430。他还说：“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37]422“价值来源于现实生活和心理、理想的需要……现实和文化制约下的价值需求促使读者寻求灵魂的寄托、人生的知音。而向古代作家作品寻求知音、寄托便是读者（特别是特殊读者——作家）满足自我价值追求的途径。”[38]434朱光潜欣赏陶文中的平和静穆，鲁迅则偏爱其“金刚怒目”之作，两人之所以同读陶作而有如此大差异的阅读感受，正是因为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导致了不同的阅读侧重，决定了他们以不同的途径来满足自我的价值追求。晚清民国时期的仿作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的价值追求。有的仰慕高士、吟咏雅物，引五柳先生为知己，有的则奋力呼号，对社会现实痛加批判。

仿作价值的多元化表现还因为“五柳先生”这一形象本身就具有多义性。五柳先生的形象带有明显的理想色彩，其高尚的志趣、放旷的性情都如仙人般缥缈洒落，但因为同时凝结了陶渊明自身的生活经历与生命思考，又显得如此亲切可爱。同处战乱频仍改朝换代之际，有人在五柳先生身上读到闲静少言、忘怀得失的隐逸之趣，便仿作一篇借物抒怀，同陶隐士纵享田园；有人却感佩于其不慕荣利、以文章示己志的忠愤，便提笔痛斥社会之黑暗，与靖节公并肩而战。

（三）仿作美学追求的新旧交融性

可以说，出于不同的审美价值需要，现代读者对五柳先生这一形象所表现出的现代性和传统性进行了新的解读。

晚清民国时期是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与融合的时代，在“西学东渐”的强势冲击之下，不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有了巨大变革，普通百姓的审美趣味与审美心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总统府、中山陵等大批中西结合的建筑纷纷涌现，徐悲鸿、林风眠等人探索西方技巧与中国传统审美融汇的全新绘画技法，服饰改良后出现的中山装与旗袍……它们都体现了身处时代路口的晚清民国社会，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摸索平衡，在本土传统与外来特色中走向贯通与交融。

仿作的美学追求也体现出了鲜明的新旧交融性。前文我们曾经说到，仿作中出现了大批的新鲜事物，如西医、西药、圣诞老人等，也包含了许多旧有现象，如梁上君子、不倒老翁等。但在众多仿作之中，新与旧从来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彼此相融，产生了奇妙的混合。

金钱判官“性嗜钱”，却因为“法在不敢常得”，律师知其如此，便“摆酒席于柳巷而联络之”[39]，明明是一众“维新之士”，还要用“传统”的中国方式来解决问题；身为“开通社会，以此自期”的报纸编辑，身上却有着“倜傥滑稽，不畏权贵”[3]的魏晋风流。至于安贫乐道的圣诞老人、喜欢读幽怪传奇的无神论者，他们也可说是中西文化交融后的产物。

当然，除了时代新风为晚清民国年间的仿作打下了深深的思想烙印，标注了文章的形态与特色之外，陶作本身的平淡与热情也是镌刻于仿作内部的精神基因。平淡闲适的渊明风流令人在国危世乱、民生惨苦的时代里，还能躲进一处平和愉悦的净土，深深喘一口气。同时，陶渊明又是富有醇厚深挚的生命热情的诗人，是一位对人生追求极热烈的人。“文明和异化的二律背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38]94，陶渊明生在动荡的时代，生而敏感的他面对社会发展进步带来的巨大疼痛，一方面痛苦、愤怒于家园与道德的丧失，另一方面从田园耕读中积极寻求与之抗衡的精神力量。身处类似的社会背景，晚清民国时期的作者们实在太容易与陶渊明产生共同的心灵律动。国之大厦将倾，外来与传统碰撞出激烈的火光，恰如毁灭前的绚烂烟火。晚清民国时期的作者们嬉笑怒骂，讽世明道，其姿态与魏晋风流无异。鲁迅曾说：“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40]。激烈情绪背后，是同两千年前“身入化境、浓酣忘我”[41]的热情心灵的亲切呼应。世代更迭之后，我们还能在晚清民国时期的众多仿作中，读到一脉相承于陶渊明的忠愤之志、自然之心。

综上，从晚清民国时期的仿作中，我们既能看到其对《五柳先生传》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的继承，更能体会其中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创造，由此可以窥得西学东渐、启蒙救亡的社会风气，寻找作品与报纸传播、文艺风气、价值追求之间的关联。弹指百年，这些仿作于今日的我们仍有切实的借鉴意义。

“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自古便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心中，晚清民国时期的知识者亦然。因此，众多作者借助对《五柳先生传》的仿写来揭发伏藏、针砭时弊，以公众代言人的姿态作启蒙与救亡的呼号，促进社会变革。面对文明与异化的二律背反，如何发挥文艺的救世功能与自娱特性，并在二者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而《五柳先生传》的仿作提供了一种良好的案例。通观69篇仿作，其中大部分作品的文学艺术价值较为平常，但却从多方面凸显了原作的艺术特点和魅力，对于读解原作和体会作文之道都有很好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