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

与1920年代的那一群逐渐进入学科式研究的新儒家相比，梁漱溟和张君劢等人更倾注心力于现实政治社会活动。梁漱溟虽然曾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并因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而获得巨大的声誉，但不久便离开大学而投入到现实的政治实践中。从192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到组建政党、1949年之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既想当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又想将他的独特思考落实到政治社会秩序的创构中。

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使命自任的梁漱溟，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态度，并形成了他对于中国民族精神和文化形态的独特认识。已经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相关专题的分析阐述，在此不赘。笔者试图从梁漱溟的“理性”概念入手，分析其理论思考与政治社会实践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以此为出发点，解释梁漱溟看似前后不一的政治立场之间的贯通之处。

梁漱溟十分看重“理性”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他说：“想明白中国过去的文化，及中国未来的前途，都要先明白这个东西——理性。”*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1页。我们知道，现代哲学中的“理性”(rationality)概念是由西方传入的，在其丰富的含义中包含有人类独特的思考力(与本能相比)，或者与信仰对应的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以及通过思考决定自己行为的能力。然而，在梁漱溟的概念体系中，他更愿意用“理智”来指称习惯上属于“理性”的那种能力，认为人类在进行判断推理过程中，难以区隔道德和价值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