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旭彬

中国人喜欢喝热水，这个习惯是怎么养成的？

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人自古便有喝热水的传统。

此话只说对了一半。

基于卫生原因，上层中国，确实有着悠久的喝热水的传统。

明代天启年间，大臣杨涟因弹劾宦官魏忠贤而遭到迫害。屡受酷刑拷打后，杨涟“知珰意不可回，每晨起多饮凉水，以求速死”。

欲“饮凉水求速死”，显见杨涟相信喝凉水有害身体健康。那么，未入狱前的杨涟，自当以喝热水为日常生活的首选。

但基于经济原因，底层中国，还有着同样悠久的喝凉水的传统。

唐武宗时期，日本僧人圆仁来华，见到山东一带普通百姓“不曾煮羹吃，长年惟吃冷菜”，来了极贵重的客人，“便与空饼、冷菜”，作为招待的佳肴。

这些底层人，因燃料缺乏，热菜热饭都没得吃，自然更喝不上热水。

宋元时期，出现了独立运营的茶肆、茶楼、茶坊，喝茶的风气深入底层社会。但普通人还是承担不起烧开水煮茶的燃料成本，所以，茶贩们提着茶壶沿门挨家挨户叫卖“点茶”（用沸水泡茶），就成了一门很兴盛的生意，名叫“提茶瓶”。因为煮开水比做饭更费燃料，宋元时期的普通人家，日常生活中，“除了做饭（外）不生火，不准备热水。……一般家庭一年四季喝生水，只有老人和生病的人才煮开水喝”。

到了清代，“戒饮凉水以防坏腹”的中土风俗，仍只存在于上层社会，多数底层民众继续喝凉水。

当然，如果水太脏，也会做一些有限的处理。

比如，乾隆年间，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他们注意到，天津白河两岸民众，并不直接饮用混浊的河水，而是“把河水取上来之后，把一些明矾放在一个穿孔的竹筒内，然后把这个竹筒放在水里搅动”。明矾可以沉淀河水中的泥沙等悬浮物，但杀不死河水中的病菌。

进入民国，西方细菌学说传入，“喝热水”获得科学支持，知识界呼吁民众喝热水的声音变大。政府转型，也意识到自身在公共卫生方面负有责任，开始断断续续向民间推广喝热水。

比如，1918年前后，京师警察厅曾针对北京民众直接饮用生井水一事，多次利用媒体“婉言相劝”，宣传凉水应煮沸后再喝。

针对当时流行的汽水，警察厅也制定了行业质量标准，要求“所用之水必须清洁熟水，至少须煎沸至三十分钟之久，须用砂锅过滤一次以上，不得仅用布滤其水，滤内之砂或炭每一日须用熟水洗涤一次”。

政府与知识界从卫生角度宣传“喝热水”，但是否能够收效，仍取决于经济角度。

在经济发达的上海、芜湖等东南沿海城市，“熟水店”的出现，同时解决了底层民众喝热水和节省燃料的双重需求。1930年代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的一份关于上海工人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因价格便宜，除饮用水外，工人们连煮饭用水，也直接购买“熟水店”的开水，以节省自家的燃料费。

在更广阔的農村，也可能有类似“熟水店”一类卖开水的铺子存在，但迫于经济压力，普通民众仍选择继续喝生水。

1949年之后，官方全面加强了“喝热水”“喝开水”的宣传和推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一再号召“要反复教育群众喝开水和消毒过的水，不喝生水”；官方编纂的各种《农村卫生院课本》也一致要求“卫生员应当积极宣传喝开水的好处，带动群众养成喝开水的好习惯”。

这种推广在城市比较顺利。城市居民的热开水供应大多由其所在厂矿、机关负责，凭票购买。这种供应一直持续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

在农村，类似的开水供应，只在“公共食堂”时期（1958年～1960年）短暂出现。公共食堂失败后，因大炼钢铁导致燃料更加短缺的农村，又恢复了喝凉水、喝生水的传统。20世纪70年代，官方提倡搞“人工沼气”，核心宣传内容之一就是“办了沼气，解决了燃料不足的困难，改变了部分群众原来喝生水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全国推广省柴灶，核心宣传内容之一同样是“解决了农村部分群众喝开水难的问题，方便了群众的生活，节约了柴草和煤炭”。

无论城乡、无论贫富，多数中国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喝上热水，时间已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距今不过20年。这一点，我们可以由保温瓶的普及程度得知：1957年，全国保温瓶年产量只有0.3亿个；1975年只有0.69亿个；1983年，年产量飙升至1.38亿个；1984年达1.49亿个；1988年为2.07亿个；1994年为2.38亿个；1997年为2.66亿个，达到了峰值。

回到开篇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喜欢喝热水？

因为中国人特别不容易，才刚刚喝上热水啊。

（摘自“腾讯·短史记” 图/高加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