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姐姐，小时候我跟她共睡一张大床，我睡觉不太老实，常常一只脚撂在了她的肚皮上。她被压醒，一摸是我的脚，顺手就掐。我疼醒了，也掐她。于是两人就吵，一旦动手，吃亏的当然是我。我就哭。妈妈只好当“法官”。“哭的先说。”于是我就说。往往说不了两句，姐姐就抢过话头，说是我的某句话太刻薄，她忍不住才动手的。妈妈听了个大概，说：“一个手贱，一个嘴贱，各打五十板。”

谁料想，我和姐姐分别后，感情很快就好了起来。

1974年姐姐下乡，我们一别就是好几年。后来我当了兵，姐姐进厂当了工人。1979年一起参加高考，她在西安，我在成都，靠著通信互相鼓励。我们都上了分数线。我被录取了，她却没能跨入大学校门。我难过极了。她却没表现出太大的失落，还给我寄来10元钱，很像个姐姐的样子了。

再后来各自成了家，做了母亲。现在我们之间，不仅是姐妹情谊，还有一种知心朋友的味道。

我还记得小时候有一回她非常气愤地“告状”：“妈，山山今天不叫我姐，叫我名字。”我分辩说：“那么多人，叫姐的话谁知道是谁的姐呢？”姐姐说：“你的声音我还能听不出来吗？嗲声嗲气的。”从此后我再没叫过她的名字，一直叫姐。从“嗲声嗲气”叫到今天，再从今天叫到苍老。这，抑或也是一种人生幸福吧。

（摘自《37°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