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煜

20世纪60年代的爱情和婚姻，被赋予了许多革命的色彩。

1964年9月19日上海《青年报》报道了上海光学仪器厂青年叶佩君的婚礼，是在宿舍俱乐部里举行的。屋子正中高挂着一幅毛主席的像，墙上还挂着同志们送的对联，上面写着：“创业成家，三十而立……”新婚夫妇这天晚上同往常一样穿着相同的衣服，胸口戴一朵大红花。婚礼开始，新婚夫妇先恭恭敬敬地对毛主席像鞠躬行礼；接着，厂团委书记和同志们热烈祝贺。祝贺的同志们还纷纷以节目助兴，有的唱歌，有的说相声。最后，在新郎新娘合唱《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婚礼结束。

那时城里的人们结婚大都在晚上进行，因为白天得用来干革命工作。基本程序是：新郎、新娘共唱《東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学两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向毛主席像三鞠躬；向家长三鞠躬；新郎、新娘互相鞠躬，也是三次；向来宾敬礼；分发喜糖；婚宴基本上是没有的，大多是请帮忙的人吃碗面条，面条里须放鸡蛋两只。

在农村，情况稍有不同。

唱《东方红》、学语录、向主席像三鞠躬这些程序基本上相同，不同的是农村是讲究“做席”的。那时候的“席”很简单，买点猪头、猪下水，用圆白菜炖，熬白菜、萝卜时加些肥肉和肉皮，这两样菜往桌上一端，再打上2斤散装白酒，就算是一“席”了。

未婚夫妻的定情物也带有浓烈的革命色彩：双方互送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俗称“红宝书”）。

除此之外，如果条件允许，女方会买一两斤毛线，织成毛衣送给男方。而男方送给女方则大多是素色手绢和笔记本。笔记本的扉页上总要写一些“乘风破浪”“共同进步”之类的革命性言语。

到了“文化大革命”，婚姻中男欢女爱的感情成分完全被阶级斗争所淹没。“亲不亲，线上分”——阶级不合，观点、路线有异，夫妻便会反目，便会互相斗争，互相揭发，一个小家庭，也要严格地划清界限。“文革”时期“情爱”是禁区，却不妨碍男婚女嫁。只是，那个时候人们谈婚论嫁时，首要的标准是看出身，看成分。工人和贫下中农成分是硬杠杠，共产党员是最佳配偶。地、富、反、坏、右分子或他们的子女，即使男子高大英俊，姑娘貌美如花，也常常俊男娶丑妇，靓女嫁恶夫。虽说不合理，但却是那时的“时尚”。

60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时期无论办什么事，都要先念一句语录。

有一位老太太去买菜，售货员说：“‘为人民服务，你买什么？”老太太说：“‘愚公移山，我买萝卜。”说着她就在大筐里挑起萝卜来。售货员见她挑来拣去，很不耐烦，就在一边说：“‘要斗私批修！”老太太头也不抬，继续挑着，口里念叨着：“‘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那时，背“红宝书”中的毛主席语录，不仅是赶时髦，而且也是生活需要。理发买菜，辩论吵架，都用得上，谁背得熟、背得多，理就在谁这边。

有人掂起一根黄瓜，问售货员：“‘斗私批修，多少钱一斤？”

对方答：“‘毛主席万岁！一毛五。”

有人买扒鸡，先交了钱，售货员把鸡递出来，同时说一句：“翻身不忘共产党！”

顾客一心垂涎扒鸡，没言语，只顾伸手接鸡，不想售货员把鸡果断收回，又厉声重复一遍。顾客恍然大悟，急中生智说：“吃鸡不忘毛主席！”才得到扒鸡。

一位老太太买豆腐乳，售货员不接钱，而是说：“要斗私……”

老太太说：“闺女，我不要豆腐丝，要豆腐乳。”

售货员瞪眼嚷道：“要斗私……”

旁边一人看不过，帮老太太应答一句：“……批修！”

售货员这才卖货。

《毛主席语录》是毛泽东著作中名言警句的选编本，因为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文化大革命”中被普遍称为“红宝书”。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无不知晓“红宝书”。那时，人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红宝书”不可不带，连结婚送礼也必少不了一本“红宝书”。

仅“文化大革命”几年之内，国内外就出版了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500多种版本，总印数为50余亿册。在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男女老幼人均1.5册有余，被国际上公认为“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红宝书”里面的许多警句并未过时，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等等，这些警句已经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发展和思想变迁。

（摘自《中国生活记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图/黄文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