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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中的富二代

2018-08-14

世纪人物 2018年8期
关键词:王婧

1

大学刚毕业,王夫也去投行干了几个礼拜,就决定要走。

王夫也认为自己看透了投行人的处境:虽然外表光鲜,但实际上也是给别人打工,“天天背着俩包,也挺苦的。”他认为这不适合自己,他手头做的第一个案子、一个高端内衣品牌的收购案还没结束,他就决定撤了。

接下来,王夫也做了两年个人投资,然后成立了一支风险投资基金,名为“集结号资本”。他给20几个富二代朋友打了一圈电话,搞定了一期募资。

中国正出现一批这样有折腾资本的年轻人:1990年代中国崛起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如今他们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从小目睹了父母的创业经商历程,对如何经商有家学渊源;普遍在海外留学,有国际视野;以及,有钱、有资源。

接班是一种自然的选择,但他们的身份出现了错层——上一代中国的中国产业结构,制造业、贸易、能源矿业、地产等传统产业占大头。对年轻人们来说,这不太酷,而且,中国产业机构正在转型,好机会更多出现在新商业领域里。

王夫也在集结号资本的合伙人付建忠,家里做的是有色金属尾矿处理的生意,年收入过亿。付建忠佩服父亲白手起家的经历,但海归背景的他干了两年后,发现自己不想绑在这家十几年的公司上,整天与矿主和国企的领导打交道。“我父亲的公司是我不太感兴趣的领域。”

“我喜欢做我自己的事情。”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之子黄斯沉选择出走——黄怒波虽然以诗人的身份闻名,但他创办的中坤集团其实是一家做地产和度假业务的公司,在北京大钟寺有一个“中坤广场”。黄斯沉之后在投行干了两年,因为喜欢体育——他曾陪父亲走过北极,在零下30多度的冰面上,跟着罗盘走了7天——他三年前选择创立了一家做体育IP的公司。

生于1994年的黄静逸,父亲90年代下海,做进出口贸易、煤炭、地产。她大二就开始创业和投资,3年里掌管了5、6家公司,投拍了7、8部网络电影。她的第一桶金源于,因为长得好看,有人想找她拍电影,这启发她自己去投资拍片,4年前她拍的一部网络大电影,30万本金,最后赚了300万。

“有资源的创业者,和没资源的创业者,不是一个品种。”黄静逸说。她认为创业成功需要4个条件:有资源,有项目,有方法,坚持做下去。她认为资源和项目对普通人可能都是挑战,而对于创二代来说,需要突破的则是第四点。

虽然没成功的项目为数不少,她“选择性地遗忘”,“就算没有做成,这是我自己的问题,但我一定能在里面有收获,这是我的成长。”黄静逸说。

已经站上前人肩膀上的二代,他们的作为值得期待——80后富二代中,家里开水泥厂的王兴连续创业,现在美团已经是一家数百亿美元估值的公司;也出生于商人家庭的张旭豪则创办了饿了么,卖给阿里时售价95亿美元;家庭背景最显赫、在文化游戏产业里动作频繁的王思聪,其在投资领域的一些不错的表现也时常被人提起。

但换个视角看,富二代并没有吃苦的必要,在商业世界和创业环境中,这是一个矛盾的组合。

“投资人不投富二代。很少,因为他害怕你是玩票的。”家里有一家创立于90年底、如今年利润过亿的药企、自己在教育行业创业的王婧基于亲身经历说。

一笔500万的投资,对于风险投资机构而言很重要,但对于很多创二代而言,可能只意味着一台跑车。“亏了就亏了。怎么样了?我赔给你好了。”王婧说,富二代更多是这种心态。

2

王婧穿着一身黑色的MiuMiu套装,电脑上放着全英文的PPT,为她参与的一个留学生教育项目回国融资——在海外留学时他们发现,留学生们在择业有很多困惑。项目的创始人也是一个富二代。

“湖南大学你们怎么打?”对面的投资人问。“你们从就业办公室,还是从团委入手?”

“当时我就懵了,我都不知道这是啥。”王婧对36氪回忆说。

投资人用“不接地气”形容他们的团队。并把这四个字拆解为几个方面:你们团队比较年轻;你们不了解中国市场;业务结构单一,留学生的细分市场太细了……

40多天里,他们连续见了几十个投资人,结论都差不多。最后,创始人动用家里的资源,找到了两家基金联合投资了500万美金,这个项目才启动。

“不接地气”的生活,王婧在美国的时候习以为常。那时候她开一台兰博基尼,纽约哪个大牌上了新一季的包包,她就和身边的小姐妹一起去拿货。每周她都参加party,在会所或是朋友家,一推门满屋子鲜花和香槟。年轻、有钱的女孩们个个穿着精致,炫耀美丽和财富。

“很浮夸,(就是)你能想象到的,Ins上的那种生活。”王婧说。

从美国回来,王婧打包了四十多箱衣服、鞋子、包,海运了4个月才到上海,她没时间整理,箱子运过来完完整整摞在角落。上海空气潮湿,过了很长时间她才发现,几双缎面镶着钻扣的鞋子、香奈儿的羊皮包和羊绒外套都长了霉。

刚回国的时候,王婧很不适应。他们在上海杨浦区一处联合办公空间租下6个工位办公,电梯间包着木板,站在她身边的常常是扛着建材的工人。上海常下雨,她的鞋子不是皮底就是光底,每隔几个星期就会废掉一双。

富裕生活所养成的惯性,王婧发现,在她创业之后,特别是面对投资人的时候,是一种无形的负资产。

黄静逸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和朋友合伙做了一个服装品牌。她投资100万,请了迪奥的设计师,做了几百套衣服试卖。定价的时候,她跟圈子里的朋友做“市场调研”:“一件衣服卖2000块钱,是不是太便宜了?”她自己穿衣服,經常也要1、2万一件。

“太便宜了!”她们都告诉她。最后,她发现衣服做出来真的就只有她们买。

服装的项目持续了1年多,一直销不掉。黄静逸不愿意降价处理,宁可堆在仓库。最后这些库存成了她和助理的私人衣橱——她的助理,也是她的合伙人之一,家里是做地产生意的,后来和黄静逸合伙创业。她们拿了一部分送人,剩下的自己穿,半年没买新衣服。

黄静逸承认,那个时候她不懂市场。“他们说我不接地气。我一直认为我在市场里,后来发现我不在。”

和王夫也一起成立集结号之前,付建忠也曾经和一帮英国留学圈的富二代朋友,在广州有过一段短暂的创业经历。他们做的是一个企业给员工发福利的电商平台。大概的模式是:企业向员工发礼品卡,员工用礼品卡在他们的平台上选购产品,商家可以给企业提供优惠。

因为合伙人家里在广州当地“很有背景”,他们很快拉来本地一些大企业作为种子用户,和商家的合作谈的也很顺利。但资源消耗完后,项目的增长遇到了瓶颈,促活成了大问题。加上股权分配上的理念出现了一些不一致,他最终离开了这个团队,回到了北京。

在付建忠看来,很多富二代选择创业,是因为既不想毕业就回家接班,又不想打工,因此管家里要了一笔钱,热情高涨地说要创业。遇到挑战了,才发现创业原来这么难。

上一辈则没有放弃的可能。付建忠记得,他上中学的时候,有几年房地产泡沫,父亲的工程队很不景气,父亲下决心转型,自主研发有色金属尾矿处理技术。这项技术最初的研发和推广都很难,有一次父亲出差2周,回到家瘦了一圈,两鬓都白了。他最佩服父亲的地方,是从未停止创新,每年都会把技术重新迭代一次,现在已经有五个版本。

付建忠最终离开了这个团队,回到了北京。

3

回到北京后,付建忠有一阵子经常泡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咖啡馆。

那时候正值创业大潮。很多项目几个月内估值连翻数倍,投资人退出回报几百倍。暴富的消息不断刺激着创业者。付建忠也被大潮裹挟着开始看一些项目,他觉得,这比父亲的生意有意思多了。

付建忠在英国留学时就认识王夫也,王夫也当时也做了一些一笔三五百万的投资,后来觉得,用自己的钱投资风险承担能力低,不如募一支基金。钱来自富二代朋友们,他们跟这些年轻的LP们说“不保底,亏了别赖我”,而投资的方向是新消费、新内容、新技术。

一期募资靠的是哥儿几个“刷脸”,“但脸不能一直刷下去”。压力的核心是要对业绩负责。投资的工作看起来轻松,但在起步阶段,他们为了了解市场,常常一天要看5、6个项目。

不幸的是,市场那是开始泡沫化。他们是一支新基金,找项目的渠道有限,还遇到了一些不靠谱的FA,跟着投了一些烧钱的O2O、社交类项目,为此交了不少学费。

“那会你不懂嘛,但是因为吃了这些亏,你就懂了。”王夫也说。渐渐地,他开始知道市场里哪些人、什么CEO是靠谱的,在早期投资市场上,找到靠谱的人是关键。

集结号一期基金的投资项目、孵化器“将门”的年会上,邀请王夫也上台演讲。他举着麦克风开玩笑说:“我觉得将门牛,我更牛逼。”

集结号刚成立时,他们没什么找项目的渠道,到微软加速器“蹭”项目看。将门3个联合创始人,原本都是微软加速器的高管,后来就被王夫也“忽悠”出来另立门户。

“我给你十趟去微软的机会,你能发觉这个团队的价值吗?有价值,你能把他们聊出来吗?那是我的嗨点。”王夫也说。

同年年底,集结号二期募资2亿。付建忠告诉36氪,他们跟一些母基金聊过,对方要求退出业绩,这对于成立时间不长的新基金而言条件比较苛刻。反而是产业大佬,有资产管理的需求,对他们更宽容,也会给资源协同。

付建忠也会用父亲的钱做一些个人投资。父亲从前还会对他“说教”,自打他们合伙成立了集结号,他就不再干涉了。他弄不懂风投的逻辑,索性不再过问。

“我一度还挺失落。他可能觉得,我做的这行,他已经不太懂了。”付建忠说。

传统商业向新商业进化,新的生意和打法,旧时代的英雄们已经有些眼花缭乱。

黄斯沉第一个体育赛事IP为“X-Mudder泥泞障碍赛”——这是黄斯沉在美国体验过的一项小众运动,参赛者需要在泥地里跨越障碍和关卡,完成挑战。黄斯沉认为,类似的障碍赛在中国市场是空白。

造IP是件挺难的事情。“X-Mudder”2016年第一次在北京以外的城市落地。黄斯沉两天之内跑了五个城市。早上在深圳,下午去广州,晚上飞重庆,第二天去成都与合作伙伴回合,晚上回北京。如果按照黄斯沉的设想,靠卖IP授权挣钱,这是一条很长的路。

做到第3年的现在,X-Mudder北京站在奥森公园办了一场,现场来了几千人,规模是最初的十倍多,业务在增长,但新融资还没有着落。黄斯沉拿着对讲机盯场,在接近40度的大太阳地里跑前跑后。

黄斯沉不愿意谈父亲的企业,觉得让职业经理人管挺好的。但他羡慕他父亲那一代的企业家,身边能有几位跟随十几年、二十斤的老部下。而全民创业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企业中层力量的缺失。在传统企业,新员工进公司往往有个“师傅”指导,他们在公司呆上3-5年,熟悉业务,和同事培养默契,然后获得晋升的机会,逐渐坐上管理岗。而现在的企业,新员工来了又走,普遍干不久。很少会有人在一家企业为自己做5-10年的规划。

黄斯沉正在学习如何管理:他希望给同事们营造平等对话的环境,但面对类似一个销售员3、4个月没开单的情况,他也要拿出老板的态度。近期他的一次反思是,新的赛事产品上线,本该参与内测的人失职了。黄斯沉发了火。他把他们叫到办公室,往墙上扔了一只杯子。没有伤到人,但可能伤到了自尊心。

王婧现在已经不穿真皮底的昂贵鞋子了,改穿球鞋。不久前,王婧和创始人在北京SKP约客户谈事情,想到很久没买衣服了,到商场逛了一圈。结果发现“太陌生了”,最后什么都没买,回去开会了。

创业以来,王婧感觉自己和从前的生活脱節了。她现在每天9点钟上班,经常工作到11、12点。早晚她会到健身房游泳或是做器械——不是为了保持身材,而是为了保持精力,工作能够专注。

王婧已经很少去穿着昂贵的纯社交场合了。这一方面源于,她20万年薪,收入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之前就是party,我就是需要party和出去拍照片。”另一方面,“人家也都不带我们玩了,觉得很无聊,你们天天也很忙。”

王婧考虑着,回去帮帮父母。去年过年,她陪他们跟集团的CEO、财务、人力和车间的高管一起吃了个饭。他们跟她聊医药集团业务,她则跟他们聊创业,他们取得的成绩和磕磕绊绊。

年轻的管理者想要服众,就要能跟她从小叫叔叔、伯伯、在这家90年代成立的公司里工作多年的高管们能对等交流。王婧参与创立的这个教育公司,已经拿下3轮融资,创业经历是王婧的筹码。

王婧认为,药厂们都盯着想把实验室研究成功商用化,AI的场景化运用可能是市场的新机会,但也蕴含巨大的风险。王婧如果回去掌舵,探索新方向的重任就落在她的肩膀上。

王婧认为,二代接班,比较成功的案例是新希望集团刘友好的女儿刘畅。“虽然你不知道她做什么事情。你能看到的是公司业绩的增长。”

一位投资人对36氪说,现在“工业4.0”、工业自动化的兴起,某种程度上也跟“二代”的视野、改造父辈企业的强烈愿望密切相关。

4

在美国做留学生市场的时候,王婧接触过一些年纪更小的富二代。家里的背景有大型地产公司、政商集团、能源国企,到煤老板,高利贷主……她认为那个年龄的孩子,很骄傲,也很焦虑。他们有享乐和炫耀的诉求——她将这种攀比的心态,概括为大部分富二代在成长期,父母忙事業,从小缺少父母的关爱,因此长大以后,希望从群体中获得关注和认同。

他自己就是如此,小时候父母经常忘记接他放学,有一次他在路口等了4个小时,卖烧饼的老伯收了摊,把她带到派出所,警察给她父母打电话接她回家。开家长会,她家里从来是其他人做代表。有一次父亲难得去了,原本应该去高中,结果去了她初中的学校,回来跟她说,“哎呀,你都念高中了。”

但在狂欢结束之后,这些富二代们也会思考,自我的价值在哪里。“我可能一辈子都达不到我爸那样,那我怎么定义我自己。”

黄静逸认为,富二代的成长是分阶段的。早期可能是炫耀、攀比,以此找寻一些同类。然后有一部分人会“觉醒”,开始工作、创业,证明自己。每次听到圈子里年纪小的二代,抱怨不喜欢被称作二代,黄静逸就忍不住反驳:“没有你爸妈,你是什么?你想让别人看到你的能力,今天先把你的能力拿出来。”

最近,黄静逸投拍的一部商战电影,刚刚在院线上映。这部电影原计划6个月上,因为拍摄延期及后期审查问题拖了2年,预算超支一倍多。这也让她明白,“世界不是像我想的那样。就算我想对了80%,还有20%是不由我控制的。”黄静逸说。

失败就失败了,黄静逸相信自己未来一定会成功。毕竟,对于中产而言,创业失败了可能直接跌落到社会底层。而创二代失败,交一笔学费就够了。

王夫也能够理解父母的难处。他5岁之前没怎么见过他们,6岁被送到寄宿小学,13岁送到英国留学,调侃自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你要知道他忙的意义。他如果不忙,没有我现在的生活。我蛮感恩的。我觉得这社会,一定是有报有还。”

对自己是否能像父辈那样成功,王夫也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不败”。华谊正从影视扩张到实景娱乐等领域,他知道转型需要阵痛,给自己设立的底线是,“一定要在牌桌上。”

在家里的尾矿处理企业工作时,付建忠到太原出差,落地后坐了几个小时的车到矿上,漫天风沙,和他年级差不多的工人们眯着眼睛干活。中午他和他们一起吃饭,就在临时搭的棚子里摆上几张饭桌,砖砌的灶台里生着火,大铁桶里白菜炖豆腐,十几个工人就着馒头吃。

当晚,付建忠飞回北京,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party。国贸三期云酷酒吧,十几个年轻富二代推杯换盏,一瓶酒几千块钱。付建忠高处看北京,那一刻他觉得,这个世界还挺魔幻的。

几年前,父亲曾经要送他一台价值不菲的超跑,年前订了车,但等配置的过程中,父子俩吵了架,父亲一怒之下退了车。后来父子俩关系缓和,约着在北京见面。当天,父亲开着那台车来了,“你现在干的还行,车奖励你。”

付建忠挺感动的,但现在他已经把那台车“处理”掉了。他现在创业,用不着这台车了。采访这天,他身上穿一件黑色T恤,说是在网上花了100多块买的。

这辆跑车前一半的故事是,他还在父亲的公司上班时,一次父子俩大吵一架,他把银行卡、车钥匙通通扔到父亲面前,告诉他“我不干了”,然后搬出家走了。之后他自己找了个咨询公司的工作,有了一点储蓄,就买了新款的ipad、单反镜头,给父亲寄了过去。“我就想告诉他,我干得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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