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博

读近代东亚的历史，人们不禁会感到疑惑，中国与日本这两个所谓一衣带水的国家，几乎同时被置于“西力东渐”的历史变局，为何走进了两种不同的历史境遇？这也是东亚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常新课题，中外史家各展其技，对此提出了种种不同解释。马国川先生的新著《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则以近代日本人物研究为主线，以思想史的进路接榫比较史学的研究格局，给出了解答这一问题的新思路。

《国家的启蒙》探讨日本明治维新的缘起，及其后续发展给日本近代历史带来的深远影响，并借此观照同期被西人以铁血手段叩关而入的中国，探寻其何以走上了另一条转型路径。

“启蒙”一词具有丰富的蕴涵，其在欧洲的思想原型，以告别蒙昧为其核心精神。正因为此一原因，胡适不大愿以“启蒙”来指称新文化运动，而更乐于称其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本书以启蒙为题，若沿这一思想脉络观察，则似乎暗示明治日本的首要历史使命亦是告别愚昧与黑暗，追求进步与光明。而明治日本之所以能走上这条康庄大道，如作者所一再论及，离不开明治时代思想界与政界诸位贤达的远见与睿智。

本书用文学式的细腻笔触，以思想史的宏大视野，生动评述参与合奏“明治变革进行曲”的诸多思想巨匠和政治英豪，可以说是明治维新诸贤的“群英谱”。昂首居于这一谱系首位的，自然是日本近代史上百科全书般的思想家福泽谕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