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键

在通常所称“康乾盛世”的100多年里，大清三朝天子的对俄交往既一以贯之，也各具个性：康熙帝坚定果决，先兵后礼，签订了一个基本平等的边界条约，带来了东段边界的持久和平；雍正帝坚定而不果决，反复犹疑，但也在三个界约基础上签署《恰克图条约》，开通商贸渠道，使两国有了较稳定的中段边界；乾隆帝则是尊威无边，坚定果决加傲慢，识破沙俄“借道黑龙江”的图谋，而在外交公文中发泄愤怒，肆意羞辱对方，单方面中断恰克图贸易，轻视强敌且不修边备，伏下后世丧权失地的沉沉一线。

签订《尼布楚条约》后，中俄双边交往很快多了起来。俄国的姿态很主动，不断派遣人员来华，既有大使、特使、信使，也有传教士与留学生，更多的是一拨接一拨的商队。清廷则端着中央帝国的架子，坚持由理藩院（掌管内外各藩属）办理涉俄事务，坚持以敕谕代替国书，长期来而不往，直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初夏才向俄国派出一个有特殊使命的小型使团。

该使团由太子侍读殷札纳、内阁侍读图理琛等带领，目的地是驻牧于伏尔加河下游的蒙古土尔扈特部，赐与阿玉奇汗敕书并宣抚部民。土尔扈特乃卫拉特四部之一，与准噶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时准噶尔仍是清朝大患，此举带有明显的战略意图——联络感情，切断准部西窜之路，如能发兵邀击其后则更好。俄廷疑忌很多，自使团入境始终派军官陪伴，暗中监视。行前玄烨曾交代如果俄皇要求接见，即“前往相会”，“依彼国之礼见之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