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炜 李志龙

1930年6月美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通过时，很少有人预料到，这将是一场绵延十年之久的贸易战的开端。《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为每个行业都量身定制了关税，将2万多种的农业与制造业产品的关税提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最高税率高达60%。该法案为了提高进口成本以减少国内生产者所面临的海外竞争，这和英格兰1721年颁布的《白棉布法案》，以及许多其他贸易保护法案的动机一样，朴素得近乎简陋。

与1721年的英格兰有所区别的是，1930年的美国经济学界已经走出了重商主义的迷雾。尽管对于是否应当遵循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尚存在争议，但几乎所有的美国经济学家在国际贸易问题上都表现出高度一致，极力反对该法案的通过。在法案通过前的5月5日，共计1028名经济学家联名反对保护性贸易政策。联署名单中包括很多声名赫赫的经济学家：欧文·费雪、保罗·道格拉斯、约翰·莫里斯·克拉克。但谁会真的相信这些来自象牙塔的声音呢？毕竟贸易保护的逻辑更加符合政客的直觉。

经济学家们是对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出台后，各国纷纷开始征收报复性关税，其中包括美国的盟友，一场波及全球的贸易战就此开始。

这场贸易战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美国政府当时的统计数据显示，1929年至1932年，美国从欧洲进口的商品金额从13.34亿美元降至3.90亿美元，同时美国出口至欧洲的商品金额则从23.41亿美元降至7.84亿美元。换言之，美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在短短三年内缩水接近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