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文艺春天重回神州大地的时候，文坛百花齐放，新人辈出，形势喜人。

受其感染，1981年春天，正在母校求学的我，鼓足勇气写了篇《人缘》的小说习作，刊登在中文系同窗创办的《草庐》杂志上。随后，我又斗胆将其投给本省文学杂志的龙头老大《××文艺》，想去碰碰运气。即使遭退稿，若能得到编辑哪怕三言两语的赐教，那也不冤。

投稿之前，经同窗指点，我使了点儿小心眼，将稿纸前面两三页的右下角用胶水粘住，以备将来判断编辑是否赏脸看过。

不久，拙稿被退回，获“油条”（油印退稿信）一张，大意云：大作已阅，不拟刊用，握手，谢谢！再看粘处，原封未动。时任《草庐》主编、专攻文艺评论的同窗徐建平兄为此愤愤不平，操着他的上海普通话对我嚷道：“这样的稿子他们不用？！投《萌芽》！”就这样，拙稿又投给了上海的《萌芽》。

那时正值1981年春夏之交，我们正在忙实习和毕业分配，我无暇顾及，更不敢抱什么奢望。事情明摆着的，《萌芽》当时是全国青年作者仰慕的刊物，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文学殿堂。

7月底结束实习，我刚回到故乡休假，忽然收到《萌芽》通知，说是我写的《人缘》已经备用，如果我还有其他稿子赶紧寄过去。这对初学者而言，真是天大的喜讯啊！8月中旬，我一回到学校就把消息告诉了建平兄。他非常高兴，一再表示祝贺，并对《萌芽》的作风和公正赞不绝口，同学间也随之传开。

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代。文艺园地的长期荒芜造成精神粮食十分匮乏，一篇好的小说很容易引起社会轰动，其作者一夜成名，各种礼遇随之而来，不仅工作、生活环境得到改善，有的甚至连命运都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