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泉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传统中国县以下的基层权力结构,始终是中外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对象。费孝通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即已注意到“从县衙门到每家大门之间的一般情形,是有趣的,同时也是很重要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中国传统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和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打交涉的关键。如果不弄明白这个关键,中国传统政治是无法理解的”[1]。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越来越关注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社会,并且在这其中开始尝试运用不同的学科视域对历史问题进行多角度、多维度的分析与论述。本文以学界已有成果为出发点和参照,选取一个偏远、独立的地理单元——晋北地区来进行分析和探讨,通过对民国时期晋北地区基层政权流变进行梳理,窥探乡村地区基层政权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实际状况和对当代的启示。

一、清末民初晋北基层从“官绅合治”到“乡绅自治”的演变

有清以来,晋北的基层治理模式基本采用“官绅合治”模式,即以保甲制为代表的官方控制体系和以宗族乡绅自治为代表的民间控制体系相结合的统治模式。这种模式是相对稳定的,虽然清王朝在设置保甲制之初仅仅是为了限制地方士绅的势力,以便中央可以直接有效地控制基层政权,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多基层事务若无地方士绅的支持则难以实现其既定目的,所以到后来清政府不得不依靠保甲制来维护治安、保障税收,至于其他乡村事务,则全权交由地方乡绅来进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