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华 王婕

法治建设是“八八战略”的重要内容和实践载体。2006年4月，浙江省委全面部署“法治浙江”建设，率先开始建设法治中国在省域层面的实践探索。2014年12月，浙江省委决定全面深化“法治浙江”建设，提出法治建设新要求。“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积累宝贵经验。

简政放权，增创体制机制新优势

4月13日，在杭州“市民之家”，记者注意到一间自助服务厅，厅内设有多个“最多跑一次”自助服务终端。

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杨燕介绍说，在这些自助终端上，可以进行企业名称查询、企业/个体工商户自助登记和社会保险、医疗保险、不动产信息查询等事项。

刘一丁使用自助终端开具一份不动产信息查询证明，使用身份证信息登录，在系统提示下，几分钟内就办完。“最好的政府，是让人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却时时刻刻都在享受政府的便捷服务。”刘一丁说。

目前，浙江全省各地行政服务中心投资审批、商事登记、不动产交易登记等领域综合受理窗口都已到位，正在抓紧推进各业务部门和市县自建业务系统与统一受理平台对接，加快推进这项改革从物理整合向化学融合转变。

浙江省编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浙江对于政府自身的改革思路，始终聚焦处理好政府权力和服务的关系这一主题。

在他看来，“最多跑一次”改革推动实现了政務服务的三大转变：一是群众办事从找“部门”转变为找“政府”，由综合窗口一致对外。二是从部门“各自为战”转变为“协同作战”，政府办事从单部门循环跨越到多部门循环乃至整个政府的循环。三是部门行政权力转变为行政责任，行政服务中心不仅仅是一个政务服务平台，更是政务服务的第三方监管机构，对各部门履职进行全流程监管、考核评价，并建立群众办事回访机制。

为客观评价“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成效，浙江省编办委托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浙江工商大学围绕“放管服”三个方面，组织开展了全省政务环境评估和满意度抽样调查，调查评估结果显示，“最多跑一次”改革让政府办事效率明显提高。

例如，在企业投资审批方面，2017年前8个月平均审批时间与2016年同期相比大幅缩短。在不动产登记方面，全省不动产交易登记平均时间为3.82天，与改革前的20天相比，缩短80.9%。

2003年7月10日，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召开。时任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总结浙江经济多年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阐释了浙江发展的八个优势，提出了指向未来的八项举措——“八八战略”。

“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确立为“八八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浙江更加主动、更为自觉地把发挥体制机制优势摆在突出位置，将其作为引领新一轮发展的根本性与决定性的工作抓手。

体制机制新优势何以立？唯有改革！以政府自身改革为突破口，发起一场政府“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从富阳晒出全国首份县域行政权力清单，到浙江政务服务网上线、全省42个省级部门权力清单上的4236项行政权力首次上网公布……在加快法治建设的道路上，省委、省政府从来都敢于动真碰硬，不惜“壮士断腕”。

近几年，浙江省历经四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四张清单一张网”建设，政府自身改革不断深化。“从‘三张清单一张网到‘四张清单一张网，再到现在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到了一个可以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收获成果的节点。”过去的这几年，浙江省委党校教授徐邦友一直在关注浙江的政府改革进程，在他看来，“最多跑一次”的承诺，水到渠成。

打造互联网+审判模式，让公平正义触手可及

走进互联网法院，处处可见互联网元素：在线咨询机可以实时联通法官、导诉台前自助设备能帮助当事人扫描各类材料、法庭内法官能通过大屏幕和远方的当事人在线开庭……

2017年12月19日，备受关注的“浙广集团”起诉“咪咕视讯”“咪咕文化”侵犯《奔跑吧兄弟（第三季）》信息网络传播权案在杭州互联网法院宣判。与其他法院相比，宣判现场的布置很特别。法庭里没有原被告席，合议庭法官面对的是一块大屏幕，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分坐在各自的电脑前。

此前，杭州互联网法院通过在线庭前会议的方式提前梳理案件证据、归纳争议焦点、确定无争议事实，将疑难复杂案件的开庭审理简单化，通过在线庭审的方式完成了案件开庭审理。

这是杭州互联网法院正式揭牌成立以来所审理案件的一个缩影。自2017年5月1日试点开始至2017年12月31日，杭州互联网法院累计立案受理4825件，审结3422件，网上立案率85%，一审服判息诉率达98.5%，平均审理天数48天。

近些年，信息经济对司法提出了便捷化、数据化、互联互通的新要求，浙江高院适应新形势，迅即组织整合科技、司法力量，探索涉网案件的网络化审理。

2015年4月，浙江高院确定杭州市余杭区法院、西湖区法院、滨江区法院和杭州市中级法院作为电子商务网上法庭首批试点法院，分别审理网络交易纠纷、网络支付纠纷、网络著作权纠纷及其上诉案件。

当年8月13日，这四家试点法院的电子商务网上法庭正式上线，从起诉、调解、立案（管辖异议）到举证、质证、开庭、判决、执行，诉讼的每一个环节都在线上完成。这一改革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庭审模式，堪称一场司法革命。

电子商务网上法庭的先行先试，积累了经验，发现了问题，为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探清了道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近些年来，浙江深入推进司法改革，打造了“阳光司法指数”“网络司法拍卖”等极具特色和影响力的“浙江品牌”，以不断创新的探索和实践，让浙江的阳光司法更加透明，更加人性化，司法公正以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司法公信力不断提升。

“在中国2015年度司法透明指数评估报告中，浙江高院、宁波中院、宁波海事法院分列全国高院、中院和海事法院榜首。”在2016年浙江省法院工作报告中，浙江法院在司法透明指数评估中获得了三个榜首，鼓舞人心，这是多年来浙江深入推进阳光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最好体现。

为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浙江的司法改革之路早就有了阳光司法的规划。2009年，浙江省高院作出“抓好八项司法、服务科学发展”的工作部署，阳光司法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2011年，浙江制定了《浙江法院阳光司法实施标准》。2012年，联合浙江大学研制“浙江法院阳光司法指数评估体系”。

2013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国内首创“阳光司法指数”基础上，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作为独立的第三方，选取司法公开中最为核心的环节，对全省法院进行阳光司法指数测评，这标志着我省法院全面实施阳光司法指数评估体系。

2015年，浙江高院又制定了《关于打造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全面深化阳光司法的工作要点及分工方案》，全面深化阳光司法工作，构建司法公开的长效工作机制。

每走一步，浙江都更加深入推进阳光司法，让公平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而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司法公开的渠道不断拓宽，浙江又着力以科技手段创新阳光司法，建设“智慧法院”，让司法权力更加全面地“晒”在阳光下。

2012年6月26日，宁波市两家基层法院的两件轿车拍品在淘宝网上拍卖，超过30万人次围观。10多天后，这两件拍品被大幅溢价拍出。这在浙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网络司法拍卖是浙江法院推进“阳光司法”的创新之举。2012年6月，浙江高院率先探索零佣金网络司法拍卖，试点成功后，在全省103家法院全面铺开。

据统计，2015年网络司法拍卖全年成交1.6万件，总成交额355亿元，成交率达90.1%，平均溢价率39.2%，比传统委托拍卖方式分别提高了14%和17%，为当事人节省佣金7.7亿元。

以法治保和谐，“三治合一”共筑幸福家园

“沿线这几栋房子存在的问题，大家想下如何解决？”在浙江桐乡市高桥镇的越丰村，由12名村民组成的“百姓议事会”正在热烈地讨论。村书记沈春雷告诉记者，越丰村位于沪杭高铁、高速公路边上，为了更好建设美丽家园，大家正在商讨如何解决这个环境治理问题。

征询了村民代表大会的意见后，“百姓议事会”决定，外立面整治由村委会组织施工人员来完成，房前屋后的雜物则由各家各户自行清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观点新要求，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2013年，桐乡率先在高桥镇越丰村进行基层社会治理试点，组建了三支植根于民间的团队——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由老百姓参与公共决策，自己参与干，干得怎么样自己参与评判。通过建立适合当地发展的基层组织，让法治、德治、自治“三治”各司其职。

通过“三治合一”的成功实践，全市上下已经逐步形成“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尤其是通过全市100个三级法律服务团的普及运用，老百姓已经习惯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和矛盾。

近几年来，浙江省委完善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机制，推进乡村治理创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全面制定修订和实施村规民约、社区公约，提高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推广“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制度，促进了文明和谐社会风尚的形成。

如今在浙江，法治、德治和自治“三治合一”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成为山区海岛、街巷田头的一道亮丽风景。

在龙游，村规民约推陈出新，以合理、有序的“家法”身份再次出现在群众的眼前。全县262个行政村都确立了新的村规民约，成为和谐社会的一大基石。

发轫于舟山市桃花镇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目前已在全省遍地开花，形成“融管理于服务”的基层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