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时代”下知识分子的养生选择

2018-08-11郭红杨玉娜

武术研究 2018年7期

关键词：养生

郭红杨玉娜

摘要：在民国至解放初的传统养生学史上，蒋维乔静坐法具有典型性，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蒋维乔个人如何选择养生方法及其养生观的确立过程，与时代变迁紧密相联，并在晚清民国的知识分子中有普遍意义。青年时，西学的影响使他重视西方体育健身，中年之后受个人、交往群体与社会因素影响开始构建自己的传统养生体系。作为一个在旧学下成长起来的人，传统养生观念一直存在于蒋维乔思想中，其个人养生经历了由西入中、由道入佛的变化過程，但同时他并不否定西方体育，养生方法与观念中又杂揉道家，正反映了在过渡时代下知识分子对民族传统体育和传统文化的思考与重新认知。

关键词：蒋维乔养生过渡时代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839（2018）7—0001—07

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号因是子，常州人）在民国初年因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因是子静坐法》闻名于世，又因毛泽东、鲁迅等人的批评而颇受瞩目。蒋氏的养生选择不是独有现象，作为一个处于传统与现代过渡期的知识分子，在西方体育与传统养生之间的多年徘徊，使其养生观与个人实践在晚清民国时期颇具代表性。对此进行探讨，不仅可以揭示个体的养生选择，更可以分析一个时代人们在民族传统体育与西学之间的困惑，展现当时在中西之间的知识分子的思考。蒋氏在日记中以“过渡时代”[1]一词来形容清末新学与旧学之交替，对于民族传统体育而言，清末民国也是一个“过渡”时期，有否定，有肯定，有接受，有思考，在这之中，传统养生法所受的冲击更大，蒋氏从晚清到新中国的个人养生的变化就是其清晰写照。

因蒋氏民国初年曾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及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后又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代理东南大学校长，20年代末蛰居上海后，又担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等职，因此在近人的研究中，对其从教育史或思想史角度探讨较多，亦有因其在民国佛教学术史上的地位而研究其佛教思想的成果。[2]对蒋氏闻名于世的静坐法，有利用他以“因是子”之名出版的著述进行的中医养生方面的探讨[3]，但对在晚清民国背景之下蒋氏的养生选择缺乏从个人到时代的深入分析。蒋氏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岁23）开始坚持书写日记，直至1958年去世前一直未中断，内容翔实、丰富，为我们提供了可信和非常珍贵的探索其个体实践的资料来源。前人研究在探讨其养生时，多搜集蒋氏的“因是子静坐法”相关作品，且多只注意其中对于静坐或运气时幻象的描述，忽略其个人实践的动因，而蒋氏日记的连贯性与丰富性，使我们可以分析他青年至晚年对于以静坐为中心的养生的认知变迁，更为清晰地探查个人选择与社会、时代之关系及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犹豫。

一从西入中：蒋氏个人的养生选择历程

蒋维乔晚年所著《因是子静坐卫生实验谈》[4]中提到其十七岁开始接触静坐，给人以蒋氏自少年时就选择传统静坐养生的印象。从现存的蒋氏日记可以看出，蒋氏在青年之时并不专心于静坐，而更多受西学影响，倾向于西方体育锻炼。

蒋维乔之所以重视身体健康与他少年时身体不佳有很大关系，这在他的著述里屡有提及，在他的日记中也有反映。从19世纪末期几年的日记可以看出，蒋氏身体羸弱，健康状况较差，有疝气、痒疮（导致长期便血）、咯血、颈癖、足癖和“心热之症”[5]等慢性疾病。第一次记述是在1897年八月去南京参加乡试返回时“因惫，心神不安，似有忡忡之象，静养多日，服药七八剂，文字不灵，英雄气短，考试一事真旷功误课之尤者”[6]，十月“旧恙复作，遂静养月余”[7]，此后经常有“身体不佳，优游静养”[8]类之记，以至于他自称为“蒲柳之姿”。[9]在最初的几年里，蒋氏喜以“体操”自健，在1897年十月“旧恙复作”之后，日记中出现多次“晚习体操”[10]的记载，这和他当时在江阴南菁书院和常州致用精舍的西学学习关系密切，当时这两个书院开设有西式“体操”课程。

近代报刊大规模介绍西洋体操是在20世纪初，而蒋维乔在此之前便已开始练习。苏南开风气之先，部分传统书院在光绪中期已经开始西向，增加西学科目，光绪二十四年蒋氏就学的这两座学校亦是如此，蒋氏所学课程有东文、西文、格致、测绘、理化、试验、体操等，体操成为其接触西方体育之始。在其日记中，“体操”作为体育的代名词，频繁出现，但是作为个人健身角度锻炼，则集中于1900年前在常州之时。

在养生方面，蒋氏40余岁起以“因是子静坐法”而闻名于世，对其个人而言，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正如他厌恶科举但又割舍不下、不得不参加科举考试一样，蒋氏青年时在西洋体操健身的同时也在运用静坐、气功等养生，但在时间上稍有差异。1900年即27岁之前虽常因病“静养”，身体好时则“习体操”，却没有提及静坐及行气。蒋氏的日记首次记载他静坐、行气是在1900年三月，因去江阴时“感受外邪，得咳嗽疾半月有余，不以为意。三月初还里，继以咯血，乃大惧”，在求助中医同时开始静坐，“别居静室，习内视之术，用功过猛，精神益困，然深信之，不敢忘”，后经人指导，“始大悟，病日轻，功亦日进。自三月初五为始，至五月二十九日，共八十五天，丹田气盛勃然，震动如风驰电掣，冲过夹脊、天柱而至玉枕关，大为惊异”。据他所言，这样坚持下去，他之前的顽疾“怔忡心热不寐之病”或者“盗汗、腰酸、头眩、耳鸣、目昏、吐血、咳嗽”[11]都不再复发了，遂痴心于静坐，几乎逐日记“功夫得手”。

至1900年十二月年底，蒋氏总结道“古人读书养气二者并进，余从前只有读书功夫，无养气功夫，亦缘学力未到之故，无可勉强……当读书、养气二者并行，盖读书而不知养气，则博极群书，亦不免玩物丧志。养气而兼读书，则左右逢源，益收集义之效，以此自勉，毋忘毋荒。”[12]自此蒋氏终其一生最为专习于静坐。最初其静坐是在工作闲暇之余找公园等地进行，人至中年后多改在家中，于清晨四、五点钟静坐两个小时左右，偶有下午或傍晚。1930年代之后，有时早晨、晚上九点至十点人睡前静坐一小时，有时下午，偶尔有断续。无论时间如何变化，静坐都是1900年后蒋氏个人养生的最重要途径。

但是此时蒋氏还未放弃西方体育锻炼。1909年，蒋氏在上海组织了“网球会”，经常邀约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同事打网球，他的技术也越发熟练，“余发球已得诀，而接球尚手不应心，然较同辈，进境为速”[13]，并将这一段时间身体的康健归功于网球，“又向者运动颇少，今年则不然……暑假后所中同人组织之网球会，日见发达。余习之甚勤。故身体较去年为健，虽事务数倍于昔日，而精神足以支持。全年未尝有大病，则卫生与运动之效也”。[14]辛亥革命后，蒋氏任职北洋政府教育部秘书长时，在北京依旧以网球健身，“农林、工商二部人员组织网球会，余等往入会也。”[15]至1917年他还会偶尔打一次网球。1908、1909年蒋氏在日记中两次提到自己练习过一种“瑞典式体育法”[16]，“晨九时起，练瑞典式体育法一小时”，但没有提及具体练习过程。在其晚年有游泳的记载，多是陪孙辈去锻炼，并不是他日常的个人养生行为。

1928年十月，寓居上海的55岁的蒋氏开始正式学习太极拳[17]，后又常去太极拳社纠正姿势，“向者余所习者，姿势多不合法，故入社以求矫正也”[18]，至1930年二月“将太极拳七十余节全部学毕”[19]，后又渐习推手。[20]这之后太极拳成为他晚年重要的锻炼方式，一度以其代替了静坐。1930年代蒋氏经常与人交流太极拳，参加汇川太极拳社[21]等相关社团活动，并请杨氏太极拳传人吴云倬教授。除去吴云倬处练习外，吴还经常上门指导其太极拳及推手，其与吴的关系一直到1953年年底还有记载[22]，时年蒋氏80岁，吴还偶尔上门为其矫正太极拳姿势。1936年在著名杨氏太极拳传人武汇川去世前夕，蒋氏还观摩了武指导沈浚文、吴蕴初二人习拳[23]，他与著名文字训诂学家、南社诗人胡朴安等人也交流习拳。[24]蒋氏一般是在下午近傍晚时练习，偶因患感冒、牙痛、痒疮而停。[25]1938年11月，蒋氏开始练太极剑[26]，40年代后又练反手拳、大持。

在1934至1936年中，蒋氏因练习太极拳而少有静坐，但是1936年十月三十日武汇川的去世使他开始反思。当月三十一日他在日记中记载“今晨（吴）云倬来谈，武汇川先生于昨夕骤然逝世，武先生系杨澄甫太极拳嫡传弟子，今逝世，太极拳之失其正传。可惜其人太肥胖，容易犯脑充血症，杨澄甫之死亦是过于肥胖，可见专用外功，偏于体魄方面，忽于精神修养，不免有流弊也。”[27]为此，蒋氏重拾静坐，日记中重新记载在静坐运气时的感受[28]，并逐渐完善自己的静坐练功体系，逐渐将静坐与太极拳、推手相参。1938年至1939年，因道学社萧先生指导的原故，集体打坐的时间增多。后因道学社解散，改回在家静坐。1942年始，越来越多为人讲授静坐法[29]，并设立了“静坐社”。

除静坐、太极拳、太极剑、推手等之外，蒋氏从二十年代起亦重视佛教“修法”，在当时日记中“修法”与“静坐”有清晰界限。30年代后期起，密宗修法代替静坐成为他每日必须坚持之养生方法，多于清早进行。此后在他的个人养生中，修法与静坐合二为一，界限不再那么分明。他的坐禅除诵咒外，有时混有气功，至78岁时又加有密宗拳法，“七时至九时半修法。今日加行后修大手印时加入气功，颇觉得力，定境亦较深”[30]，“晨六时半起，七时至十时半修四加行亥母咒，除六道根简仪，颇哇法，复修九节风宝瓶气拙火入定百座法，修三十七拳法”。[31]

纵观蒋氏一生的个人养生，40岁之前，因在书院所受之西学教育及在辛亥革命后在教育体系任职，以体操、网球为主的西方体育项目在其生活中受到一定重视。但作为一个受传统文化和佛道养生观影响很深的知识分子，静坐与佛教的修法在不惑之年后成为其养生的主体。20年代末从教育任职上退出、寓居上海后又加入了太极拳、太极剑、推手、大捋，自此动静相结合，坚持至其去世。青年之后的蒋氏在个人养生中有一个明显的由西入中的选择。虽然少年时即因病接触过静坐，但对其影响并不深。青年时期接受西方体育是受外在的影响，他在学校时所受西学教育及任职教育部门时期正是中国接受西方教育体系的关键时期；而作为一个在旧学下成长起来的人，他不可能摆脱传统养生的影响，可以说“中”是其骨子里既有的观念，一旦碰到缠绵的疾病时，即会触动它的萌发。

二 “过渡时代”下的个人与群体

在青年时期，受江阴南菁学堂等的教育，蒋氏一度对西学有浓厚兴趣，在1902年日记的年终总结中曾言“盖中国现势在过渡时代，而余之身年方三十，亦在过渡时代，而余之学新旧交换，亦在过渡时代也。惟过渡则有动力，故余今岁之动力为生平未有……是年者，余之学术之思想大改革之年，不可不留纪念也”[32]，这种“动力”在蒋氏的个人养生中的体现即前文所讲体操与网球的练习，但西方体育的影响又不局限于蒋氏个人练习，也活躍在其社会活动中。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二月三十日，蒋维乔在常州“集同志议体育会传习所章程”，第二天，即1903年正月初一日，体育传习所建成，“举庄君仲希、杨君仲达为义务教习，于是日第一次开操”。当时常州有一批受西学影响的青年人倡导爱国思想，屠寄等创设的常州演说会和蒋氏等的体育会都非常活跃。体育会将“强国”与“强身”结合在一起，不仅组织会员练习体操，还经常“演说体育”[33]，“今春办体育会，演说无一日休息”[34]，向民众宣讲西方体育之优点。1903年春，上海爱国学社成立“军国民教育会”，组织会员学习兵操，蒋氏对此表示欣喜：“余于而月内本偕何君共和在此提倡体育，今见军国民之成，可喜之甚”。[35]当时蒋氏在爱国学社附设的女校任教，组织过运动会，还为运动会以五线谱谱写会歌。[36]在上海教学的闲暇时，他会回到武进，关照体育会的发展，1909年蒋氏还在《教育杂志》发表了“论学堂轻视体育之非”[37]的文字。这一时段蒋氏对体育的重视，是在近代常州开风气之先的影响下产生的。此时的蒋氏除体育外，还对理化、测绘、英文、日语、国际形势都很有兴趣，完全是一幅沐浴在西学之风里的形象。

蒋氏等人创设的体育会在晚清是比较早的中国人自己的民间西方体育社团。晚清各地亦有半官半民的体育传习所，但都相对较晚，1907年广东开始拟设体育传习所，“奉批云禀及章程均悉查体育一门至关重要，既得张绅步青力任筹款，又得温生士璆由日本卒业回里传习……具见热心公益实深嘉”[38]，1915年后各地才开始大量筹办体育传习所，足见蒋维乔的体育推广之先。

青年时对西方体育的重视亦与当时蒋氏在常州所交往的人群有关。在近代商务印书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常州帮中的一些人物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中已经常在一起活动，蒋氏与常州庄家的庄百俞、庄仲希、谢家的谢仁及严练如、杨仲达等人是早年结识的好友，二庄及杨仲达都参与了体育会传习所的活动。一群受西学影响的青年人推动着蒋氏对西方体育的认知。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洋政府教育部及江苏省教育厅任职期间，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对西式与中国体育教育的观察，早年对体育的认知是其基础。蒋氏参观过日本、菲律宾的学校教育，很关注其中的体育课程设置，在菲律宾时还曾与美国体育学者麦顾黎等[39]有交流。他不但非常重视体育在教育中的地位，同时亦逐渐将自己的静坐亦归为体育一类，1917年他曾在北京的体育研究社做静坐演讲。[40]虽说蒋氏在中年以后以民族传统体育中的静坐与太极为个人主要養生方式，但是在其思想中对西方体育也一直持肯定的态度，并不是非彼即此，而是和谐共存的。

1927年蒋氏在混乱时局中辞去东南大学校长之职、迁居上海，这之后，蒋氏以静坐和太极为个人体育方法，既和他长期坚持、年级渐长有关，更和“国术”的提倡及在上海的交往有关。1927年在蔡元培等人倡议下，南京国民政成立“中央国术馆体育传习所”，发展“国术”的观念影响了本身一直对传统武术有兴趣的蒋氏（蒋维乔与蔡元培关系密切）。在上海生活的30年中，除教育与文化活动外，他结交了一批武术家，与之交流思想、切磋功夫。在他的日记中出现了朱国福、武汇川、唐豪、吴云倬、叶大密、卢太育等武术大家的名字，其中朱国福、唐豪、卢太育是有过会谈或偶有切磋，而太极大师武汇川、叶大密、吴云倬则与其长期来往，精武体育会创始人之一的农劲荪也拜访过蒋氏。[41]1936年武汇川去世时，蒋氏为之撰挽联，“汇川先生为太极拳名家，余亦曾从之学，共为人忠诚义侠，武德之优非寻常人可及，不料于十月十九日亥时猝然逝世，闻其伤之，余挽之以联云：杨家绝技悉付先生，忽焉木坏山颓，学者何从仰止；武氏单传惟此一子，以后扶持教养，其责不在门人”[42]，肯定了武汇川的武德。

关系最为密切之时，蒋氏几乎天天请吴云倬为其矫正太极拳、推手的姿势，他则为吴讲授《周易》《庄子》《大学》《孟子》等，各取所长。其与叶大密、吴云倬的武术交流一直持续到解放后，1957年的日记中还提到与叶的长谈。[43]30年代上海的汇川太级拳社、武当太极拳社、用中拳社、汇以拳社都成为蒋氏常去之地。

除了这些武学大师外，在30年代后蒋氏交往的人群中还有许多对静坐、太极有兴趣的名人，其中不乏郑振铎、胡朴安、蔡尚思这样的学者，还有伍守恭及其夫人等上海名流，与道教学者陈撄宁亦有来往。同样寓居上海的著名文字训诂学家、南社诗人胡朴安经常和蒋氏交流太极拳，蒋氏还肯定了胡氏的著作《儒家修养法》，“此为胡君朴安所著，胡君当代朴学大师，逝世前刊印此书，书中将孔子修养方法整理出一个系统，极有价值。”[44]

蒋氏寄居上海后，结识了徐相任、谢利恒、方公溥、龚醒斋、胡省斋等一众著名中医，其中方公溥等还向蒋学习静坐。与他们的交流，更加深了蒋氏对传统养生的信心。

蒋维乔的体育选择既和个人兴趣有关，也与时代变迁紧密关联。和民国时期的许多人一样，当青年时对西学的狂热过去之后，蒋氏中年以后也开始反思中国文化的地位。与五四运动前后受到激烈批评不同，30年代以后人们更多地肯定和宣传传统文化，加之上海各方云集，思想相对自由，蒋氏因之能有更多机会宣扬自己的养生法与养生观。

1949年之后，由于因是子之名在外，年已80的蒋氏与静坐法相关的活动也未减少，各方前来求教之人甚多，来源更为复杂，其中不乏解放初期的上海市副市长方毅等军政高级干部。1956年开始，前来邀请蒋维乔的组织明显增多，蒋维乔的静坐指导活动也更加频繁和规模化。仅以1957年一年为例，就有解放军朱家玉上校、北京市杨市长、国务院第一副秘书常黎夫、湖南中共省委组织部长朱君、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孙克定等人士来咨询静坐治病。1956年，上海开办气功疗养院，相关人士多次上门问询他的意见；除提供开办的建议外，他还多次前往查看和商议创办进度。太湖疗养院、虹桥干事疗养院或请其演习气功疗法，或向其请教，“推行静坐为人民健康服务”。[45]气功疗养院成立之后，他便经常为病员上课，“讲气功历史与派别、气功的原理方式、呼吸的练习疗效、我的经验”。[46]

三佛教影响下的蒋维乔养生实践

就蒋氏为之成名的静坐而言，蒋氏自身的练习有时段与思想上的差别。蒋氏青年时之所以选择静坐，是出于自身身体的疾病，这在其日记与《因是子静坐法》（1914年第1版）、《因是子静坐卫生实验谈》（1954年）等中都有反应。《因是子静坐卫生实验谈》中言及其十七岁时因“痨病”查询中医书籍，从而接触到道家“小周天”，虽并未持续练习，但这是他接触静坐之始。至其27岁后开始专心于静坐，也是从“小周天”入手，有时与八段锦相杂。因此，蒋维乔最初接触静坐到40余岁时，一直是受道家“内功”的影响[47]，“据道家所载，仙家以静坐入手脱胎换骨者，亦言之凿凿，区区静坐之术，特不过最初步耳”。[48]虽然此时他也提到静坐“其本旨亦与老氏之守静、释氏之禅定相同”，但此阶段他的养生观尚未多受佛教的影响。此从蒋氏日记中也得到反映。

1909年在上海的蒋维乔“访松江朱梅江先生，谈道家长生之术。先生所造颇深，渠言采铅炼汞时，必眼前见星光，身下现长江大河之象，迩时不可着惊，惊则事败。余以历年所造质之，则答三关虽通，仅能强健后天之身体，于先天性命之学去之尚远，所谓釜水煮空铛，未之有得。盖余未造坐忘、又未能绝欲故也”[49]，以道家解释自己功夫的不足。蒋氏年青时因受西学影响，虽养生上倾向道家，对于佛教与道教却持批判态度，“迷信僧道，败坏风俗。僧道之说，诱人以未来之祸福”[50]，但这种批判仅针对佞信，蒋氏对佛学一直亦有兴趣，常与人谈佛学。1912年入北京教育部后，对佛学兴趣渐浓，不久加入佛教会。1916年时开始与佛教界人士交流静坐，“昨在伍秩庸先生处，渠为言刘云华居士深于佛学，今日特以余之静坐法为贽，作书以贻之，刘君爱书，引为同调，因遗我《乐天妙味》等书四种。即往读其《乐天妙味》，尚未毕，颇钦服之，盖本乎哲理而又融会各教之旨趣，而归本于祛病延年，书末亦言静坐之法，与余同一辙者也”[52]，如此，蒋氏不仅思想上倾向于佛教，在静坐法上也开始受到佛教养生因素的影响。蒋氏与徐蔚如、江味农、蒯若木等许多民国著名居士有来往，这些人都和蒋氏交流过静坐。[53]

在佛教的影响下，1917年蒋氏的养生思想随之遽变，弃道入佛，在徐蔚如的引导下，“乃知余之前生本和尚也”[54]，认为自己能够多年坚持静坐都与佛教有关，“自与徐君蔚如纳交后，知道佛法之高深广大，超出三界以外，而余向日所习静坐法，不脱道家窠臼，所修炼者仅识神耳。而佛学以净土为最方便，故近来静坐改用此法，兼用禅宗之参话头”[55]，其静坐改以佛教禅修为本，“晨四时至六时静坐，余因昔者静坐用道家方法，不脱我法二执，近来入坐专用净土法门，默观阿弥陀像，觉顶上有光，如圆珠煜耀不定，次眼前亦有光，徐徐垂下而散，此或观行之初效也。”[56]

最初信仰佛教后，蒋氏从净土宗相关理念入手，1919年受天台宗影响强调修“止观法”，“止以伏结、观以断惑”[57]，以止观来定身心。因此其1922年在出版《因是子静坐法续篇》时，全面引入天台宗止观概念来解释静坐中的要求[58]，提出静坐中止观双修、定慧，“修止功久，妄念销落，能得禅定。修观功久，豁然开悟，能生真慧”[59]；同时又提出念佛止观，建议人们静坐时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整个《续篇》融入了大量佛教词汇。受西藏密教的影响，1937年后六十余岁的蒋氏受灌顶礼，1947年开始大手印，其晚年的静坐改与密教紧密结合。对此，蒋氏认为密教与净土、禅宗有共同点，但更切实可行。[60]由此可见，蒋氏的养生观念受佛教数个宗派的影响，因此，其日记所载其晚年的“修法”中以密教为主，但并不摒弃止观禅学。

虽然中年入佛，但无论是中年还是晚年，蒋氏在笃信佛教的同时，并不排斥道家，“余现在虽已脱离道家，然为世道人心计，不能直接人佛而喜学道者，亦未尝无益”。[61]在其中年以后的静坐中，佛道兼用，他还常为人传授道家之术[62]，亦常与道学之士进行交流。蒋维乔虽然在中年后以佛教徒自居，但是他对道家的研究亦很深入，尤其对道家的“气”从养生角度有比较多的探索。

蒋氏是佛教徒，但从养生角度而言，他又是一个讲究“实用”的信徒。在他的养生观里，充分表现了部分晚清民国知识分子思想在儒、释、道三教中的调适，与时代变迁、年龄、个人际遇都密切相关。正如蒋氏在他的《中国佛教史》中所言当时知识分子皈依佛教的原因“清末中外交通，西方学术输入，科举废、学校兴，学者思想解放，不复拘于儒家一孔之见；对外来科学，固喜从事研究，而对古来相传之学术，亦多为之整理，有文艺复兴之现象”[63]，蒋氏自己便是典型的此类学者。

四结语

从日记纵观蒋氏个人的静坐养生，是其在变迁世事中相对平稳的一生中的重要一环。蒋氏晚年对于自己的静坐效果非常肯定，1952年他的老友丁仲祐（居士、名医）去世，他在缅怀之时，也回忆起了自己与老友不同养生方法的效果，丁主张西洋方法养生，而蒋重视中医养生，“丁是西洋卫生，于食物非常讲究，要吃牛乳、白塔油、香蕉、苹果、鱼肝油及其他滋养物，并练习铁哑铃，家中特造玻璃房，在房裸行日光浴等等。我则惟集中精神练习静坐”，两人曾开玩笑称，谁如果先死，谁的方法就是失败的。根据蒋维乔记述，丁仲祐比他小一岁，但是“半年前闻丁君甚龙钟，见友人多忘其姓名，不能认识，今果长逝矣”，对老友的离去，蒋维乔表达了自己对中西养生的看法：“我不敢说我之卫生方法胜于丁君，不过着重精神修养，比之着重肉体者毕竟较优，其实浮生若梦，早解脱一日即少烦恼一日，卫生之优劣何足过哉？”[64]由此，虽然年青时亦受西方体育一定的影响，蒋氏晚年还是认为他的静坐养生是优于西方體育的。

蒋维乔中年以后可以讲“往来无白丁”，于养生而言，他形成了自己的“养生朋友圈”，著名佛教居士、道学家、武术家、中医名医、著名知识分子等等都与其有思想和养生方面的交流，中国传统文化在其个体中的表现越来越突出。其青年时代的“过渡时代”之“动力”已经消磨殆尽，处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的蒋维乔又回到了旧学。

蒋维乔的个人养生实践与静坐的推行和时代紧密相关。五四前后，“伴随着对西方现代体育了解的深入和对传统体育文化反省的展开”[65]，蒋维乔的静坐养生在受到欢迎的同时也遭到了推崇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激烈批评。1917、1918年前后他多次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等学生演说静坐法，可谓红极一时。在北京期间的大规模演讲，既和当时人们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需求与反省有关，也与《因是之静坐法》出版之后的影响有关，同时借助了他在教育部任职之力。但至1919年初遭到尖锐批判后，他产生了放弃公开演讲的念头，并在1920年曾发表文章进行反驳，提到了自己对中西体育的认识，主张“动的修养，静的修养，两者并用”。[66]虽然其后仍有公开演讲，但已不复“五四”之前的盛景。无论批判多么尖锐，蒋维乔的静坐在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的影响力与地位在此时已经奠定。20年代末，他寓居上海后，随着“国术”的推行，激烈批评之声渐消，蒋氏开设过静坐班，与各色人等频繁有关于静坐的交流，虽都规格较小，但其影响仍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理解、练习静坐，其中不乏社会名流。

回归民族传统体育是民国时期一部分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最终选择，在肯定、依赖传统的同时，他们也不反对西方体育。以蒋维乔为代表的养生上的回归不仅是个体思想上的选择，也是一个过渡时代下一部分人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与重新认知。蒋氏在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参考文献：

[1]此词出现在《蒋维乔日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华书局2014年.历史学者叶舟在以蒋氏为中心研究20世纪初知识分子日常生活时亦借用了蒋氏日记中的这一词，参见叶舟.“过渡时代”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蒋维乔在上海（1903—史林，2015（2）：11-22+219.

[2]如王景玄.蒋维乔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研究[D].西南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何宗旺.蒋维乔思想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何宗旺.蒋维乔与中国近代教育[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3⑷：11一14；谢长法，王景玄.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弄潮儿[J].教育与职业2009（13）：100—102；高严明.蒋维乔的职业教育思想简说[J].职业教育研究2007（7）：179—180；徐超富，何宗旺.蒋维乔与近代新式教材编辑思想初探[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135—138.

[3]如杨枝青.蒋维乔打通奇经八脉的奇妙感受[J].中医文献杂志，2016⑷：21—23；杨枝青.蒋维乔中医静坐养生法学术初探[J].中医文献杂志，2008（4）41—43；章化农.建议推广“因是子静坐法”[J].中国气功科学，1997（10）：38.

[4]蒋维乔.因是子静坐卫生实验谈——中国医疗预防法[M].上海：中医书局，1954年.

[5]蒋维乔日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月二十二日.

[6]蒋维乔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八月二十五日.

[7]蒋维乔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十二日.

[8]蒋维乔日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初十日.

[9]蒋维乔日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月二十二日.

[10]《蒋维乔日记》中第一次出现“体操”记载是在光绪二十三年（I897年）十一月十五日.

[11]蒋维乔日记.光绪二十七年（1900年）七月.

[12]蒋维乔日记.光绪二十七年（1900年）十二月三十日.

[13]蒋维乔日记.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二十七日.

[14]蒋维乔日记.宣统元年（1909年）十二月三十日.

[15]蒋维乔日记.民国二年（1列3年）三月一日.

[16]蒋维乔日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二月十九日、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初八.

[17]蒋维乔日记.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月十八日“立三教授太极拳”、十月二十一日“至立三处习太极拳”.

[18]蒋维乔日记.民国十九年（1930年）一月十七日.

[19]蒋维乔日记.民国十九年（1930年）二月一日.

[20]蒋维乔日记.民国十九年（1930年）二月十九日“午后五时往拳社习拳，并与融五君推手”.

[21]蒋维乔日记.民国十九年（1930年）十二月十一日.

[22]蒋维乔日记.1953年十二月二日“上午吴君云倬来谈”

[23]蒋维乔日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五月二十九日.

[24]蒋维乔日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四月二十六日.

[25]蒋维乔日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五月四日“六时习太极拳，今春患感冒后停止已久，今复开始”，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十月二十八日“余因喉痛舌肿，有三星期未习拳，今日重行之，觉足下颇乏力”，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六月二十九日“自从前月感冒后，久未习拳，今日始赓续练习”，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九月二日“六时习太极拳，为医痔，故久未练习矣

[26]蒋维乔日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十一月七日.

[27]蒋维乔日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月三十一日.

[28]蒋维乔日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二月十五日“今晨三時起，静坐，中宫旋动，忽达于顶，盘旋渐绕行周身，穿过两手两足，约壹分时，突然在眉间停止.昨日萧先生云，不久眉间必开，已有将开景象，其言甚验，非过来人不能道也.余数十年静坐以来，所遇有功夫之道友多矣，皆鲜真实功夫，若萧先生者乃真可为我师也自此起，蒋氏日记中出现大量记录其静坐感受的文字.

[29]蒋维乔日记.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六月七日“上午请静坐，并实习，到者十一人，后亦传习静坐，到五人，已与约定以后并入星期上午，或星六下午班.”

[30]蒋维乔日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十二月十七日.[M]蒋维乔日记.1951年五月一日.

[32]蒋维乔日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二月三十日.

[33]蒋维乔日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初一日.

[34]蒋维乔日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三十日.

[35]蒋维乔日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三十日.

[36]蒋维乔日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十四日“归后，填春雨歌及运动会歌五线音谱.填毕，已将十二钟矣

[37]蒋维乔日记.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二十九日.

[38]新政纪闻：学务禀设体育传习所.北洋官报.1907（1459）：10-11.

[39]蒋维乔日记.民国六年（1917年）二月二十日.

[40]蒋维乔日记.民国六年（1917年）十二月九日“十时至体育研究社演讲静坐法”、二十四日“十时后到部，为体育研究社改静坐演说稿”.

[41]蒋维乔日记.民国三十三年（1945年）十一月十日“四时农君劲荪来答访，其人年八十六岁，长身挺立，气宇非凡，我即停止实习，请其谈霍元甲故事，令社员同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