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解决实际问题时，以问题为导向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探寻近代中国出路的问题上，晏阳初和梁漱溟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都是以教育作为重要方面，然而对具体问题的不同思考导致了他们在乡村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上都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关键词：问题导向 乡村建设 教育

在探寻近代中国出路的探索中，有一批知识分子直面积重难返的国情，毅然走进农村，投身于乡村建设中，试图探索出可行的强国富民道路。晏阳初和梁漱溟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然而因为对国情及其原因的认识存在差异，所以在以问题导向下的具体实施方案中，他们理念和具体行动都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其中比较明显的差异在于晏阳初认为农村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因而大力发展平民教育；梁漱溟则认为西方的入侵导致传统的社会文化被破坏而导致的文化失调，因而着重修复或创造与中国社会相配合的文化。所以张秉福在分析民国乡村建设模式时将晏阳初的模式称之为“平民教育——乡村科学化”，而将梁漱溟的模式称之为“文化复兴——乡村学校化”。

一、对问题的思考

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实践思路源于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形成的“平民教育”思想，在感受到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后，他认为“今日的世界为民族知识的战场”，甚至把目不识丁比作瞎子，而受到先进教育的则为明眼人，瞎子无论如何也是斗不过明眼人的。在法国为华工服务时，他更感受到华工不识字，只能从事低端职业，倍受歧视，然而他也想到“人世间最宝贵的不是金矿、银矿，而是脑矿，世界上最大的脑矿则在中国”，而脑矿的开发必须靠教育。同时作为基督徒，他也受到了西方基督教的平民教育理念也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情，晏阳初认为人民是国家的基础，在当时城市化率很低的情况下，农村成为他关注的重点，而农村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的问题。为解决危机，也为将来的建设打基础，最重要的是改造中国贫穷、愚昧、饥饿的人民，使这片“文盲农民与苦力的土地”成为“有知识的公民、现代化的农民和技师”的“强大而民主的国家”。他认为当时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具有“愚、穷、弱、私”四大病根，沒有知识则无法享受文化，经济困难则没有改善现状的能力，体弱则多病，不善合作则难以自立自强。因而主张“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并吸取以往忽视社会生活环境的错误，采用“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种教育方式。

相比晏阳初从个人角度出发，梁漱溟则从社会结构的视角切入去看待当时中国的面临的困境。在解释近代中国所遇到的困境，特别是乡村衰败的原因时认为内部的问题大过外部帝国主义的问题，社会的不健全大过个人的不健全，最主要的是是西方势力的入侵破坏了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如对政治属性进行破坏的兵祸匪乱苛捐杂税，对经济属性进行破坏的外国经济入侵和洋行买办，以及在礼俗、、制度、学术、思想等方面对文化属性的破坏；这些原因导致了旧的社会组织崩溃了，那么就势必要建立新的社会组织，而这个组织应该要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又吸收了西洋的长处。所以他在具体实践中采用有“政教合一”性质的乡学和村学两级组织。

二、问题的解决

晏阳初和梁漱溟解决上述问题的方式都是从事以教育为主的“乡村建设”，但因为对问题原因的认识不同，所以他们在具体的教学模式和内容却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一）教学模式

晏阳初发展了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种教学结构。学校式教育是指平民学校和“统一的村学”教育，主要面向儿童和青少年阶段的教育，具体形式还包括男女初级平民学校，男女高级平民学校及生计巡回学校，主要面向儿童和青少年阶段的教育采用班级授课，是“四大教育”的总枢纽；社会式教育是青年农民在平民学校毕业后继续接受的教育，由社会式教育部负责实施，具体方式是由平民学校的毕业生组成同学会，再进行更进一步的“四大教育”，如读书会，演戏，成立合作社，举办农产品博览，推动防疫注射，拒毒运动、修路等；家庭式教育是针对中国的社会结构采取教育方式，是联合各个家庭中地位相同的成员施以相当训练的教育方式，形式是家庭会，即组织各家地位相同的成员分别集会，研究家庭的实际问题，推进家庭道德教育，改良家庭日常生活习惯。

山东邹县得到政府允许的试验区，所以梁漱溟得以主管行政在内的一县所有事务，他改组乡公所和村公所，把他们组建为有“政教合一”性质的乡学和村学。乡学下设升学预备部、职业训练部、高级部；村学下设成人部、妇女部、儿童部，这其中儿童部门是学校式的，其他的教学部分是社会式的。在人员构成上由学董、学长、教员、学众四部分人组成。学董由村中或乡中有办事能力的人担任，负责劝学众入学、会议组织、以身作则支持学董会的决议、做尊敬学长的表率；学长由品德最高之人担当，其职责为主持教育，为一村或一乡之师长，不负责具体事务，但要调和大众，调解邻里矛盾；教员一般由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部或训练部的毕业生充当，他们不仅要教书，还有推动社会工作的责任；学众即村或乡行政范围内的男女老少一切人等，对于他们则要遵守《村学乡学须知》。同时由县里组织辅导员，主要负责巡回视察指导村学和乡学的各种活动，另外也作为县里和地方上传下达的联系者。

（二）教育内容

晏阳初针对当时农村人的四大弊病进行了四大教育。文艺教育培养农民的知识力以治“愚”，包括平民文学、戏剧、绘画、历史人物等，把它们当作是智力和精神的滋养品，而识字教育是这里面最基础的，他制定了《平民千字课》等扫盲教材，并广泛开办示范性的平民学校；生计教育培养农民的生产力以治“穷”，推广优良的动物和植物，创立农村合作经营组织，培养经济意识；卫生教育培育农民的强健力以治“弱”，包括对农民实施公共卫生教育和创建医疗卫生制度；公民教育培养团结力以治疗私，通过培养人民的道德观念和公民意识，使他们有公共心、团结力，以建立地方自治的基础，同时宣传历代伟大人物和可歌可泣的故事来激发民族意识。

梁漱溟是要以教育手段修复中国文化的，所以在其推行的文化教育中中主要包括知识教育和人生情谊两大部分。人生情谊教育是一种注重对人的情感情操、伦理道德、人格修养等方面进行培养，其主要内容为传统文化所提倡的人生态度、品行，礼仪及行为习惯。儿童部的课程以学习学校知识为主，注重乡建活动、精神陶炼、人生向上等；成人和妇女主要在冬天的晚上等农闲时期上课，有识字、唱歌、军事训练、精神讲话四门必设课程，另外外因地制宜设置如农民自卫课、养蚕种棉课等；在乡学的升学预备部除了常规课程外增设新闻消息、乡建理论、精神陶炼等课程；职业训练部主要针对18至40岁的农民进行职业轮训。除教育之外还应倡导本区域内所需之社会改良运动（如禁毒、禁缠足、计划生育、戒早婚等）、兴办社会建设事业（兴办合作社、植树造林、兴修农田水利等）。总之梁漱溟设计的村学和乡学的真实用意是“推动社会、组织乡村”，不仅仅是教育，还兼有伦理、行政、互助合作等多重功能。

参考文献：

[1]张秉福.民国时期三大乡村建设模式：比较与借鉴[J].新疆社会科学，2006，（02）：97-103+116.

[2]张森.梁漱溟、晏阳初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之比较[D].西北大学，2008.

[3]刘静.乡村教育的文化使命--梁漱溟和他的乡村学校[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4， 20（2）：109-115.

作者简介：

池侨（1991-），重庆秀山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发展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