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汉 周济光 张国超 哈迎飞 李煊明

2018年是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也是民进最早的地方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港九分会（本文简称“港九分会”）成立70周年。在中共香港分局的指导和民进领导人的直接领导下，港九分会参与和见证了民进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的全过程。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为响应“五一口号”落实多党合作的政治共识，港九分会以新政协运动为中心，在传播先进民主思想、抨击独裁政治、揭露帝国主义阴谋和歌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9年4月，港九分会经批准更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华南分会”（本文简称“华南分会”），1950年华南分会停止在港活动并迁址广州。华南分会在中共华南局的指导和民进总部的领导下，短短16个月时间里在组织建设、机关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为广州民进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50年8月17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广州市分会筹备委员会（本文简称“筹委会”）成立，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领导班子建设、机关建设、参政议政等方面进一步探索，组织迅速壮大，运行进一步规范，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广州市分会”［本文简称“广州市分会”，后更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广州市委员会”（本文简称“民进广州市委会”）］，乃至广东民进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香港柯布连道8号

响应“五一口号”港九分会应运而生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发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5月5日，马叙伦、王绍鏊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章伯钧，中国致公党的陈其尤，中国农工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在香港联名致电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积极响应“五一口号”。随即马叙伦在《群众》发表了题为《读了中共“五一号召”以后》的文章，盛赞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革命“当然的领导者”，“五一口号”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献，转捩时局的曙钟”，是“胜利的檄文”。5月24日民进单独发表宣言，以“十分的兴奋心”对“五一口号”表示赞同，希望“中国的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团结在这口号的周围，形成坚固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这是民进在斗争实践中作出的正确抉择和庄严宣告，为民进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为适应多党合作新形势需要，1948年6月26日，民进在港的理事举行谈话会，决定筹建民进港九分会，以扩大民进在港九及华南地区的影响和作用，并推选孟秋江（中共党员）、司马文森（中共党员）、陈秋安、林伯子、王幸生、梁园、孙用均为筹备委员，陈秋安为召集人。

在中共香港分局的指导和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徐伯昕的直接领导下，1948年8月15日，民进港九分会在香港成立。陈秋安、梁园、梁纯夫、徐力衡、谢加因当选为民进港九分会首届理事，陈秋安、梁园、谢加因当选为常务理事。随后，港九分会代民进总部起草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时局宣言》（该组织由民进参与发起，马叙伦为主要负责人）、《为南京政府“改革币制”声明》等政治文献；8月27日在马叙伦出席的民进港九分会第二次理事会上，还对民进在港理事会于7月31日通过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完善。该文件全面具体地提出了民进对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政治主张，与后来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精神基本一致。1949年2月1日，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发表告各地会员书。他们说“在今日革命目标之下，言‘进行调解’者，即为反民主之行动；走‘中间路线’者，便是真和平之罪人。盖反革命即反民主。革命与反革命，民主与反民主之间，鸿沟画界，绝无调和之可能”。25日，陈秋安代表港九分会向总部复函表示分会会员“均能了解（真相），不受蒙蔽”。陈秋安随即主持召开港九分会第二次会员大会，传达贯彻落实总部的通告并作为以后工作的重点。

由此可见，作为民进第一个地方组织，民进港九分会的成立是适应中国革命发展形势和民进自身发展需要应运而生的。在当时香港复杂多变甚至极端险恶的政治环境下，港九分会为民进发展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准备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后的工作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宣传爱国民主港九分会融入革命洪流

民进港九分会虽然历史不长，但从成立之初就注意发展会员。《民进港九分会会员登记册》中，登记的会员（不含总会在港人员）为20人，会员界别主要来自文化教育出版界（占55%）和工商界（占30%）。港九分会充分发挥会员的界别优势投身革命斗争。

发挥文化教育出版界会员优势，宣传进步思想。会员胡明树和许樨人是香港《华侨日报》副刊《新儿童》的编辑。他们在《新儿童》上发表刻画受压迫的童工和思想进步的新儿童形象的作品，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下，对读者的人生价值取向以及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社会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胡明树还发表《大钳蟹》《小黑子失牛记》《初恨》等作品，并以同广大读者书信交流等形式宣传革命道理，争取未来一代。谢加因在其主编的《儿童文学连丛》发表了《小米鼠》《阿丽奇遇记》《金鸭王子》《纸鸢》《也是国》等童话和童话剧《时间——生命的锁匙》等进步文学作品；陈芦荻主编的《学生文丛》做了大量的进步思想宣传工作。原民进广州市委会主委范兴登（原名范有祯），当时在香港南国书店工作。范兴登等同志与香港“前进”“新民主”“智沅”“学生”等进步书店一起面向海外、国内做了大量宣传工作。范兴登还因为出版《战斗的越南》《越南八月革命》和宋学苑“劳协”的《工人大团结》等书刊，被香港特务机构多次传讯。此外，作为机关刊物，港九分会还创办了与《星期报》合作增开的《民主》副刊。

发挥工商界会员优势，抨击腐败时政。港九分会负责人陈秋安是著名工商业家（其父陈伯贵在广州开设制药厂——利济轩，该厂址二楼后来成为华南分会的临时办公场所），在港参与创办其安化学工业社和香港建中商业专科学校，团结和争取了一批工商业者和进步学生，有效地配合了华南地区日见高涨的解放运动。针对国民党当局发布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即所谓“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以1∶300万的比价兑收法币，并强行收购人民手中的金、银。为此，民进港九分会针对所谓币制改革，揭露国民党当局“表面似为追求美元，内幕或有重要阴谋”，并于1948年8月31日发表了《为南京政府“改革币制”声明》，深刻揭露了所谓币制改革的本质：完全是南京政府进一步掠夺全国国民的财富、企图延长其独裁政权寿命的手段。

配合爱国民主运动，揭露独裁政府的反动本质。针对国民党独裁政府镇压民主运动的罪行，民进于1948年9月17日在香港发表谈话，指斥南京政府迫害学生。1948年9月18日，民进发表了题为《警惕国人，新“九一八”又来临了》的谈话，抗议美国政府扶持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呼吁全国人民“更加团结起来，更坚决和人民的革命力量站在一起，共同努力奋斗，争取中国人民革命的最后胜利，把日本战犯和国内战犯一起交给人民去审判”。

揭露帝国主义者反苏、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港九分会理事梁纯夫在1948—1949年间先后两次在香港报纸发文，揭露帝国主义者“大西洋集团”“马歇尔计划”的阴谋实质。《论大西洋集团》一文详细论述了“大西洋集团”及“西欧联盟条约”的由来。文章指出，“大西洋集团”是“以反共反苏来达到美帝国主义者来奴役世界人民和独霸世界的目的”。《揭破美帝侵略东欧的阴谋》一文指出，“中国人民民主新政权正在建造中，类似的麻烦也可能面对着我们，匈、保的教士案无疑地提高了我们的警觉心”。毫无疑问，这类宣传有利于提高广大民众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警惕，提高努力建设人民民主新政权的信心。

广州荔湾区新豆栏上街12号（原利济轩制药厂）

搭建机构，发展会员，注重组织建设。民进港九分会在第一次理事会上，就成立了秘书、宣传、联络三个小组，并确定了小组负责人、成员；会议还通过了经修正的分会《简章》，就全体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扩大理事会的会期，理事任期和职数以及会费收取等一系列事项进行了规定。在发展会员方面提出“每分会会员需发展一名会员”的要求。后来的几个月里《简章》几经修订，组织发展的要求根据形势需要也相应调整，港九分会的机构和职能得到初步完善。

迎接华南解放华南分会勠力同心发挥友党作用

适应全国形势，更名华南分会。为更好地适应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需要，进一步扩大民进在华南地区的影响和作用，1949年1月22日召开的港九分会第十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梁纯夫提出改港九分会为“华南分会”并筹备“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支会”的建议。该建议得到会议的认同。1949年2月中旬分会理事会郑重向总部提议，将“中国民主促进会港九分会”改为华南分会。4月2日总部同意改港九分会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华南分会”。在广州召开的会员大会上改选了理事会：陈秋安、梁纯夫、陈国容、谢加因、陈芦荻当选为华南分会理事，林伯子、徐力衡为候补理事。会议提出：拥护毛泽东的“八项和平条件”，继续致力于反帝反封建民主事业，准备迎接全国解放。随后召开的华南分会第一届第一次理事扩大会上，推选陈秋安、梁纯夫、陈国容为常务理事，会议还对理事进行了分工。1950年初华南分会迁址广州。

参与接管广州工作。根据中共香港地下组织的安排，1949年7月，分会会员陈芦荻、梁纯夫、谢加因、胡明树等参加了东江大鹏湾教导营学习，准备接管广州。10月14日，广州解放。10月21日，四人日夜兼程抵达广州，参加了军管会文艺处、新闻处等部门的工作。

贯彻民进一大精神，拥护《共同纲领》。1950年4月15日—26日，陈秋安、范兴登、谢博君、梁绿华等代表华南分会参加民进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民进一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会纲领的决议》《关于本会应继续存在并加强工作的决议》《关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学习中共〈加强与非党群众及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精神以巩固扩大民主统一战线的决议》等六个重要文件。《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全体会员不断学习，不断努力工作，朝着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所指示的历史方向稳步前进”。陈秋安等代表回到广州后，及时向华南分会及会员传达了会议精神。分会会员一致认同民进一大精神、拥护当时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学习贯彻民进一大会议精神，成为当时华南分会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重质不重量”，大力发展会员。民进华南分会时期，继续按民进创建时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章程》，以“团结自由职业者及工商界人士”为原则，“面向工商界及知识分子大量吸收会员”，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50年4月，通过曾世香等7人入会，其中5人是工商界人士；5月，根据民进中央精神，华南分会将发展对象定为自由职业者（医生、律师、教授、工商界人士和文化工作者）。此间，华南分会还首次提出了“教育、提高、改造”自由职业者会员的具体操作办法，即对“技术和知识水准高，政治水准低的，在政治上教育他；技术水准高，文化水准低的，在文化水准上提高他；技术、知识水准高，思想落后的，可以在思想上改造他”。7月又有三批共32人入会。随着会员人数的大幅增加，华南分会对于吸收何种会员、怎样吸收会员召开专门理事会议进行专题研究，确定了“重质不重量”的展组原则，大力发展高素质会员。

设置专职岗位，机关建设起步。1950年6月，华南分会第五次理事扩大会议决定，设秘书1人（月支米薪4市担），干事2人（月支米薪3.2市担），工友1人（月支米薪2市担），并着手物色人选。8月17日，黄兑西、梁瑞河、邹启峰分别向理事会递交保证书后正式成为华南分会机关第一批专职工作人员。

华南分会从香港迁至广州时，暂借新豆栏上街12号利济轩二楼为办公地址。后经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和广州市民政局协助，1950年9月13日，分会迁入桨栏路（今荔湾区桨栏路）110号后座（宁波会馆）办公。

服务中心大局广州市分会固本强基精心履职

根据民进一大“在大城市适当发展”的决议精神，民进中央决定将华南分会改名为民进广州市分会。1950年8月17日，民进广州市分会筹备委员会成立。除华南分会原有理事陈秋安、陈芦荻、谢加因、梁纯夫为当然筹委外，另推定关卓然、梁绿华、陈鲠斧、曾世香、何信泉为筹委。陈秋安为主任委员。

注重政治思想建设。针对个别成员“使命业已完成，党派存在就没有必要了”的思想，筹委会组织会员认真学习周恩来总理《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作用的几个问题》的讲话精神，学习民进中央《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李维汉《更加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讲话、《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前进》以及中共中央中南局统战部部长张执一的《协助各民主党派巩固发展组织》等文件，广大民进会员在政治思想上提高了认识，明确了新目标新任务，更加精神振奋地投入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工作中。民进广州市分会筹委会还召开会议分析了取消主义产生的根源，指出“除了本会的历史原因外，一般错误的思想，是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军事上的胜利，就是革命的最后胜利；不了解这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不了解夺取了政权仅是革命的开始的道理”。

针对“多数会员入会时间很短，没有经过会务学习，未有充分明瞭本会的性质与任务及在统一战线中所起的作用”的现象，筹委会在《民进广州市分会筹备委员会1951年上半年组织工作报告》中指出，要从端正“组织观念”“入会动机”入手，“深入学习《共同纲领》，把我们的会员和我们所联系的阶级阶层的广大群众，从不同的思想水平，提高到《共同纲领》的标准，不但是重要的、迫切的任务，而且是艰巨的任务”。为加强政治学习，筹委会还在全国民进较早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将全体会员按住地就近原则编为5个学习小组，确定了各小组负责人并明确将“理论、政策、时事”三部分作为学习内容。

广州荔湾区桨栏路110号后座（宁波会馆）

注重组织建设。为加强对会员的教育，克服会员存在的思想问题，筹委会有计划地组织会员进行民主党派的性质和任务、组织观念、会员的权利与义务以及会务的学习，号召会员爱护、相信组织。通过学习教育，不少会员端正了认识。在进行总结的时候，大家形成了这样的共识：“通过工作与群众见面，作出成绩，给群众良好的印象，这是发展组织非常必要的，我们重视了这宝贵的经验。”为加强组织建设，筹委会以《组织工作报告》的形式向民进中央理事会提出了《关于修改和补充建立新分会组织决议的建议》《关于组织宣传部门分工配合问题的建议》《关于建立基层组织暂行办法的修改和补充的建议》《关于加强宣教工作的几项建议》《关于加强会刊工作的建议》五项建议。1952年8月，民进第五十六次中央常务理事会议批准了民进广州市分会筹备委员会的报告，并相应推出了《关于发展组织工作的指示》《关于加强宣教工作的几项决定》《关于加强会刊工作的决定》《关于组织、宣传部门分工配合的决定》《关于建立新分会组织的补充指示》和《关于补〈建立基层组织暂行办法〉的通知》。

注重班子和机关建设。根据民进中央《关于建立基层组织，加强组织教育，进一步发展组织的决议》的精神，民进广州市分会筹备委员会于1952年7月进行了改组。许崇清、陆向苍、陈秋安等15名候选人全部当选委员。其中，文化教育界占了12人，占新筹委会成员的80%。推选德高望重的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担任筹委会主任委员，陆向苍（中共党员，时任广州市教育局局长）为第一副主任委员，陈秋安为第二副主任委员。在正副主委中，教育界3人，占75%。筹委会的改组，调整和加强了领导力量，为组织的巩固与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在工作机构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和扩充，筹委会拟定增加专任委员编制，确定其月薪为米600斤；设立的机关职能部门分秘书、组织、宣传（后改为宣教）3个处；同时设立组织、宣教、科技、妇女、工商5个专门工作委员会，专门工作委员会归常委会领导。筹委会机关专职干部的来源，初时均由理事或会员推荐亲友充任。1952年开始，得到中共华南分局、中共广州市委统战部的协助，商请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单位的支持，从中小学工作的会员和市工商联的干部中调任。

注重基层组织建设。广州市分会筹备时期，基层组织建设得到很大发展。1950年，民进广州市分会筹备委员会刚成立时，只有会员37人，而且多为工商界人士，同一单位的极少，上级组织也没有建立基层组织的规定，因此，只能组织会员经常参加分会筹委会（扩大）会议，进行政治学习。1950年下半年起至1952年间，在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和中共广州市委统战部的支持和帮助下，文化、教育、科学界的大批优秀人才加入了民进组织。1951—1952年，民进广州市分会筹备委员会先后在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华南农学院、华南师范学院建立了4个大专院校联合小组，在广雅中学、执信中学、华师附中、培正中学等建立了12个小组，在北区、南区、中区、西区45间小学以及机关、工商界等建立了29个小组，基层组织建设出现了空前兴盛的态势。

调整发展重心。作为工商业家的筹委会主任委员陈秋安，早在港九分会及华南分会时，由他经手已发展了一批工商业者加入民进，广州解放后，他又从海外动员了一批工商业者回广州陆续加入民进，以至于在筹委会领导机构中，工商界所占比重较大。1950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协商确定重点分工。1950年11月，民进总部召开了三届二中全会，强调吸收会员应遵循有计划、有重点、有条件的原则，对会员发展对象和发展重心也作了明确的规定：“发展的重心应是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工作者。”之后，筹委会贯彻民进三届二中全会精神，发展会员“重视了统战的分工”“基本上停止了发展工商界，以照顾到统战工作的适当分工”。确定今后的努力方向是“大力吸收文化教育界，特别是中小学教员”“继续扩大团结科学技术人员”“适当地发展自由职业界与工商界的进步知识分子”，并加强与各兄弟党派的亲密团结。

严格入会程序。民进广州市分会筹备期间的入会程序归纳为“提名、学习、了解、吸收”四大步。即“不论什么人发展什么对象，必须先提出名单，组织部门加具初步意见，经筹委会了解认为值得吸收时，才通知介绍人当为初步争取对象。但要先参加学习，在学习中配合了解他入会动机，并使他初步了解统一战线的意义、民主党派的作用，到具备了入会条件后才正式吸收”。对于有群众影响的人物，要协议吸收。即“事先提出对象加以研究，以能够加强统战的作用大小来作为主要考虑因素，经过慎重考虑后，再找有关的单位或友党协商达到意见一致后才吸收”。事实证明，这些经验是来之不易和行之有效的。

自1950年下半年起至1952年7月间，筹委会先后在文化、教育、科学界发展了一批大学教授、专家及中小学校长加入民进组织，如全国著名教育家、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蚕业专家李燮华，公路建设专家容祖诰，儿科专家朱钟昌等。在教育界有影响的代表性人士还有陆向苍、陈国勋、邓宝华、黎克明、黄桂荣、李贵兰等。1952年底，隶属民进广州市分会筹备委员会会员的结构情况为：文教工作者占64.6%，科技工作者占12.8%，机关工作者占7.1%，工商界人士占12.4%，其他占3.1%。这完全符合民进当时的组织发展原则。据统计，到1953年2月民进广州市分会成立时共有会员226人，其中有大学校长、教授、讲师、中小学校长、教师及科技界专家175人，占当时会员人数的77.4%，基本形成了会员以教育界为主的组织结构。

服务中心，参政议政。一是参加土地改革。1950年10月，根据民进《发动会员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土改工作的通告》，筹委会迅速制订了“土改”学习计划，并组织会员认真学习“土改”的政策、法令。先后派出陈秋安、谢加因等多人到“土地改革工作委员会”“广州市城乡联络处”工作，参加土改工作团，到新会县各地工作。二是支援抗美援朝。在1950年8月筹委会召开的第一、第二次会议上，就反对美帝侵略的宣传工作做了认真安排，并派谢加因、黄兑西两同志参加“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组织会员参加广州市各界人民庆祝八一建军节暨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示威大会及游行。会员自费通过创作宣传画、漫画、年画等方式宣传抗美援朝。筹委会的全体干部从每月薪金中捐献5%，直至战争结束为止。与此同时，筹委会又发动会员捐献手榴弹支援志愿军，共计捐得300万元，可购买手榴弹150枚。此外，筹委会还积极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为配合镇压反革命活动、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在广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广州民进代表分别就土改工作、积极调整工商业、继续恢复生产、发展社会教育等方面提出提案和建议。

回顾从港九分会到广州市分会七十年的历史，从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应运而生，到拥护《共同纲领》、投入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广州民进的血脉里始终流淌着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爱国、民主、团结、求实”，坚持为中华民族解放和建设事业而斗争的强大基因。这些基因不断生长而凝聚成为民进的历史经验和精神财富，为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多党合作事业给予了强大精神动力和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