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文化主要载体是徽州文献，研究徽州文献是研究徽文化的主要途径。作为徽州文献组成部分，民间文献和历史时期徽州流传下来的各类传世文献受到学界关注，产生《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新安文献研究》等成果。就研究方法而言，除传统历史文献法外，近年从数字人文视角考察徽州文献[1-2]成为趋势，这对徽州文献及徽州历史的综合研究无疑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有鉴于此，本文结合可视化理论及历史地理学相关理论与方法，基于《徽州文献综录》记录的徽州王氏文献的系统分析，探寻其时空等分布差异及原因，以此窥见历史时期徽州社会发展的些许概貌。

1 《徽州文献综录》对徽州文献的记载及可视化价值

徽州素有“文献之邦”美称，其文献主要包括方志、族谱、文集、民间文书等，历史时期徽州留下的文献浩如烟海。以近年徽州历史文献的集成性目录书《徽州文献综录》(胡益民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出版)言之，其搜集历史时期徽人的著作达1.5万余种，作者5000多名。是书索引按照著述作者姓氏之顺序，因而各姓氏之人凡可考且有著述传世者，基本均收录在书中[3]。书中附有作者小传、文献版本、馆藏介绍、资料索引等信息，极大地便利了相关研究。本文主要选取其中王姓人物的文献进行个案研究。需说明的是，王姓人物属于徽州不同宗族，但为了研究方便，文中统称为徽州王氏宗族或简称王氏宗族。历史时期徽州王氏宗族出现了众多名流、名宦，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该书以录辑文献为主，许多王氏人物或因没有文献传世，而书中则不作记录，如清末婺源人王友端，虽《清史稿》有记载，但因其著述文献流传不显，《徽州文献综录》没有提及。是书录入明确可考之王氏人物共280位，传世文献约有650部，数据甚为可观，因而可以据此作为复原历史时期徽州王氏文献时空等分布的基本材料。

所谓可视化，即分析材料中的数据，以最具表现力的方式表达出来，且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揭示研究对象的时空关系，充分挖掘研究材料的价值。这种研究方法需要数量足、精确性高的大数据作为支持。在区域史尤其是徽学研究中，研究对象包括多种要素，单一要素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无法窥见历史发展的全貌，也无法进行整体的区域史研究，凸显出系统的可视化研究的必要性。《徽州文献综录》是截至目前最全面的徽州文献工具书，虽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大数据，但相关历史文献的基本信息较全面，信息量丰富，完全可以从中提取进行可视化研究的数据，为徽州历史文献研究乃至徽学研究提供新的途径。以历史人文研究的可视化言之，其价值甚高。

2 王氏传世文献的时空分析

时空分析是指将研究对象放在特定时间、空间下进行复原，还原其历史时期的存在状态及其演变，探求背后的原因。就徽州王氏文献而言，复原基本的时空分布是基础，而探求其内容分布的领域与时间、空间的联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2.1 王氏文献的时空分布

《徽州文献综录》所录文献虽为历史时期徽人所作，但创作地点不可能完全在徽州一府六县范围，然而因文献作者均为徽州人，此书可视为“徽州人”的文献目录集合。就本文研究对象而言，历史时期徽州王氏的文献可依据作者籍贯确定分布地域，比如王茂荫是歙县人，著述归属于歙县历史文献。在统计年代分布时，一般只精确到人物生活的朝代，因此还原王氏文献的时间分布亦只能精确到某朝代。统计《徽州文献综录》中相关数据，绘制表1和图1。

表1 徽州王氏文献的时空分布表

图1 徽州王氏文献的时空分布柱状图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王氏文献的时间演变特征，不论是徽州整体还是各县，唐至清文献不断增加，清达到高峰，清代文献总数占三分之二。民国时期王氏文献数量急剧下降。王氏文献数量的整体演变趋势是：唐至清不断增加，清之后急剧下跌。具体到各县，祁门、歙县的明清两代文献数量相差不大；绩溪在明之前，祁门、黟县、休宁三县在元之前均没有王氏文献。在婺源，宋代王氏文献数量远高于元代，这与宋元政治变迁及婺源特殊的学术地位密不可分。王氏文献在空间上的分布非常不均衡，较集中在婺源、歙县，尤其是婺源占6成。歙县虽远高于其余四县，但不足婺源二分之一。若从时空序列组合看，清代婺源的王氏文献数量最多。

形成这种分布格局的因素很多，最主要是社会环境影响。从时段看，宋、明、清社会长期相对稳定，为学者著述、学术书籍流传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元、民国社会稳定期较短，社会动荡，不利于学术研究。进一步说，宋、明、清徽州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科教文化事业不断进步，至清达到顶峰，标志是明后期至清后期徽州成为全国刻书业中心之一。清代距今最近，文献传流下来的几率较高。具体到王氏，文献数量清多于明、明多于宋，便不难理解。就徽州六县来说，歙县、休宁、婺源的社会经济强于其余三县，但休宁文献数目远低于歙县、婺源、祁门，这与王氏在徽州的宗族分布有关。婺源、祁门是王氏进入徽州最早的聚居地，二县的王氏在徽州王氏宗族中处于主体和中心地位。据作于嘉靖庚申年(1560)的《休宁藤溪王氏族谱序》载，武口王氏始迁祖王希翔的十二世孙王溪迁藤溪，为休宁王氏之始，休宁的西门、金竹、河村、山背、舆夫、五城、万安、廻溪等王氏宗族皆属王溪一脉。休宁王氏作为婺源王氏的分支，在其后发展中远不如婺源王氏，亦不如祁门王氏。以上两个原因便是王氏文献呈此空间分布态势的主要原因。

2.2 王氏文献的研究领域分布

根据《徽州文献综录》中记载的王氏人物著述，依据其内容及形式可大致可划分为族谱家训、诗歌文学、经学理学、史学政治、岐黄医学、地理方志、历法数学及其它等8个类别，其中诗歌文学除诗歌辞赋、文集外，还包括墓志铭、游记与题词等。将研究儒家十三经、朱子理学、湛王心学等文献归为经学理学类。史学政治中，主要归纳对史书或史事的研究文献，以及政书、奏稿集类的文献。其它类目主要包括士子参与科举考试留存下来的硃卷，以及《府科第名录》等统计性材料。需要说明的是，有些人物著述较多，涉及领域繁杂，故将其划分到涉及的主要领域。比如，王茂荫不仅有后世整理的奏稿，也有“未刊稿”，但他主要从事的领域是政治，因此划归到“史学政治类”。是否将“史学”与“政治”划归一类，主要看其进行史学研究时是否与其施展的政治抱负相关。比如，王標研究《通鉴》，治史体现了其政治思想与抱负。还有些王氏人物著述甚多，但重点不突出，则划分为多类。比如，王宗沐著述涵盖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地理方志等领域。某些文献具有多重性，如研究《春秋》的文献，需要对此类文献作进一步研究与考释才能作出判断。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依据著述内容划分作者主要的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比如“经学理学”类，除研究程朱理学的文献，也包括研究湛王心学及用朴学研究儒家经典的文献，从徽州学术历史演变看，将三类著作全归入“经学理学”类别虽有不妥，但从内核看也可以接受。因此，依据著述涉及的主要领域来划分，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与准确性。根据统计数据绘制了表2和图2。

表2 徽州王氏文献研究领域及空间分布表

图2 徽州王氏文献研究领域和空间分布柱状图

从表2、图2看出，王氏文献涉及的主要领域是“诗歌文学”“经学理学”“族谱家训”，“诗歌文学”类占一半多。在其他类别中，医学占比最大，地理方志、历法数学等占比少。从各县文献研究领域看，以“诗歌文学”“族谱家训”两大类为多，表明王氏人物在学术研究中整体上具有相近的研究倾向，地域差异不明显。只有婺源、歙县在所有研究类别中没有空白区，说明该二县王氏学者著述之多、涉及领域之广远超其余四县，这与婺源、歙县的传统学术文化演变分不开。南宋以降，婺源、歙县一直是徽州学术文化核心区域，学术著述、学者数量均多于其余四县，具有影响力的学术人物层出不穷，其中亦有王氏人物。比如，开徽州学术文化风气之先的南宋婺源人王炎，著述领域广泛，还精通医术。历史时期，徽州学人积极吸收糅合佛道两家及各学派的学术思想，更关注现实，诸多著述具有明显的社会性，涵盖领域更广泛，这些都是包括王氏学人在内的徽州学人共性。而歙县、婺源王氏文献之所以涵盖领域广泛，究其根本是二县的王氏人物较其余四县学术水平较高。比如，婺源宋代除王炎外，还有王昺、王汝舟等；元代有王埜翁、王国端等；明清更多，见于正史及府级以上人物志、地方志的人物达21人。歙县的王氏人物亦不遑多让，唐代王氏人物中唯一有著述流传至今的便是歙县人王希羽；元代的王偁，字伯武，精通天文地理，学识广博。休宁人朱升曾提到：“凡制度疑难不通者”必曰“将以问伯武”[4]，可见时人对其之推崇。明清歙县王氏见于正史及府级以上人物志、地方志的人物有13人。歙、婺王氏学者数量既多且学术氛围较浓，加上徽州学人的特性，其著述的研究领域自然较其余四县更加宽泛。在进行各县区文献研究领域的分布统计后，通过对其文献研究领域及年代分布的统计，绘制表3和图3。

依据表3、图3，其类别的时间变化趋势与表1几乎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经学理学”类，唐、元二代空白，明代不及宋代之半，而清代则爆发式增加，这与徽州传统学术文化的演变有关。宋代徽州学人受到朱熹的影响，纷纷投入理学研究，如婺源人王炎、王埜翁，歙县人王悱，犹以王炎为甚，著述多为经书注疏，且与朱熹“交情颇笃”。明中后期开始，理学的学术核心地位不断下降，及至清代，徽州传统学术进入成熟阶段。较之于前代学人专注于理学、心学，清代诸多王氏学人对几乎所有类别的历史文献的整理、考证、注释等工作投入了大量心血，加上清代徽州发达的刻书业，学术成果以井喷之势产生。比如，清代婺源人王友亮官至刑部主事，著述虽多为诗集、文集，但刻印版本极多；再如清代黟县人王以宽，著述既有对前代典籍的整理与考录，也有关于地理、诗歌文学等内容；清歙县人王仕云既有史论、诗论等著述，还为蒙学等文献作注。总之，清代王氏学人在社会经济稳定、传统学术发展到顶峰的历史背景下，研究领域远超前代，造就清代王氏文献的爆发式增加。

表3 徽州王氏文献研究领域及时间分布表

图3 徽州王氏文献研究领域和时间分布柱状图

综合以上数据，徽州王氏的文献分布大致明晰：就地域看，较集中于婺源、歙县；就时间看，主要分布在明清尤其是清代；就研究领域看，主要集中于文学类、经学理学及族谱家训类。

图4 徽州王氏文献分布图

3 徽州王氏文献分布与宗族分布的关系

有学者将文献、学者分布相对一致的现象总结为“著作地比较分散，一般仍以学者群为主”[5]；学者、人才的地域分布有一定特征[6]。由于徽州是高移民区域，唐宋以后，地域社会的宗族性表现较明显，徽州作为典型的宗族社会，学者群的分布一般与宗族分布密切相关[7]，那么，上述徽州王氏文献的分布与徽州王氏宗族的分布是否有关系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而要厘清二者的关系，尚需对历史时期徽州王氏宗族的时空分布进行复原。因此，依据主体文献一致性原则，本文利用《徽州文献综录》中收录的族谱材料分析来探讨历史时期徽州王氏的大致时空分布，以印证二者之间的关系。

徽州的修谱风气自唐已形成，宋元对族谱的重视有增无减，正所谓：“有三世不修谱，便为小人。”朱熹亦云：“人家三代不修谱，则为不孝矣。”将修谱纳入宗法孝道，修谱之风在明清达到高潮[8]。对宗族来说，修谱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明清时期，族谱不仅是宗族的历史文献，更是宗族血脉与文化传承的重要凭证，还是宗族控制、约束族人、实现宗族有效管理的重要工具。但族谱的修编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尤其是明清宗族在接受近代集体组织的影响后，开始专门设置修谱机构——谱局。即便如此，面对修谱需要耗费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有的宗族仍因实力不足而无法编纂族谱[9]。总之，徽州宗族的修谱行为有特定的历史作用，修谱是宗族综合实力的体现，亦是宗族增加凝聚力的重要手段。王氏祖上“显官者甚多”，族谱中记载的“制、命”便有10篇[10]。《徽州文献综录》收录王氏族谱有63部，依据这些族谱的名称及相关材料内容，族谱的分布地域可以复原。凡是编修了族谱并保存流传至今的宗族，大致可以断定其在历史上或至少是在修出族谱的那一段时期，其宗族势力是尚可的。具体到王氏族谱上，其分布大致可以反映出王氏宗族在六县的发展情况。依据《徽州文献综录》中收录的族谱及作者信息，绘制表4。

从表4看出，徽州王氏族谱主要是在明清时期修制，而各地方、各宗族、堂口修谱的名目、数目均有很大差异。武口王氏族谱最多，其后是祁门王氏、双杉王氏、琅琊王氏。不同地区的王氏人物会相互协作修撰族谱，甚至协助其它宗族修谱，比如婺源人王吉仁曾为婺源仁里明经胡氏的支谱作了卷首一卷[11]。在以王氏族谱作者籍贯为标的的统计中，可以看出王氏族谱在徽州分布较广泛，时空差异性明显。

表4 徽州王氏宗族族谱时空分布表

3.1 王氏族谱的空间分布

从空间看，王氏族谱分布最多的是婺源，占三分之一多；其次是祁门、歙县，达到10部以上；再次是绩溪、休宁等地，各有数部不等。另外，很多王氏人物的籍贯被记述为新安，而明清时期新安仅指代一个比较宽泛的地理概念，因此以新安为称号的王氏族谱分布在六县的概率是相对一致的，此条数据并不影响统计结果的客观性[12]。

令人惊奇的是，黟县没有王氏族谱分布。在《徽州文献综录》中，共有14位黟县王氏人物被收录，他们没有参加过修谱活动。同样，黟县王氏在历史上修谱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根据所统计到的材料，已经充分说明黟县王氏实力不如其余五县，这在黟县王氏人物的小传中可以得到佐证。自宋以降，徽州风气由“慕武”转向“崇文”，诸多社会风气及习俗发生变化[13]，这一点在对程灵洗、汪华的崇拜转变上最为明显。程灵洗作为徽州历史上载入正史的第一人，是徽州武功兴起的开端，而汪华则是徽州武功达到顶峰的标志，二人均被徽州人视为保护神并被广泛的祭祀，也不断得到历朝的追封。但在宋朝之后，二人由徽州民间自发的崇拜对象逐渐发展为被政府当局确认的神祇，并被赋予“忠义”等儒学内涵[14]。这种地方崇拜体系的建构主要是由士人完成，是徽州整体社会风气转变的明显体现[15]。崇文对宗族的影响是比较重视文化教育与科举考试，宗族的兴盛与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科举考试。而根据黟县王氏人物小传，中举至多官至知县，多数隐居教授，可见其实力较弱。此外，黟县王氏来源于祁门王氏，迁居时间、地点不一，谱系繁杂，并未形成独立的“黟县王氏”[16]。从清道光年间修撰的《琅琊王氏合修宗谱》看，祁门苦竹港一脉之王氏虽号称“江东巨族”，分布广泛[17]，但从徽州内部看，祁门王氏影响力较大的地区是黟县、绩溪，也有部分居住在歙县、休宁[18]，但整体影响力远不如婺源王氏。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论证，这是因为祁门虽是王氏族谱的三大集中地之一，但从文献数量看均远逊于婺源，甚至不如黟县。另外，休宁王氏来源于婺源，是武口王氏支脉，并且歙县王氏也在武口之后。

依据以上族谱的时空分布，可以看出婺源、祁门与歙县是王氏在徽州较集中的分布区，而婺源和歙县王氏宗族的实力显然处于一个相对领先的位置，尤其是婺源不仅是徽州王氏宗族的一个主要聚集地，更是徽州王氏宗族最为兴盛的地区。

3.2 王氏族谱的时间分布

从上述统计看，王氏族谱集中于明清：明18部，清43部，民国1部。细究各时期族谱，发现明代修撰的族谱有很多是统宗世谱，如徽州王氏影响力最大的武口王氏和祁门琅琊王氏都曾修撰统宗世谱。为何统宗？就是宗族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因为宗族庞大、迁徙分居带来的世系混乱，以及各宗独立发展使得宗族分离倾向不断加强，最后大宗变为独立的小宗，最终导致宗族实力衰弱，这便需要通过采取统宗法来修谱，让大宗族重新凝聚，增加宗族的向心力及凝聚力，统宗应运而生。而这种情况的出现本身就说明宗族的发展已经到了相对成熟的阶段。明清鼎革时期，由于徽州受到战乱影响较少，徽州宗族在明中后期以降的发展势头没有中断。清代的族谱数量更多，分布亦更加广泛，这就说明：一方面清代族谱数量超过明代，表明王氏宗族整体实力清代强于明代；另一方面明代族谱集中于婺源，但清代族谱分布更广泛，绩溪三部族谱均为清代所修，其余各县族谱清代数目也都超过明代。值得注意的是，清后期王氏宗族仍修撰了三部族谱，表明王氏宗族发展在清代有一个持续的过程。而进入民国后，婺源仅有一部王氏族谱纂修，表明在社会大环境凋敝的情况下，王氏宗族普遍衰落。

王氏宗族兴盛对王氏人物的影响很大。首先，王氏宗族能够为族人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使更多的族人有机会接受教育，增加了王氏人物成才的可能性。历史时期，徽州王氏宗族教育取得显著成就，唐至明共产生19位进士，在徽州望族中居于核心地位[19]。在清代，王氏在各时段都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清初歙县人王仕云所著《鉴略四字书》被视为与《三字经》《千字文》一般的启蒙读物[20]，历代翻刻极多。清中期婺源王友亮、王凤生父子都有很大成就，王友亮官至通政司副使，其诗广受推崇[21]；王凤生为官期间“四方大吏争相疏调”[22]。他的两个女儿王瑶芬、王玉芬均有诗集传世，可谓书香世家。清末歙县人王茂荫更是名噪天下。还有黟县的王俊德、王继宁父子以及清中后期集中出现的婺源王少华、休宁王淑辰等8位女性均有文集或诗集传世。其次，王氏人物的学术活动，如刻印书籍等需要宗族的财力支持。清代刻书业的发达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加上宗族对文教事业的支持，使他们的著作不仅数量多，而且刻印版本多，流传中佚失较少，因而传世数量亦可观。

总之，从徽州王氏族谱的数量看，明清是王氏宗族的兴盛时期，尤其是清代。及至清后期，王氏宗族虽在部分地区持续发展，但总体上衰落，这与王氏文献在时间上的演变是一致的。

图5 王氏宗族在徽州地区的分布

4 余论

历史时期徽州王氏文献分布特征鲜明：从时间看，明清文献数量最多，尤其是清代。从空间看，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婺源、歙县；第二层次为祁门、黟县、休宁；第三层次为绩溪。从涉及的主要领域看，诗歌文学类远超出其余类别，经学理学类、族谱家训类等数量亦不在少数。在各县中，诗歌文学类、经学理学类、族谱家训类均占前三甲，说明历史时期徽州王氏文献涉及的主要领域具有一致性。王氏文献呈现此分布特征的原因，既有社会环境等客观因素影响，又与王氏宗族在徽州地区的不均衡分布分不开。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依据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徽州文献综录》，由于该书并未囊括历史时期徽州王氏的全部文献，因而样本意义仍有待验证。此外，与其他姓氏的对比分析可能会加深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这些有待于下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