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石榴树上结樱桃》是一部现代乡土中国的寓言，它颠覆了以往了乡土文学的叙事方式。小说中的官庄村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农村的缩影，它具备现代民主的外衣，而精神内核是前现代的。李洱以“零度叙事”的姿态向读者呈现了全球化时代乡土中国的表与里。

关键词：《石榴树上结樱桃》；现代性；乡土中国

2004年，作家李洱继《花腔》之后，推出一部关于乡土中国的寓言——《石榴树上结樱桃》。这部书里的乡村，既不同于《边城》的牧歌情调，也无《金光大道》里的政治激情，更不同于《红高粱》里的恣肆的酒神精神。这部书以其颠覆过往对乡村认知的叙事方式获得了2004年“华语图书传媒大奖”。李洱用现代理性切断了的知识分子“精神还乡”的幻梦，评论界对这种新异的乡村书写保持了审慎的态度。2007年，《石榴树上结樱桃》由德国最著名的出版社DTV出版，并迅速热销德国，《普鲁士报》认为“配得上它所获得的一切荣誉”。2008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将德文版的《石榴树上结樱桃》送给中国总理温家宝，并主动邀请李洱会谈。此后，国内的评论界和读者开始广泛关注《石榴树上结樱桃》，该书一版再版。从图书市场的冷淡到热捧，这部书的市场命运本身就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寓言。

一、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外衣

从外部形态来看，这部小说里的官庄村无疑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乡村的缩影。官庄村的村民们不再是“五四”文人笔下愚昧封闭的模样，他们大多有着高中程度的文化，关注《焦点访谈》，知晓国内外大事，甚至会念《英语会话三百句》。村子修通了高速公路，有着现代企业纸厂，更能吸引老外来投资。村民们的谋生方式不再仅仅是围绕种地，有的到深圳务工，有的发展养殖业，有的承包窑厂，纷纷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一试身手。在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上，官庄村已经进入了滚滚而来的全球化时代。而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孔繁花竞选，这背后隐含了民主选举与女性参政两个关键点。

民主制度伴随着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它的目的在于摧毁传统的等级制度和集权专制的社会机构。在解放战争期间，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之间有过一次著名的对话，关于如何使中国共产党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的回答是“民主”。可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中，民主制度是立身之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标志的农村经济改革，农民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1987年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就村民委员会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等作出全面部署。“这是民主史上的一幕奇迹：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有如此庞大而宏伟的民主工程——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式草根民主‘海选，伴随改革劲风急吹，如今已遍布大江南北，扎根于國家政权的最末端。”[1]《石榴树上结樱桃》的核心情节便是村支书选举，这是农村走向现代的标志性事件。

孔繁花是全溴水县唯一的女村长，这个特殊的政治身份使得她身上更多的是世俗性意味。李洱显然是有意抹去了以往乡土文学中女性角色身上神圣的“地母”色彩，他关注的现实意义中的乡村。在中国长期的封建宗法社会中，“乾坤正位”是传统女性应遵循的礼法规范，夫为天，妇为地。封建宗法伦理认为“妇人非子”，女子先天性地依附于男子，没有参与“外事”的资格，也无家族继承权。女子具有选举权同样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产物。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第86条规定：妇女有同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中国女子参政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在《石榴树上结樱桃》中，孔繁花的地位远远高于丈夫殿军，即使远在深圳打工的殿军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官庄村人眼中，总是先看到孔繁花，然后才看到殿军。相形之下，孔繁花比《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在女性独立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引人注目的是，孔繁花竞选失败，继任者居然是小红，又一位乡村女政治家。

二、乡土世界的生与死

《石榴树上结樱桃》中，终结孔繁花政治生涯的因素有两个：其一是村里老人死后没有火葬；其二是姚雪娥计划外怀孕。前者让孔繁花丢掉了村支书的职务，后者让她丢掉了村委主任的头衔。计划生育和火葬，这是关系到农民们生与死的头等大事，也是从村长到县长的头等大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土地是农村至为重要的资产，火葬的目的自然是为了给现代农村发展。而计划生育的出台，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举措。晚晴以来，人口数量的剧增引起了知识分子们的广泛关注和争论。直到1982年，计划生育确定为我国基本国策，并写入了宪法。

而偏偏在火葬和计划生育的问题上，孔繁花连连失利。尤其是生了女孩豆豆后，孔繁花的父母仍然祈祷送子观音，盼着再有男丁，连孔繁花本人也产生了再生一个的念头。主宰乡土社会的依然是传统的生死观，作为孔孟的后人，乡民们信奉的依然是“生生”为德，入土为安。所谓现代的理性、民主、法制等理念并未成为乡民的思想坐标。现代表象下面，选举更像是一场古已有之的政治权谋，孔繁花争取连任的政治目的并非是具备现代政治理想，而是谋求连任后可能的利益，乃至个人在家庭中的位置。官庄村的村委会是个由孔庙改造的四合院，里里外外贴满白瓷片，看上去“城市化”了。

三、现代性反思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已经被动地卷入“现代世界”之中，现代性的诉求贯穿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个历程。20世纪80年代在国家政治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现代性”被知识界转用到中国当代文化的各个领域。“现代化”更多地侧重于中国社会现代进程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层面，突出科技、工业、商业、政体等社会实体的重要性；“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

《石榴树上结樱桃》暗示了西方现代民主体制与东方伦理的碰撞。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乡土中国迅速地呈现出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现代化特征。另一方面，乡土中国的精神世界实质上并未呈现“现代性”特征。李洱以“零度叙事”的姿态向读者呈现了全球化时代乡土中国的表与里，他无意于歌颂或批判，而是力图展现转型期乡土世界的复杂内涵。

参考文献：

[1]邰鹏峰.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利益群体博弈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27-128

[2] 钱中文 .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J] .文学评论， 1999（2）

[3] 费孝通.乡土中国（修订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25

作者简介：巴俊玲，生于1981年，郑州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