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翀

摘要：孔飞力先生所作的《叫魂》一书通过对发生在盛清时代的一场群体性事件的梳理，向我们刻画了乾隆盛世的一幅异样图景。该书自问世，因其新颖的视角、严密的论证，而颇受学界赞誉，被美国汉学界视作18世纪中国政治史研究的标杆。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叫魂风波中平民、官员、皇帝三个阶层彼此间的反应与互动，来解构这本书对民众心理、君臣关系的刻画与研究，并以此归纳出这场社会恐慌背后所潜藏的制度根源。

关键词：民众心理；君臣关系；社会恐慌；制度根源

一、镀金时代——盛世下的民众心态

在我们惯性的历史思维里，总存在一个叫做“盛世”的概念，在精英掌控的历史语境中，它意味着政权的巩固、国库的充盈、百姓的富足。但在《叫魂》一书中，我们却看到了这样一个案例：

正直大清朝鼎盛时的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在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生的几起“摄魂妖术”案骤然使大半个中国笼罩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恐慌之下。在应对这场恐慌的过程中，皇帝的专断、官吏的腐败、平民的愚昧，盛世之下的问题纷纷被暴露；百姓对官府的敌视、官员对皇帝的集体蒙蔽、剪辫背后的政治阴谋，潜藏的新危机似乎又露出端逸。所有的这一切或许会让我们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既处盛世，缘何会发生如此荒诞的风波？

在此书的第二章孔飞力从经济史的视角直截了当的指出了所谓的乾隆盛世不过是一个“镀金时代”。早在明清之际，伴随着新农作物的引入、人口迁徙模式的转变、白银的大量流入，使中国人口数量成倍数增长，经济规模更是持续扩大。伴随着这样的经济趋势，又经历了康雍两代皇帝的励精图治与休养生息，所以当弘历接过帝国的权杖时，满清王朝自然具备了我们常规历史认识里一个盛世的所有要素。但是，若我们透过繁荣的表象去探究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资源、财富和人口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所谓的“盛世”不过是被镀上了一层光鲜的表面，而隐藏在这表面下的丑恶与危机正一步步侵蚀着帝国的根本。

首先，清代前期的休养生息不仅带来了经济总量的扩大，也造成了人口的急剧增长，到了乾隆时代，人口过剩对资源与财富所带来的压力已经在诸多社会问题中暴露出来。但这种压力并非平均的分摊在每个人身上，每个人所受到的实际压力以及他们对压力的感受因地区与阶级而异。

一部分身处社会最底层又在欠发达地区生活的人，在激烈的竞争中失去了依靠劳动来维持生活的能力，从而被迫加入到那些无家可归的乞丐、游僧的队伍以寻求一丝生存的机会。而对那些尚处破产边缘的人来说，他们是相对幸运的，盛世意味着他们还能通过辛勤劳作来保持温饱，但眼前殘酷的生存竞争又让他们汲汲于保住这一份温饱，对社会上出现的任何一种可能威胁他们生存的力量都会感到胆战心惊，戒备满怀。

其次，不仅难以共享到盛世的繁荣，平民阶层的政治权力更是几近空白。身处权力的边缘，他们无法与精英阶层争夺更多生存资源；而基本文化素养的缺失又令他们难以树立正当的权利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对外在威胁的过度戒备，让他们将防范的矛头对准了那些比他们更底层的流浪乞丐与游方僧道。既因为这些人食不果腹、无家可归，让人感到厄运可能同样也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也因为这些人为求生存，常常三五成群，强抢强要，甚至鼠窃狗偷，成为社会上的一股“不安定因素”。更因为这些人作为社会上最弱势的一个群体，没有任何来自官府或民间的力量会保护他们，于是他们也就成为了那些无权无势的小民唯一可以集中发泄自己不满、愤怒与沮丧的对象。

所以，当妖术事件发生在帝国最富庶的江南时，那些尚处破产边缘的本地百姓便将来自外地的流浪僧丐当成了重点怀疑的对象，仿佛只有消灭了他们自己才能保证目前的一份温饱，只有在打压他们的过程中才能满足自己一丝可贵的权力欲望。一时间，纠举之气顿起，迫害之风盛行，庸众暴力一步步将这个社会带向动乱。可此时，如果国家力量能对这些行为及时制止的话，乱象还是能受到有效控制并逐渐消弭的。但恰恰相反，作为掌握最高国家权力的弘历把这场恐慌当成了整顿帝国官僚系统的一次良机，这场妖术风波的蔓延，也就“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它的疯狂了。”[1]

二、弘历的考量——帝制晚期的君与臣

在传统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君主与官僚间的斗争永远都是历朝最精彩的表演。官僚的职责在于维持帝国政治机器的正常运转，就其本性来讲，倾向于按常规办事，这种倾向既有助于政治的理性发展，又易于滋长官员的惰性。而君主的权力则是专断和绝对的，他的职责是制定重大决策以实现对国家的绝对控制，而如果执行这些决策的官僚队伍一味趋于常规的话，那么君权就有可能被架空。然而，伴随着康雍两代皇帝一系列强化君权的行为，从而使君权已不存在被任何政治力量僭越的可能。所以康雍以后官僚制度的常规化倾向就成为了中国皇帝实现其对国家绝对化控制的最大威胁。

有着非华夏血统的弘历对官僚的常规化作风是深恶痛绝的，这不仅是因为源自汉化的腐败习气正吞噬着满人“马上得天下”的朴素精神；更是因为被地方官僚所掩盖的种种不安定现象已触及了他对满清政权合法性的焦虑。而正在此时，山东巡抚富尼汉呈奏的那一份分析“妖案”的奏折，为弘历整治官僚队伍中的常规化现象提供了思路。因为“叫魂”中剪人发辫的行为，让这些案件涉及到了威胁帝国安全的各类谋反行为，从而被打上了“政治罪”的烙印。

而政治罪这种“非常状态下的事件却是无法以概念规定的，它打破了一般的法律条文，但同时揭示了一种特殊的法理因素——绝对纯粹的决断。”[2]无法由官僚制度的行政常规来处理，君主大可利用这些涉及政治罪的事件来动员、驱策和整肃他的官僚，以强化对国家行政力量的控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几起妖术案件，本受到了地方官员的理性化处理，但乾隆皇帝的敏感神经却本能的将它们看成是涉及社稷安危的重大问题。从而要求各地官员必须将妖术予以剿灭，并以清剿的表现来进行赏罚。而那些原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地方官员，在迫在眉睫的压力下，彼此间那种息事宁人的默契立刻不攻自破。山东巡抚富尼汉抢占先机，成为了第一个对本省妖术进行大规模围捕的地方督抚，其他各省也陆续向山东看齐。在各地官员的攀比之风下，民间对叫魂妖术的恐慌也迅速穿州过省，向全国蔓延。

然而，当这场清剿持续几月后，妖案的破绽越来越多，军机大臣在对押解来京嫌犯的审讯中，发现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有的只是一群蒙受不白之冤的僧丐；没有一件妖案被坐实，有的只是愚民造谣诬陷，官员屈打成招。在事实面前，他们终于看清楚了整个叫魂案本身就是一场冤案，而且冤狱的程度大大超过了他们的想象，如果清剿持续，那么朝廷就会陷入更大的尴尬。于是官僚中的常规化力量终于对这次清剿开始了反弹，以傅恒为代表的军机重臣本着相当的道德勇气向皇帝提出了就此作罢的建议。弘历在沮丧之余，也不得不停止追剿，但仍在谕旨中为这场风波写下“始则因循贻误，不即据实入告，希冀化为乌有”的总结，强调了妖人妖术的确实存在，以维护朝廷的尊严，并将引起这场风波的责任成功转嫁给了无能的官员。

三、闹剧的背后——小故事下的大历史

被视为中国正史的二十六史，不过只是给具备历史话语权的王侯将相提供了一个表演的舞台，而同样是历史构筑者的平民大众却只能徘徊在舞台的边缘。《叫魂》一书之所以能对乾隆时代的中国社会进行如此全面的还原与剖析，其原因就在于，孔飞力能将身处当时各阶层的人群都放在自己的研究视域里，并在研究他们的互动关系中探究那個时代的社会运作。避免以“绝对化的，单一化的宏大叙事去研究问题，而把部分视野放在那些“日常的”、“生活经历的”、“喜怒哀乐”、“社会贯制”的历史上，从而将“生活的基础”还给历史本身。[3]而这正是社会史研究的特色所在。除孔飞力的《叫魂》外，费正清、史景迁、魏菲德美国汉学大家，以及傅衣凌、陈春生、赵世瑜等中国社会史界的新老学者都曾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意或无意的将那些被精英文献所淡忘小人物与小事情重新拾起，以图重构中国传统社会的全貌。

历史既然是芸芸众生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我们本就应该把对它的解释权还给存在于过去的每个人、每件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史研究不仅是认识历史，更是发现历史。

至少从这个案例里，我们能看到在所谓盛世之下，社会的每一角色都存在着一种对未来的恐惧。以致于几个未经证实的妖术传言，在愚民的挑唆、皇帝的猜疑、官员的虚与委蛇下，竟能将这个庞大的帝国搅得彷徨不安。乾隆盛世下的大清实际上只剩下了一个外强中干、徒有其表的躯壳。所以在叫魂案结束74年后，当一群船坚利炮、组织完备的西方军人到来，这个躯壳立即就碎落一地，偌大的中国也就此沦陷了。

参考文献：

[1]（美）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 [M] 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6月出版，291页。

[2]（德）卡尔.施密特：政治的神学，载于刘晓峰编：政治的概念，[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31页。

[3]参见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