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甲午战争后，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的快车道，乃至最终“暴走”。日本的军国主义从何而来，是内生的还是从外部引进的？

日本军队如何胁迫政府

幾年前，在日本的一场电视辩论中，不同立场的嘉宾对“日本会不会重新走向军国主义”这个话题发生了激烈的交锋。一派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另一派则对这一担忧嗤之以鼻，认为战后日本的民主体制早已深入人心，军国主义化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此时，有一位沉默了许久的学者站出来说，他也认为这不大可能——但说到这里，他随即话锋一转说：“不过，在日本，不需要大多数人赞同才能成事，只要有5%的人坚决推行，那就存在这种可能。”他说完后，全场鸦雀无声。

长久以来，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国内，普遍的观点大抵都将日本近代那段军国主义的历史看作是一段异常的插曲，都是“军部那一小撮坏人”搞得不可收拾;但为什么这少数人竟能不受控制地挟持着整个日本投身于一场胜算不大的战争，这却仍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正如政治学者蔡孟翰所言，历史学家在追溯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源时，通常有两种谱系：一种强调日本在江户时代就已谋求对外扩张，日本文化内在地也有黩武的一面，鲁思·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便秉持本质主义的观点，主张日本的军国主义是日本文化内生的怪物;另一种则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是明治时代现代性的产物，而不是日本传统思想的错误，大贯惠美子的《神风特工队、樱花与民族主义》强调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化，纯粹是军国主义扭曲日本文化的结果。沙青青的《暴走军国》看来也倾向后一种观点，突出的是明治维新以后近代日本引入普鲁士制度奠定军国主义基础，随后在一次次对外扩张中食髓知味，越来越狂热化，最终不可挽回地走向战争。

在此给人的印象是：军部的“暴走”是“正常秩序”的失控所致。究其原因，所谓“统帅权独立”当然是重要根源，这使得理论上直属天皇的军部无须服从内阁的政治家，而唯一能叫停战争的天皇却又是个暧昧的存在，对动用自己的权力说不清是迟疑不决还是置身事外。不过，如果回到近代日本社会的脉络中去理解，这场“暴走”可说完全是合乎逻辑的。

在此值得指出的一点是，“日本式军国主义”与其他国家颇有不同。“军国主义”根据其定义是指统合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力量，使之服从于军事需要。但达成这一点，各国的做法不一：法国大革命时期是以暴力推翻旧政权，以革命的意识形态实现军事、政治、经济的一体化;纳粹德国却是通过合法选举上台，进而以推行政策、掌控军队作为对外扩张的工具。虽然很多人将纳粹德国和“二战”时的日本都视为军国主义的典型代表，但一个显而易见的重大区别是：纳粹统治德国的12年里，国防军官兵始终以职业军人的荣誉自律，绝对服从国家、民族和政治家的需要，除了暗杀希特勒之外，几乎从未像日军那样试图干政。

与此相比，近代日本的军国主义化尽管是明治时代的国策之一，也随着对外扩张和政治狂热化而加剧，但在“二战”前推动彻底军国化的并不是政治家，而是军人。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日本是更为落后的国家，因而军队是这种社会中几乎唯一有组织的力量。

但近代日本的特殊之处在于：军队又并不通过政变或暴力来推翻原有的政治结构，而是让政府的正式机构瘫痪，进而只能按军部意愿来行事。古怪之处在于，这种“暴走”看似是脱缰、失控，但其实又完全是在原有的政治框架内进行的——军部既没有废除内阁，也没有推翻政府，更不敢碰天皇，它只是以“不合我意就抵制”的方式胁迫政府跟从自己的步调，否则国家政治就会陷入瘫痪。

合议制的问题

这真是一种非常日本风格的军国主义。除了常被人诟病的“统帅权独立”之外，军部之所以能这样得手，恐怕还是因为东亚政治传统中的合议制使然。合议制政治中唯有皇帝掌握决策权，国家政策由宰执们通过妥协合议达成最终一致意见，然后再上奏，由皇帝定夺，形成最终决策。这样安排的好处是：一旦出现失误，全体官僚承担责任，而且权力分散，不会威胁皇权。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保证能达成一致，必然要各方妥协，大幅变革势必难以推行，难以适应变化剧烈的时局。不仅如此，合议者常倾向于小圈子密室政治达成妥协，而一旦出现难以产生共识的重大争执，议事就可能瘫痪，因为合议制下谁也不想承担责任。此时如果最高统治者意志坚定，就会出面拍板，但麻烦的是，日本天皇又号称是“立宪君主”，不直接参与决策，于是合议的官僚中谁敢于坚决、乃至蛮横地坚持自己的主张，往往就主导了合议的结论。就像《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一书中所讽刺的，“日本人遇事一向力求取得一致意见的这一倾向占了上风，也就顾不上所争论的问题究竟有多么紧要了”，很多重大事情最终竟儿戏般地决定了。

正是在这里，体现出日本近代政治的暧昧，它在自身的传统之上又熔接了新的制度，结果造成一种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合议制、统帅权独立这种设计完全都是为了确保天皇不可挑战的权力;但另一方面，元老大臣又劝天皇以立宪君主为模范，不要涉入政治。其结果，理论上掌握最高权力的人却几乎从不正式动用自己的权力，超然于现实政治实践之上，于是政治运作就下移了，取决于谁能掌控官僚机构，让自己的意见占上风。此时，摆出一副“谁都不配合”的军部就变成了别人无可奈何的存在，就像一个家里任性胡闹的孩子。

回头来说，这意味着日本作为一个保守的社会，在近代政治中其实渗透着浓厚的传统色彩。虽然大正时代已经由原先的萨长藩阀体制过渡到了政党政治，但整体的政治运作逻辑仍很传统。由于很多重大决策都是一小群政治精英的密室政治决定的，一个逐渐现代化的社会被唤起的政治参与热情无处宣泄，而国家政治中又没有开辟什么制度化的渠道疏导不同政治力量的声音，其结果，当“老成政治家”再也无法控制局面时，不满的声音就通过军部这唯一有严密组织的团体，以极其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

这说到底是政治制度的危机，现有体制与权力结构不匹配，但日本当时却不是在正式政治体制内公开透明地参政，而是从非正式渠道夺权，然后通过增设临时性的新机构，绕过原有的官僚体制，一意孤行地决策、造成既定事实之后，再迫使官僚执行配合。军部虽然宣称要打倒元老重臣、官僚财阀的旧制度，但事实上，他们也是旧制度的受益者：正是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他们可以自行其是，不用向政府负责，但出了事之后却让政府跟在屁股后面收拾。

这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军部对国家政治这么有“使命感”？德国恐怕算是欧洲近代最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但注重军人荣誉的军官团，始终自视为国家驯服的工具，因而对于德国军国主义危险的是政治家;日本则不同，军人并未认识到“政治是政治家们的事”，而整个社会也缺乏这种分际观念。“五·一五”事件的凶手们宣称自己暗杀政治家完全是出于“忧国”和“义愤”，而当时日本竟有多达35万人签名请愿，要求法院从轻发落。这意味着日本社会缺乏程序正义的观念，而一味注重结果正义，就像江户时代的忠臣藏故事所表明的那样，争取事后原谅要比事前获得允许容易得多，人们又自认只要目的合理就可以不择手段，这样，他们“暴走”起来还理直气壮。正因此，那段历史插曲绝非偶然，这是根植于日本乃至东亚文化中的普遍观念，至今并未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