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聃

弗里达的衣橱和私物就像她的画作一样，展示了不完美的她力求完美的方式。

服饰与画作并置

早上10点半，在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館的售票处，当日“弗里达·卡罗：装扮自我”（Frida Kahlo：Making Her Self Up）特展的入场券已售罄。工作人员无奈地向我摆手示意时说：“展览持续到11月4日，你还有的是机会。”估计她用同样的话送走了每一位失望而归的人。与以往不同，“装扮自我”并不是聚焦在弗里达的艺术上，而是通过200多件弗里达的私人物品，探讨了她的风格，拼凑了她的一生。

1954年弗里达去世，丈夫迭戈·里韦拉（Diego Rivera）将她的所有私人物品锁在了她生前的浴室和更衣室里。直到2004年，在故居“蓝房子”（La Casa Azul）中尘封了50年的弗里达私物终于被博物馆分类整理，其中不仅包括成百上千的文件、照片和艺术品，还有衣物、珠宝、化妆品和她定制的假肢等。伦敦的大展，是弗里达的私物第一次离开墨西哥，也是其服饰与画作首次在博物馆中并置，联合策展人塞西·亨斯特罗萨（Circe Henestrosa）认为，“时尚与艺术是弗里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一张早期的家族相片中，弗里达身穿三件套西装，一手插着裤袋，一手支着手杖。当她的姐妹们一副Flapper形象——梳着波波头、穿着直筒连衣裙——的时候，弗里达已然是一副特立独行的模样。无论是生前的照片，还是其自画像，弗里达浓重的一字连心眉、嘴角淡淡的胡须和彩色墨西哥服饰都让人印象深刻。

展览中呈现了22条Tehuana裙，有人说弗里达选择传统的墨西哥服饰是为了讨好迭戈，但在塞西·亨斯特罗萨看来，弗里达的选择并不随意。

Tehuana裙来自墨西哥西南部瓦哈卡州的特万特佩克地峡（Tehuantepec Isthmus），那是一个母系氏族社会，传统服饰成了彰显权力和独立性的标志。除此之外，弗里达还经常戴着Rebozo围巾，要么裹在肩膀上，要么编进辫子里。她没有理由不爱这种围巾，毕竟，墨西哥女性革命者们曾用它来包裹枪支，躲避政府检查站的耳目，进而帮助推翻了35年的独裁统治。弗里达一直不避讳自己的政治信仰，甚至声称过自己出生于1910年，也就是墨西哥革命开始的那一年。

在画作《两个弗里达》中，右边的她穿着墨西哥长裙，左边则穿着维多利亚礼服，她用象征和隐喻描述了一段情感纠葛中的心境。这幅画作也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弗里达的衣橱组成，其中不乏西方时装。虽然塞西·亨斯特罗萨认为弗里达通过服饰构建了自己的文化认同，但从更“实际”的角度来说，Tehuana长裙正好可以遮住她不对称的下半身，而宽松的Huipil衬衫可以掩盖她为了支撑受损的脊柱而被迫穿着的医用束胸。

弗里达曾在日记中描述儿时如何穿三四双袜子，来尽量让因小儿麻痹症而收缩的右腿看起来跟左腿一样长。18岁时她又遭遇了一场几乎致命的事故，在床上躺了十几个月，用石膏绷带、束腹和人工部件固定身体慢慢等待恢复。那段时间，在父亲的引导下，憧憬学医的她转而将精力投向绘画。经过特别改装的画架和镜子被固定在弗里达的四柱床上，她一边研究众多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画，一边审视自身。难怪她曾说：“我画自己是因为我总是独处，也因为自己是我最了解的主题。”

展览中一面墙的矫形外科器具几乎重现了弗里达“蓝房子”的浴室。只不过展览中采用的是花砖墙装饰金属线条，这不禁让人联想到那根在公车事故中刺穿她身体的钢扶手。事故之后，弗里达进行了22次手术，主要集中在她的脊柱和右腿区域。此后，她必须穿一系列的石膏或皮革紧身衣来帮助维持身体平衡，医用束胸也成了她的立体花布。展览中一件固定躯干的石膏紧身胸衣被弗里达“装点”了一番：腹部蜷缩的胎儿的上方悬挂着镰刀与铁锤。

在弗里达的衣橱中，只有两件金丝绒材质的正式礼服，其余的大部分行头都由棉和丝绸制成，因为她的身体无法支撑其他有重量的面料。一双黑色的鞋子特意开了个口，好让她的右脚能透气，可她的脚还是溃烂了。最终弗里达仍不得不截去右腿膝盖以下的部分。她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能用义肢行走，那支套上了红色皮革长靴的假肢，成了她个人风格的重要象征。如果看不到上半部分，它像极了一双有中国刺绣图案的厚底鞋。比起1998年亚历山大·麦昆为残奥会短跑冠军艾米·穆林斯（Aimee Mullins）设计的木刻假肢，弗里达的想法早了45年。

弗里达的时尚效应

1937年10月的美国版《Vogue》上，一张横贯两版的图片展示了弗里达标志性的服装、发型、首饰和妆容，以及她的万种风情。她像挥舞旗帜一般，抬起披着Rebozo围巾的右手。这篇由首席编辑托尼·福利赛撰写的《墨西哥的仙女》开启了弗里达和时尚界的关联。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弗里达的形象随着报纸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从洛克菲勒的晚宴，到巴黎的庆祝活动。每当她的照片或名字成为头版时，都是一次对墨西哥风格的普及。1939年，意大利设计师艾尔莎·夏帕瑞丽（Elsa Schiaparelli）以“里韦拉夫人的衣服”（La Robe de Madame Rivera）为基础，将她的Tehuana服装列入了高级定制的版图。

作家苏珊娜（Susana Martinez Vidal）曾写道：“人们被一个不属于第一世界国家的女人所吸引，她不是演员、歌手或者舞者，却成了20世纪最具标志性的女性之一，知名度仅次于玛丽莲·梦露、杰奎琳·肯尼迪和玛丽亚·卡拉斯。”如今，在Google Arts & Culture中可以搜寻到来自7个不同国家的33个博物馆的800件物品与“弗里达”相关联。时尚界也会定期研究她的着装打扮来调整流行色板，设计师不约而同地以她的名字和其当代风格来命名和创作新系列。

展览最后的部分讲述的正是弗里达的时尚效应。里卡多·提西（Riccardo Tisci）在設计2010年纪梵希高定系列时，仿佛深受画作《人不可貌相》（Las Apariencias Enga？an）的影响。画中的弗里达全身赤裸，只穿着紧身束衣，笼罩在墨西哥服饰的轮廓中。提西恰如其分地重现了这种透视的效果，并用刺绣突出了脊椎和肋骨的线条。弗里达这种层层叠叠，明亮的图案和宽松的剪裁风格还激发了很多设计师，比如1998年让·保罗-高缇耶（Jean Paul Gaultier）的束身衣、川久保玲为Comme des Gar？ons设计的服装，以及威尔士艺术家戴利斯的作品。

与此同时，弗里达的形象也被符号化和商业化了，印着她形象的手提包、钥匙链甚至是芭比娃娃和动画人物令人应接不暇，出现在流行文化的方方面面。“以弗里达为灵感并不是将她的脸印在T恤上。”英国设计师罗兰·穆雷（Roland Mouret）对《卫报》说。他在2018年春夏系列里表达的是弗里达背离传统的艺术中对女性美的描绘，“相反地，她选择叙述每个女人都要面对的最原始和最真实的经历。所以向弗里达致敬的是关于她作为女性的态度——从不接受挫败的方式”。

策展人亨斯特罗萨也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弗里达喜欢在家接待客人，但她从不穿着睡衣下楼，并且越痛苦或心情越糟糕，对自己的装扮就越隆重。她精心挑选每一件饰品和材质，还常常将传统服饰进行“现代化改造”，比如将欧洲传来的银质耳环和用翡翠与玛瑙做的本土项链搭配。即便不舒服，甚至不能起床，她也仍然要装扮得像娃娃一样，从头到脚都一丝不苟。

另一位策展人克莱尔·威尔考克斯（Claire Wilcox）则发现弗里达极度喜爱口红，她经常亲吻信件和相片，从而留下鲜红的印记。在她遗留的彩妆中，包括一支被频繁使用、已然污迹斑斑的“Everything's Rosy”色号的露华浓口红，以及几乎空瓶的配套指甲油。她在日记中对红色的联想是：“鲜血？谁知道呢？”她在自画像中总是把自己的嘴唇和脸颊都涂上热情奔放的颜色，以至于旁观者看弗里达时注意力总是集中于她的脸和上身，而忽略掉她用长裙盖着残缺的身体。

“弗里达不会让外界因素阻止她享受作为女人的生活，也不会让支离破碎的身体阻止她在影像中被描绘成美人的权利。”穆雷补充道，“这引起了我的共鸣，因为我喜欢打扮并懂得欣赏自己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