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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照 : 推理是去理解“人”

2018-08-06杨照

三联生活周刊 2018年30期
关键词:砂器松本圭吾

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人们对“人之所以为人”有更复杂的想法、更高度的多元的好奇时,推理小说才会出现。

一部推理小说可以有很多种读法。

电影《祈祷落幕时》剧照

前一段时间,根据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祈祷落幕时》(2014)改编的同名电影在日本上映。小说中,东野圭吾设计了一个读者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谜团,读者也会被作品中的亲情打动。作为推理小说迷,我从中读到的是东野圭吾的突破,这个突破是作品背后的现实性:日本泡沫经济之后社会发生的巨大悲剧。我由此想到了松本清张(1909~1992)的代表作《砂器》。这部推理小说在1960~1961年连载于日本《读卖新闻》,他通过儿子与父亲纠结的亲情故事,呈现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人”的困境。

松本清张是日本社会派推理的开山祖师,至今没有被超越。他经历过战争的疯狂与残酷,也忍受了战争带来的破坏与贫穷,在战后残破的日本,只手建立起“社会派推理”的文学传统。《砂器》是一部经典之作。推理小说的经典化是很难完成的,因为读者在解谜之后,一般来说不太会重读。要成为推理小说中的经典,一定要有其他的东西。在《砂器》中,松本清张把音乐的艺术形式与黑暗痛苦的犯罪动机结合在了一起。小说改编的电影也是经典,指挥家在指挥交响曲的同时,他年轻时受过的苦难一步步被揭示出来。直到今天,很少有人看了电影《砂器》而不感动不流泪,也很少有人看了电影后不去找原著阅读。

东野圭吾的《祈祷落幕时》和松本清张的《砂器》是直接相关的“互文”关系,这涉及了日本的推理小说史,东野圭吾要回应的是“社会派”传统。在日本,宫部美雪被视为松本清张的传人,东野圭吾其实一直非常在意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认为他是本格派推理的代表作家。在日本推理小说的谱系上,从写作的难度和跟社会的关系方面来说,本格派是比不上社会派的。这意味着同样是写推理小说的大家,宫部美雪的作品被认为比东野圭吾的更有难度,所以她应该得到更多的称赞和荣耀。必须说,东野圭吾是有一点委屈的,因为他是能够写社会派推理的作家。他的《祈祷落幕时》和之前《嫌疑人X的献身》(2005)都是在回应这件事,证明他跟松本清张的传统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可以写出打动人的作品。

松本清张为什么在日本推理界的地位如此重要?这就要追溯到“二战”后的日本社會。作家大江健三郎有一个很有趣的描述,他曾回忆,1945年日本战败后,他不想去学校上学了,“直到仲夏,一直说‘天皇是神,美国人是恶魔的老师,竟然十分自然地开始说起完全相反的话来,并且也没有对我们做一些诸如以前的教育是错的之类的交代。他们教我们说天皇也是人,美国人是朋友,是那么自然而然”。一个10岁小孩的价值意识完全错乱了,他觉得自己受骗了,为什么还要继续上学?大江健三郎后来成为了愤怒的左翼,这个例子也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他为什么对中国有一种情结。当时日本社会经历了价值意识的逆转,这种逆转产生了一种虚无,不再有“是非”,谁是强权,谁就说话算话。现在的中国社会很多人也都是这种态度,有钱有权就有理,一个这样的社会其实很可怕。

松本清张的地位很重要,是因为他不仅讨论犯罪,更改变了日本人战后错乱的价值意识,重建了一套新的正义观:“是非”环绕着罪恶,我们要对此做出判断。他告诉大家要认真地去理解“人”,不只是看他犯了什么罪,而是他为什么犯罪。松本清张的作品念兹在兹地探索一个问题:社会如何必须要为人的犯罪负一定的责任?

什么叫“推理”?就是“行为”消失了,我们从“行为”留下的痕迹,去还原“行为”,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在推理小说的传统中,最了不起的是突破。而其中一个重要的突破,就是不仅还原“行为”,更是借由“行为”去还原“动机”,让读者思考: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了解“人”的方法。在我的作品《推理之门由此进》中,我选择了柯南·道尔(Conan Doyle,1859~1930)、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1888~1959)、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1932~2016)、宫部美雪等几位作家的作品来讲述,是因为他们都有关键的突破。我没有专门写松本清张,因为写他值得用至少一本书的篇幅。

在文学的传统中,推理小说的意义不仅仅是类型小说而已。如果和武侠小说对照,武侠精彩的地方在于它庞大的想象空间,想象武林、派别、武功、招式,古龙和金庸穷尽了武侠小说想象的空间,如今没出现能够超越他们的人;而推理小说的开端是科学的态度,它是西方非常关键的历史环节所产生的一个偶然。什么历史环节呢?原来在基督教的笼罩下,犯罪不仅仅是人的事情,人犯罪,管理犯罪的是教会、是上帝。犯罪的人没抓到,不用担心,有上帝管。从19世纪开始,信仰衰微之后,人们不再相信有上帝的惩罚,人必须要自己处理犯罪,所以才开始思考如何侦查犯罪,如何惩罚犯罪。这时开始有法律、警察、监狱等一整套系统。于是开始有侦探和推理。从爱伦·坡到创造了福尔摩斯的柯南·道尔,一路下来产生了很多不同的分支。到了东方,非常奇特,推理小说在日本有了近200年的传统。这个传统内在的可能性,比武侠小说大得多,因为要碰触到的是用理性的方法去理解“人”。

对我来说,“推理”在我生命的内部。大量阅读推理小说让我用一种探求动机的方法去了解“人”以及我遇到的一切。在听音乐的时候,我也常借助音乐,碰触音乐背后的“人”。由于我“推理”的思考习惯,我在意的东西跟很多学音乐和演奏音乐的人不一样。比如贝多芬最后一首作品《第32号钢琴奏鸣曲》,这个作品只有两个乐章,第二个乐章是非常奇怪的变奏曲。贝多芬一生在钢琴奏鸣曲的曲式上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听这首音乐,就不得不疑惑,为什么贝多芬在这个时候创作这样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在当时他的生命中意义是什么?更大的问题是,为什么他写完这一首就不写了,为什么只有两个乐章就坚持以这样的形式呈现?这些问题才是听这首音乐有趣的地方,配合已知的线索,解答这些问题的方式就是“推理”。

每个人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你要像个侦探一样,去看你得到的证据,推出你的至少令自己信服的东西。

在大陆和台湾,我们都是作为读者去涉入推理小说,我们在消费别人给我们的推理作品,整个社会的推理能力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这不是简单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没有建立起理解“人”的理性思考和辩论习惯。我们在用一种粗糙的方式理解“人”。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人们对“人之所以为人”有更复杂的想法、更高度的多元的好奇时,推理小说才会出现。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我们自己写得好的推理作品。安伯托·艾柯曾经批判意大利的社会说,一个社会的推理小说可以进步到什么样的程度,也就说明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本文由杨照口述,本刊记者傅婷婷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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