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洁

按中国传统习俗，季克良在几个月前度过了自己的八十（虚岁）寿辰。

在贵州的54年一晃而过，他的大半生都与茅台酒为伴。在中国白酒行业，“季克良”三个字前是不用加任何头衔的。业内一直流传着关于他的传说：只要鼻子一闻，他就能确定每瓶茅台的大致年份、轮次、酒精浓度。

5月21日，作为贵州茅台集团前董事长、现名誉董事长，季克良在北京参加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酒业功勋企业、功勋人物”颁奖盛典，获终身成就奖。一个月后，他在北京茅台大厦接受了《环球人物》记者的专访，对当年的艰苦奋斗场景仍记忆犹新。

1年甩掉16年的亏损帽子

籍贯江苏南通的季克良出生于1939年4月24日，那一天发行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刊登了一则茅台酒的广告。这个巧合在半个世纪后不断被外界提起，凸显着他从江南到西南的人生轨迹。

作为贫寒家庭里的第五个孩子，季克良在3岁时被过继给亲戚，背负着两家人的期望一路考到了大学。填报志愿时，他选择了无锡轻工业学院，只因路费便宜。毕业时，成绩优秀的他本可以分到上海，因为想去的人太多而被挤了出来，最后被分配到远在贵州的茅台酒厂。

从老家出发，一天坐船到上海，两天坐火车到湖南株洲，两天坐火车到贵阳，一天坐汽车到遵义。在遵义城，季克良停留了3天，不是不愿走，而是因为从遵义到茅台镇的班车3天才有一趟。这是1964年，季克良第一次去单位时的路线。在遵义等候期间，他用三角六分钱买了一杯散装茅台酒喝，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喝到茅台。

从遵义到茅台镇又花了一天时间，汽车在大山里起伏盘旋，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进入厂区，季克良看到的是一片低矮黑瓦房。

“当时厂党委书记的房子是用废弃的茅台酒瓶子和泥巴砌起来的，上面盖着油毛毡，这就是高干住的房子了。厂长、副厂长都是搭个棚子，一家几口挤在一起。”季克良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道。

吸引住他的是“神秘”的茅台工艺。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的品酒师，季克良下车间跟着老师傅学习，并严格遵循“不酗酒、不抽烟、不熬夜、不吃辛辣食物”的禁忌，很快成为业务骨干。

1970年，季克良被下放到生产车间，当了3年工人，每天要把酒糟从窖坑里背出来，来来回回二三十次。

“当时我的体重只有108斤，每次背的料至少150斤，那窖坑有3米深，一不小心就会摔下去。”季克良回忆道。此外，酿酒用的水要到赤水河里挑，烤酒需要人工烧火，每天夜里两三点就要爬起来给炉子生火，工作时间达到12小时。身体瘦弱的季克良经常在背酒糟时因重心不稳摔下发酵池，烤酒时也不时累得晕过去。“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吃不饱饭，所以也不觉得自己是大学毕业生就该特殊，而且那段时间也让我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极端艰苦的条件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初期。在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以前，茅台酒厂已经多年处于亏损状态。

季克良对记者回忆，1977年，茅台的年产量只有750吨，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加上新领导的到任，1978年的产量就达到了1000吨，当年盈利2万多元，甩掉了连续16年的亏损帽子。

“改革开放对茅台影响很大。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我们就赶上了发展机遇。”季克良说。在他看来，茅台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说天时是改革开放，地利是赤水河的酒文化，人和就是几代人的奋斗。

“茅台的工艺能传承下来，真的是靠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茅台镇的冬天仍然是饥寒交迫，能吃的菜只有豆腐加辣椒水，但当时的人思想单纯、觉悟高、不偷懒，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季克良对记者感慨道。

从不能走到不想走

在艰苦的岁月里，唯一让季克良动摇过的是亲情。养母去世前，他赶了五天五夜回到老家，还是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季克良从此开始申请调令，先是厂里不放，后来是轻工厅不放，再后来是省委不放。

“我申请了很多次，因为老家穷，想回去照顾老人。但组织不同意，我就继续工作。”季克良对记者说。由于成绩突出，他从副科长逐渐晋升到副厂长，1983年就任厂长。但搞技术出身的他做起行政工作来有些力不从心，两年后主动辞去厂长职务，转而成为茅台酒厂历史上的第一位总工程师。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沿海开放城市求贤若渴的时候，人才流动也更加自由，很多公司向季克良开出了优厚条件。“那时我的月工资才几十块钱，有人开出年薪5万元的条件，还有给小别墅的。但我觉得这样离开对不起茅台，所以都拒绝了。”

当时，季克良已经是白酒行业的权威，20多年的生产实践使他总结出大量规律和经验，为行业树立了标杆。每当国内酒厂有了新产品，都以请到季克良品评为荣，而在他自己看来，这一切都是茅台成就的。

1991年，季克良再次出任茅台厂长。两年后，贵州省委主要负责人找他谈话，要调他到省厅当领导，他婉言谢绝，“我只懂点茅台酒”。时代的发展让季克良意识到，茅台已经是自己的根之所系，“心安处即是故乡”。而个人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历史原因，是季克良念念不忘的理想。“毛主席和周总理曾经提出，茅台酒厂的年产量有一天要達到1万吨，这个目标我们一定要实现。”

改革开放前，很多主客观原因造成茅台酒厂发展缓慢——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税负重、粮食供给有限……季克良1983年出任厂长时，茅台的年产量是1200吨，之后用了8年时间才达到2000吨。

“1992年是个关键年份，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茅台酒厂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加快了发展速度。我们制定了新的计划，各级政府都很支持。1994年，茅台产量实现了3000吨，1996年4000吨，之后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和山西朔州假酒案，发展速度放慢了一些。”

与假酒“斗智斗勇”

1998年的山西朔州假酒案对整个中国白酒行业都是一次强烈的冲击，一向被外界视为“皇帝女儿不愁嫁”的茅台也出现了滞销。当年5月，季克良再次挑起大梁，集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工程师于一身。

“假酒对市场和企业信誉冲击很大，我们的应对办法就是‘防和‘打。”季克良对记者回忆，他第一次听说假茅台酒是在1984年，上当受骗的消费者反映到厂里，企业由此开始了漫长的防假和打假之路。

“起初，我们在瓶盖的胶帽上印茅台字样，结果防不住。上世纪90年代尝试在瓶口喷码，光从台湾进口机器就花了十几万，而当时一瓶茅台才几十块，结果还是防不住。之后从日本定做茅台瓶子，每个成本十几块，而国内的才一两块。因为成本高，这种日本瓶子我们只用于外销茅台，都是加工很精细的白玻璃瓶，从一米多高的地方掉下来摔不坏，但谁会这么试呢？接着我们又采用意大利的瓶盖，结果四五个月后又发现了假酒，于是再引进美国3M防伪技术和加拿大的荧光防伪技术……直到现在，茅台是将很多技术融合到一起，才获得了较好的防伪效果。”

除了打假，季克良对茅台的质量要求也更加严格。他提出“四个服从”——产量服从质量、速度服从质量、效益服从质量、工作量服从质量。只要他在公司，每天早上的品酒会一次没落下。

在假冒伪劣问题最严峻的日子里，茅台通过不懈的努力保住了自己的信誉。2001年，“贵州茅台”挂牌上市，并在之后成为中国A股市场为数不多的“百元股”之一。也是在2001年，茅台酒厂的产量达到6000吨，两年后，首次突破1万吨，实现了老一辈领导人的期望。在产量突破万吨举行的庆祝活动上，季克良感慨万千：“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之后15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茅台的产量进入了爆发式增长阶段，用季克良的话说，“产量开始1万吨、1万吨地涨”。

2008年，茅台集团的销售收入突破百亿元，2016年达到500亿元，2020年的目标是1000亿元。

“世界蒸馏酒第一品牌”是目标

今年初，贵州茅台的股价一度逼近800元，市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媒体纷纷打出“市值超越LV”“茅台成全球最大奢侈品公司”的标题。

但在季克良看来，茅台的真正目标不是市值有多高，而是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蒸馏酒第一品牌。

“如果光看销售收入、缴纳的税金，茅台在2007年、2008年就是世界蒸馏酒第一名了，但论企业的国际影响力、品牌的国际知名度，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季克良说。

在国际上，以茅台为代表的中国白酒屡获大奖，经常与苏格兰威士忌、法国白兰地、俄罗斯伏特加相提并论，但说到实际消费，茅台的主要市场仍在国内。相比于威士忌、白兰地、龙舌兰、朗姆酒等国外烈酒在中国市场的成績，白酒在国际市场的销量和份额仍有待提高。

季克良认为，白酒要真正走出国门，需要解决好3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习惯，要让国外消费者有个适应过程；二是宣传，要加大力度，把中国白酒的品质优势转化为世界品牌优势；三是经销商，要选择那些对白酒文化和中外文化有深刻了解的。

对于中国白酒的未来，季克良是非常有信心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就越具有全球化推广的基因和动力。洋酒冲击不了茅台，在中国的欢庆场合，要把气氛提起来还得靠白酒，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的风俗。”

去年，季克良出版了自传《我与茅台五十年》，讲述时代给企业、给个人带来的巨大机遇与变迁。在他看来，茅台能从一个小厂变成国际大企业，首先得益于改革开放40年带来的机会。而未来的路也不要太着急，只要脚踏实地一步步走下去，“一定能够成为世界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