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晋

博物学家在十八世纪中期进入中国。他们最早只能在广州搜集植物。十九世纪，随着长江中上游通商口岸的增多，一些博物学家开始从沿海进入中国腹地。与此同时，英、法两国的殖民势力从东南亚深入云南。在这两股趋势下，云南和四川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成为博物学事业的重要目标。胡克爵士对喜马拉雅山西麓的考察，使博物学机构认定滇西北是一座高山植物的宝库。腾冲、大理和丽江成为植物学家的主要据点。从那里，他们继续深入川西、果洛、甘南，使考察范围遍布整个青藏高原的南缘。

苏格兰人傅礼士、美国人洛克，是这一时期活跃在中国的最多产的两位植物猎人。两人在中国西南的考察时间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穆格勒的《纸路》试图揭示这段故事中一个鲜为人知的侧面：为两位植物學家采集植物、制作标本、撰写报告的纳西助手全都存在纽带关系。他们是父子、叔侄，是邻里，是生活在玉龙雪山脚下雪嵩村的两代纳西村民。这些纳西人是西方博物学事业最远端的参与者。

傅礼士和洛克的服务对象包括皇家地理学会、哈佛植物园、美国国家地理协会，以及一些园林公司和财团。通过文字和照片，他们把西南高原的地景和文化纳入现代科学的表述体系。但是纳西人和藏人同样咏叹远山与近土，他们对自己生活世界的想象和叙事早已与东巴文化和藏传佛教融合后成为本土人最重要的知识。穆格勒试图证明两套知识和表达体系如何遭遇对方：一方面，西南高原的动植物物种被折人薄纸，制成标本，流入西方，进入档案，丰富着近代科学话语和殖民势力对世界的凝视和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