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章

一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写过一本《群氓的时代》，在书中，他这样描述“群氓”：那是一群“由平等的、无名的以及类似的个人组成的变化中的集合体”，是一群“摆脱了束缚的社会动物”，在其中，道德的禁忌松弛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消失了，人们在放纵和暴力行为中表达他们的梦想、情感、欲望，这是一个骚动的、情绪高昂的群体，也是一股盲目的不可控制的力量（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江苏人民出版社二00三年版）。通常很容易认为，群氓之所以为群氓，跟他们文化教育程度的低下有关。但问题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何以理解群氓现象虽然在傳统社会中也曾偶尔出现，但是，恰恰只是到了教育更为普及的现代社会，反而真正进入了“群氓的时代”？实际上，也只是到了现代，才出现了那么多研究这一现象的著作：从勒庞的《乌合之众》到弗洛伊德的《集体心理学》，从奥尔特加·加赛特的《大众的反叛》到埃里克·霍弗的《狂热分子》，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到卡内蒂的《群众与权力》，从约翰·麦克莱兰的《群众与暴民：从柏拉图到卡内蒂》到上面提到的莫斯科维奇的《群氓的时代》，等等。作为一种普遍的、随处可见的现象，群氓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新的历史现象”。

由此，只要我们排除作为一个物种的人本身在基因上发生了什么突变，那么，我们就不免要问，是现代社会中的什么变化，催生了作为普遍社会现象的群氓？或者说，是哪些因素的结合，在一个教育日益普及、看起来“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的现代社会中造就了作为“社会动物”的群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