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仁于二0一七年五月去世，他的门生故旧筹备编辑纪念文集时曾来信索文，那时读了好几位朋友所写的悼念文章，心有所感，起初是答应了写的，却终于不知道从哪里落笔。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是一个时代的洪钟大吕，九十年代之后，语境与问题都在变化，而他并不随波逐流，也从未扮演时代英雄或青年导师，以致渐渐为媒体所忽略。二00三年他去汕头大学任教，倡导新国学，以他独特的方式写过老子、孔子、孟子思想逻辑的系列论文，但其内核与他此前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思考一脉相承，并不在如今国学洪流内部。我隐约觉得：富仁因应时势，承国学之名，又有所坚持，试图以近代新文化对国学内部进行改造。但这个思路大概躲不过今日国学家的法眼。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二00七年，之后一别十年，再谈起他时，已是永诀。

我和富仁最初相识是在一九八三年的秋天，由王得后先生引荐，在他的博士生宿舍里谈了很多，此后就有了为数不多的通信和来往。但一九八九年之后，除了偶尔在学术活动中见面之外，我们往来渐少。一九九九年，他出版《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书，专门寄了一册给我，扉页上像他在八十年代的赠书一样，用他那长方形的、用力写出的字体落笔题签，称谓依然是“同志”。这部书中的一节主要讨论我的鲁迅研究，记得是放在九十年代的范畴内谈的，他大概觉得我的研究虽然成型于八十年代，但更多的回应是在后一个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