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晴

二0一七年九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重版了陈寅恪先生手书《后代政治史略稿》的典藏本，可谓是“再造”善本的又一范例。该版于书末附载了陈寅恪写给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的十四通书信，并有高克勤先生的细致考证，对我们了解陈寅恪在一九四九年以后著作出版的史事颇有裨益。

最近，笔者取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陈寅恪手书《唐代政治史略稿》与民国商务印书馆本《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民国三十三年重庆初版以及三联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几种重要版本进行对读，扫叶拂尘之余，也对陈寅恪“两稿”中的现世关怀有了初步的体会。黄庭坚曾评价陈师道说：“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后来，也有学人用这句话来形容陈寅恪的史学格局。大禹治水，在了然于天下脉络的前提下，解决的仍是“现世”最迫切的问题。同样，陈寅恪“两稿”所揭橥的，自然是中古史上的大关节，但他在“两稿”中的现世省思，也具有不遑多让的恒久价值。陈寅恪曾有心撰著《中国通史》《中国历史的教训》，意在总结国族与文化的得失之鉴，可惜都没能动笔。不过，“两稿”中已然隐隐透露着他以史为鉴、“在史中求史实”的自觉意识。更为深切的是，陈寅恪在“两稿”中还时常跳出史料之外，用一种沉静的笔调思考，在“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时，士人的身份认同以及立身处世的楷则与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