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人类的生活从一开始就对群体的依赖性太强，所以人类才不得不收敛自私的本性，学习者关心群体利益，这大概也就是荀子说的“化性起伪”。

茹菲：文学博士，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国文教师。为即将出国高中生开人文课程，编有高中国文读本《家国天下》，办个人公众号“太傅国文”，历载往期给学生预习的讲义。

一、荀孟对比

孟子和荀子都看到人性中有善有恶，但是孟子认为善的那部分，才叫人性，恶的那部分，则叫禽兽性。

其实孟子一生，虽然不需要直面惨淡人生，但也需正视淋漓的鲜血，所以孟子并不见得就认为人性多么善，但是孟子确实是强调不管人跟禽兽差别是多么小，不管人可以有多么恶，这一点点天生的善，一点点恻隐之心，力量确实无穷的，只要把这个善发掘出来培养广大，那几乎就是无所不能的。所以我觉得孟子提倡性善，不在于探寻人性的真相，反而类似于某种激励教育。

我们不否认这种正面激励教育，但是如果把这种性善论推到极致，可能会有两大问题。

一是，既然人人都性善，人人就必须善，不善也得善。好比只要你是人，就可以成为尧舜这个动人的结论，他的逆否命题就很吓人。凡是不能成为尧舜的，就不能算是人。

在这种追求善的冲动下，屠刀霍霍磨砺的声音已经隐约可闻了。后世所谓理学杀人，道德杀人，就是这种思路的体现。

另一个是，孟子太相信善的力量，导致在他的治国平天下的方案中，暴力因素（比如军队、法律、监狱之类的国家机器）占有的比例极其低。可是孟子在战国，战争的年代，军队不强大意味着等死。国君真要听孟子的，那是找虐的节奏，所以孟老师不被待见也很正常。战国结局，一统天下的是狂热嗜血的秦国。

那么如荀子一般鼓吹性恶有问题吗？也有。

每个人既然都是恶的，都需要教育，那么谁来教育，教育什么就成了最大的问题，谁掌握了话语权，就很重要。老师说你是好学生，你才是好学生，这就单方面强调了教师的权威，弱化了学生的尊严。另一方面，教什么，由某个圣人，当然，荀子当仁不让认为自己有能力决定，那么岂不是意味着荀子有对学生的终极评判权？在自我感觉良好方面，孟子和荀子是一致的，学生你本质是恶的，好好学吧，绝对不能质疑老师的权威，不要独立思考了，不能跟孟老师班里的那帮熊孩子一样老想给孟老师挑刺，师道尊严何在？沿着这个思路往下，那就是统一教材，统一考试，标准答案，教出来的学生都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砖头。

二、中西性恶比较

西方文明的两大基石：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他本来主张人性善的，不过晚年在《法律篇》中说他醒悟了，看到了人性的贪婪和欲望。

大概是觉得即便是集智慧与德行于一身的哲学王也难免成为独裁者，所以动摇了他人性善的信心。亚里士多德，就更直白了，他说当脱离法律和裁决的时候，人就是最坏的动物。所以在此基础上提出“法治优于人治”的著名论断。

希伯来文明，包括最后的基督教，都是主张原罪的。所谓原罪就是人类离开伊甸园，偏离了人本来拥有的神性，堕落为有罪的人性。

西方性恶论最著名的是霍布斯，他的代表作有《利维坦》。

另外一个就是弗洛伊德，他对深藏在理性冰山下人的巨大的本能的冲动和欲望有很深入的探讨，代表作有《梦的解析》。

有一种观点是，中国和西方之所以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是因为中国人认为人性本善，西方人认为人性本恶，所以才导致政治制度的不同。我认为这么讲有混淆视听的嫌疑。中国是外儒内法，法家也是性恶论者。荀子主张性恶，也主张礼义，培养了一批法家弟子。荀子认为政治本质上还是人治的，这点与亚里士多德不同。

荀子讲：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令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

有搞乱国家的君主，没有自行混乱的国家；有治理国家的人才，没有自行治理的法制。后羿的射箭方法并没有失传，但后羿并不能使世世代代的人都百发百中；大禹的法制仍然存在，但夏后氏并不能世世代代称王天下。所以法制不可能单独有所建树，律例不可能自动被实行；得到了那种善于治国的人才，那么法制就存在；失去了那种人才，那么法制也就灭亡了。法制，是政治的开头；君子，是法制的本原。

所以西方的性恶论，推演出了权力制衡体系、社会契约论，而荀子的性恶论，则得出了尊君隆礼的政治主张。

三、人性到底是什么？

任何一种动物（包括人）总需要食物和异性，所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但是你要把猎物扑倒，把异性推倒，这都需要攻击的能力，关键在于，谁和你需要同样的食物？同样的异性？当然是同类。

狮子攻击羚羊，但狮子永远不会希望把所有的羚羊赶尽杀绝（因为这意味着自身的末日），而一只狮子是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领地上出现另外一只狮子的，发现了一定是你死我活的决斗。

动物之中，是否存在合作，利他的情况？

有的，一种叫“亲族选择”。蚂蚁蜜蜂，他们对亲族的辨认能力很强，对非亲族同类的灭杀欲望也高于其他物种，这种特性延伸到人类社会就像野蛮时代部族之间的血亲复仇。

体现在儒家思想里，讲究血缘伦理的仁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相对空洞的口号，“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倒是长期被坚决贯彻至今。

第二种叫做互惠利他，小鱼以大鱼身上垃圾为食，大鱼借以清洁自身，这种利他发生的条件要求很严格。

第三种利他是否存在，生物学家间争论很多。群体利他，就是一群动物团结在一起，彼此扶持（程度较上一种深入的多），相亲相爱，从而在生物竞争中取得更大的优势。

荀子讲，人类的根本优势在于“能群”：

（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

既然牛和马都被定性为不“能群”的，显然不是一群同类凑到一起就叫做“能群”。这两个字翻译成白话，应该是“懂得合作”。

合作对于人类的意义确实是怎么高估都不过分，力量不如牛，速度不如马，这个其实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在这两点上，比人更不如的动物也有，但是单体生存能力往往都比人类强。人类，这一身零部件，跟自己的生存环境完全不匹配。

人类的近亲，都是生活在森林里。所以人猿相揖别之后，人类的老祖宗看着别的平原动物强壮、擅长跳跃奔跑的后肢，食肉动物尖尖的牙齿和爪子，再看看自己的小手，只能一边咂咂嘴，一边感到深深的绝望。

对于老祖宗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彼此依靠，通力合作，跑不过你，咱们一伙人打包围，设埋伏，两只眼睛视域太窄，咱们三个人六只眼睛，全方位360°无死角。在当时，这样的合作还不是荀老师说的能不能取得对其他物种的优势问题，而是能不能保住生存权的问题。卢梭说，人类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为什么非要带上相互约束的这幅枷锁呢？因为要是没有这幅枷锁你就只能等死。

正是因为人类的生活从一开始就对群体的依赖性太强，所以人类才不得不收敛自私的本性，学习者关心群体利益，这大概也就是荀子说的“化性起伪”，至于这个伪，是否已经内化为人性的一部分，今天的生物学家都没有说清楚，荀子说不清楚，就更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