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园园

《迢迢牵牛星》是《古诗十九首》中的一首，从小学到高中，包括高等职业学校，各学段主要版本的语文教材都收录了此诗，只是各学段的学习定位不同。因学生已具备了一定的能力，高中及高职阶段应进行深度学习，课程要求学生应领悟文本更多更深的意义，而不是局限于文本本身。《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将“文化传承与理解”列为核心素养之一，要求语文学习应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拓展文化视野，增强文化自觉，达成文化认同。作为一首千年经典，《迢迢牵牛星》所负载的相关文化及其影响已经层层叠叠，“文化”恰恰是它的价值所在，因而，除了体会诗中蕴含的相思之情，品味叠词运用的精妙，更要引导学生发现其中蕴含的“文化”意义和趣味。

《迢迢牵牛星》中，牵牛、织女是爱情的意象，后来则成为爱情文化的“符号”。诗所表现的牛郎织女故事（一说“天仙配”）在中国家喻户晓，是中国古代民间四大爱情传说之一，由此衍生出的七夕乞巧节（或女儿节）成了中国的情人节，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农历七月七日这一天也是姑娘们最为重视的日子。但是，牵牛、织女并非天然的爱情符号，成为符号有其特定的原因与演变过程，教学中应指导学生利用文献资料发现一些关键的意义点。

牵牛和织女本是两个星宿的名称，分别是天鹰座和天琴座的一颗亮星，牵牛星即“河鼓二”，在银河东;织女星又称“天孙”，在银河西，与牵牛遥遥相对。“明亮”“相对”可能是它们成为爱情意象的物理依据，也就是说，牵牛和织女成为爱情的意象与它们在天空中的亮度、位置有关。爱情是人的行为，成为爱情符号的第一步应是星宿的拟人化。拟人化的起点在《诗经》中，也可以看作它们成为爱情符号的起点，是牛郎、织女传说的萌芽和胚胎。《小雅·大东》：“跛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诗中的形象颇为负面：织女不织布、牵牛不驾车，强调牵牛与织女徒有虚名，意在讽刺西周贵族不劳而获的行径。这里的牵牛织女与爱情无关，但具备了拟人性质，已经是具备人类意识的星星。

那么，牵牛织女何时成为名叫星星的“人”呢？1975年出土于湖北省的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是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记载，“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不果，三弃”。睡简是战国后期到秦代的文物，就是说，至迟在战国末期，民间牵牛和织女的传说已见雏形，且是个悲剧。同时也证明，两颗星宿的被人格化过程已经完成，牵牛织女成了名叫星星的“人”。不过，直到东汉后期，也只是一个传说故事的主角而已，是《迢迢牵牛星》首次用诗歌的形式进行表现，将织女牵牛作为爱情的意象并固定为爱情的符号，这使得它在中国的爱情文化上有了起点性的位置。

《迢迢牵牛星》诞生后，牵牛织女就成了爱情的母题。隋唐之后，文人骚客把牵牛（牛郎）织女作为爱情意象写入诗词中，抑或借此融入自己的情感，寄托特定的情怀，演绎出丰富多彩的主题。鉴于面广量大，教师可推荐经典文本帮助学生了解“牛郎织女”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尤其是那些自出机杼的著名诗篇。比如秦观的《鹊桥仙》，立意新颖，境界高绝。不是像母题那样停留在抒发愁苦哀怨、离愁别恨上，而是歌颂爱情的真挚忠贞，借“牛郎织女”表达作者的爱情理想。“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虽然难得见面，却心心相印、息息相通，这岂不远远胜过尘世间那些长相厮守却貌合神离的夫妻？“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最后两联揭示了爱情的真谛：爱情要经得起长久分离的考验，只要能彼此真诚相爱，即使终年天各一方，也比朝夕相伴的庸俗情趣可贵得多。这两句感情色彩很浓的议论，成为爱情颂歌当中的千古绝唱，成为“爱情文化”的又一符号。

有些诗词则把牵牛织女作为背景或比较的对象，表现更广的社会生活，不再局限于爱情。比如唐代杜牧《七夕》，是一首写宫女秋夜孤寂愁怨的诗，用“牵牛织女”入诗，既点出了时间，又作为背景，与所描绘的宫女现实生活融为一体，蕴藉深远。“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最后两句将天上人间暗中作了一番对比，天上已是高处不胜寒，仍被生活在人间的宫女所羡慕，那么，宫女的凄凉、寂寞就可想而知了。

它还启发了多种形式的艺术创作，有小说、电影、戏剧（曲），有音乐、绘画，它们分别用不同形式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再创作，部分作品甚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签之一。选择恰当的内容不仅可以丰富、补充《迢迢牵牛星》的学习，更能拓展文化视野，促进文化深度认同，比如黄梅戏《天仙配》。《迢迢牵牛星》中，我们看到的是“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的镜头，《天仙配》则完整表现了这个故事，其中不乏温馨的情景，“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是他们共同生活的记忆，是被迫分离后相思、哀怨的原因;“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更唱出了天下有情人的共同心愿。当然，课堂完全可以短暂欣赏黄梅戏的视频，感受唱腔的优美与地方戏曲的魅力。

《迢迢牵牛星》表现的只是一个片段式的情景，并且它不是中国最早的情诗，但它是基于传说的创作，这个传说则是中国最早的完整的爱情故事，因而我们应当布置研究性任务要求学生考查故事的演变始末，借助个体研究后的交流讨论促使学生发现，“牛郎织女”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文化的符号，在故事的不同情节与细节的表层之下，隐含着深层的文化内涵，表达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意识。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进行版本对比，发现改编情节的意义，感悟社会意识的进步。

牛郎织女的故事有许多版本，早期版本中牛郎织女的结合并非广为人知的真心相爱，恰恰相反，关键性的情节告诉我们，织女嫁牛郎多为无奈之举。牛郎之所以能跨越门第，娶到“白富美”织女，是在老牛的指引下窃取仙衣所致。很多版本的故事在描述织女嫁给牛郎时，往往使用了“只好”“逼”之类的词语。有一个情节更加值得关注，即“藏衣防妻”。这充分证明了织女对牛郎无爱情可言，她和牛郎结婚生子是迫于无奈——仙衣被藏，织女婚后大概是想拿回仙衣逃离人间的。

从不少文献中还可以看到，拔簪划成河的不是王母娘娘而是织女。如宋代龚明之《中吴记闻》：“昆山县东，地名黄姑。父老相传，尝有织女、牵牛星降于此地。织女以金篦划河水，河水涌溢，牵牛因不得渡。”应该说，这一细节是可信的，符合历史的逻辑，它们的背后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制度文化，即森严的门第等级。魏晋南北朝开始，门第制度更加严苛，牛郎织女的故事传说成熟于这一阶段，自然融入了这些元素。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织女是不可能爱上一个放牛郎的，更说不上与一个偷衣贼一见钟情。

秦简《日书》还告诉我们，神话传说中牛郎织女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其最初原型是牛郎多次抛弃织女的婚姻悲剧，即牛郎织女的分离非天庭所逼或外力干涉，而是男方变心所致。天上牵牛和织女的分离分明就是人间男女婚姻悲剧的象征，是父权社会男尊女卑意识的反映。在男权社会，男女的爱是不对等的。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看，农业社会已经是一种典型的父系社会，男权社会的主体模式已经形成。在这种社会形态下，男耕永远比女织要重要，所以男性的情感需求就变得比女性的要重要。老黄牛的突然开口，就是用天注定的方式，为男性的情感需求提供证据，而牛郎也就顺理成章地接受了。比牵牛织女更早的《诗经》中就有反映，如《邺风·谷风》“将安将乐，女转弃予”，“将安将乐，弃予如遗”;《卫风·氓》“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等。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牛郎织女爱情传说是1949年以后的版本，由叶圣陶先生根据民间传说改编而成，1955年编人中学语文课本。改编后的牛郎织女传说从结构上依然保留原有的仙女凡夫、两兄弟型故事形式，但在思想上则作了很大改动。故事隐含了封建家长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有情人的迫害，封建等级制（仙凡有别）和宗法制度（长幼有序）对牛郎的迫害。这一改编基于新时代的文化背景，符合建国后废除旧礼教，追求平等，特别是追求自由爱情的社会需求，也满足了民众长期以来内心潜藏的仙女凡夫之梦。

对版本的研究能让学生产生历史的纵深感与文化的时代感，意识到文化意味有着特定历史阶段的印记。作为制度与观念的符号，传说的演变显示出时代的映像;作为爱情的符号，《迢迢牵牛星》虽然反映的是人类感情的“基型”或“共相”，但時代依然是它出现的理由。如果联系写作的背景去思考，或结合《古诗十九首》的其他作品进行探究，学生会了解到汉末这一段暗黑动乱的历史，发现思妇哀怨的背后其实还有游子的悲歌，有那个时代士子们追求的幻灭与心灵的觉醒。

（南京商业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