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大松

单身汉一词具有双重含义，它既指代个体的婚姻状态，又指涉个体的单身汉身份。单身汉在农村有个普遍而通俗的称呼“光棍”，这是一个带有负面标签的身份标识。农村单身汉并非一出生就注定是一个单身汉，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不能按时完成婚姻的人，才被贴上了单身汉的身份标签。在常人看来，农村单身汉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人。这种差异性身份对个体和家庭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他们又是怎样定位自己的呢？

差异身份的影响

（一）对个人的影响

1.交往排斥

社区居民之间的交往意愿可以间接地反映居民们的交往情况。我们从社区居民同单身汉的交往以及交往态度的问答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在问及是否与村里的单身汉“有交往”时，多数居民的回答是“很少有交往”，甚至有近三分之一的被访者称“没有任何交往”。当询问被访者家庭与单身汉交往少的原因时，得到大致如下的回答：“我们和他们不是一路人，没什么好交往的”、“单身汉生活单调、无趣，不想和他们交往”、“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交谈不到一块去”、“他们一人吃饱，全家饱，我们不同”，等等。从被访对象的回答中我们不难看出，在社区人际交往中，村民将单身汉和已婚者区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群体。在单身汉看来，这种被称为“外群体”是被迫的。作为社区居民，他们都具有统一的社区居民身份，但在人际交往中，这种有婚姻界定的特殊身份才凸显出来。在注重婚姻和家庭间交往的农村来看，婚姻所界定的身份在交往中具有重要意义。在社区人际交往中，单身汉要融入已婚者群体参与正常的人际交往，具有一定的困难。这里既有外群体的排斥力量在起作用，也有内群体成员的自我意识。在这种自我意识建立之前，多数单身汉都感受到了来自已婚群体的排斥力量。小袁在访谈中提及的一件事或许具有代表性。在江边村红白喜事都有随礼的风俗，随礼的多少依照关系的亲疏远近而权衡。在这些活动中，一般家庭都不与单身汉来往，下面的访谈是小袁在一次婚礼随礼中的遭遇。

我和赵是小学同学，又是同村，关系一直处得不错。辍学后，我们都在外面打工，彼此来往就少了很多。一年中，偶尔在过年回家的时候见过面。2007年年底我从别人那里得知他次年正月初四结婚（在农村结婚一般都选择新年伊始），他并没有通知我，我当时猜是不是自己（从外地打工）回家走晚了（腊月二十九才回的家），才没有被通知到。在大年三十的下午，我就准备了红包匆匆地给赵送去。赵当时不在家，他母亲在家。对我表示感谢之后，将我的红包退还了我，说我挣钱不容易，哪能要我的钱。开始的时候，我还为节省下了钱挺高兴的。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这是看不起光棍，不愿意跟光棍汉交往。

中国是个讲究礼尚往来的社会，讲究交往的恒久性。一旦收了这个单身汉的礼金，就意味着这个家庭将单身汉也纳入了他们交往的网络之中。因此避免与不愿意交往的人来往最好的办法是不进行礼物往来，拒绝接受他的礼物。如果将农村社区中的人际交往比作一只永远不停转动的转盘，那么在身份区隔之下，久而久之，单身汉在社区中的人际交往被“甩”到人际网络的边缘。甚至，交往出现断裂，形成孤立的点。

2.生活机会减少

在社区之外，人们对于单身汉的印象也大抵相同，他们认为单身汉是肮脏、不讲卫生、不讲信用、无法无天、令人讨厌的一群人。当这些特征成为人们对单身汉的一种刻板印象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机会就会大大减少。例如单身汉在城市中就业可能就会受到歧视和区别性对待。

从工厂管理者的角度来看，他们更愿意招收安分守己、乐于从命的工人，而那些被贴上社会问题标签的单身汉宁可不招，也不愿意惹麻烦。有研究指出，承受污名的对象一般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污名的存在，让他们更容易受到社会的排斥，更难以获得尊重与社会权益的分享。因而污名使得弱势群体的边缘地位更加突出。

此外，污名还会造成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被污名的人会受到污名的影响，在情绪上产生持续的焦虑和压抑，在行为上会接受负面的诱导。无疑，农村单身汉是社会的弱势人群，污名化已然损害到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益，威胁到了他们的生活机会。这一污名化的过程让污名实施者产生心理错觉，将对污名承受者的负面印象归结为他们自身内部的原因，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刻板印象。因而，单身汉的污名建构与形成是他人贴标签和自我内化双重力量作用的结果。

（二）对家庭的影响

与西方社会不同，在中国社会家庭成员的利益与家庭整体利益是无法分割的。当一个家庭成员的声誉受到影响，其他家庭成员也受到类似的牵连。就此而言，单身汉个体因差异性身份而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会波及家庭其他成员身上。

1.对家庭声誉的影响

在中国当下，尽管有一些城市人将晚婚、终身不婚看成一种个人选择的结果，但在大多数农村地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仍被看成祖先流传下来的亘古不变的真理。江边村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但村民们的思想还是比较传统和保守。村里一些老年人认为，如果一个家庭里出现单身汉肯定是这个家庭有人做了坏事，老天爷要惩罚他们，所以才让他们的后代打光棍。他们甚至给我举出了很多证据来证明他们的说法是有依据的。例如，某某成了单身汉是因为他祖父做过地主，害了不少贫苦百姓，让他家断了香火，这是因果报应的结果。某某成了光棍是因为某某的父亲早年的时候和一个有夫之妇发生了不正当关系，被发现以后，女人投湖自尽。“父债子还”，这因果报应报到了他儿子身上，儿子成了光棍，这个家庭也绝了后。像这样的例证，江边村上了年纪的人都能为你列举很多。正因为这样，很多人都相信这种报应的真实性。于是，在江边村，每年正月里，各家有祭拜先人仪式。一是为这个家族中可能犯过错误的成员赎罪，二是祈求祖先保佑自己的家庭兴旺发达，子孙满堂。

老苏曾给我讲过老槐树的故事，它可以看作江边村家庭与个人利益相捆绑的另外一个例证。在新农村建设之前，村口有棵老槐树，据说已有几十年的树龄。在20世纪70年代，一户李姓人家因久不得子，就请了一个算命先生来家里帮自己算算命，寻找破解之道。算命先生让这家人每年的正月十五之前向槐树祈愿，说只要心足够虔诚就定能实现愿望。说来也巧，李家第二年就添了男丁。这一消息传开之后，老槐树就被奉为江边村的“神”树，不仅江边村村民每年年初来许愿，其他村落的村民，甚至外乡人也都慕名前来许愿。经年累月，树枝上挂满了大小不一的绸缎。老苏说一个绸缎代表着一个愿望的实现，许愿的人要向树枝挂个红色的绸缎，以表达对树神显灵的感激。后来，在新农村建设中因村落整体规划的需要，才不得不将这棵树移栽别处。不幸的是，可能这棵树太大，又因移栽过程中处置不妥，最后这棵树移栽不到一年就“死亡”了。一些村民对移栽槐树很有意见，闹到了乡里，后来经过多方协调，民怨才得以平息。

上述的几个事实说明了个体的名声和家庭整体的声誉都捆绑在一起，每个家庭都盼望着家庭兴旺、昌盛。也正因为这样，当一户人家出现单身汉的时候，全家人都跟着着急。因为这不仅关乎单身汉个人的声誉，也关乎整个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声誉。

2.对家庭其他成员的影响

由于家庭和个人在利益上是一个整体，单身汉的存在对其他家庭成员有各种连带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情境下，父母不仅要抚养子女，供子女上学，还要帮助子女成家。因此，在有单身汉家庭里，父母往往成为外界，乃至是单身汉本人责难的对象。而单身汉的父母亲也似乎默认了这一切，将单身汉儿子无法娶上媳妇儿归因为自己的无能，从而感到极为内疚和自责。我访谈多例单身汉父母，他们的问答都如出一辙。“要不是老头子死得早，我娃儿也能找到媳妇儿”、“都怪我老两口没本事，儿子连个老婆也讨不到”，诸如此类的话，都表达出父母对子女没有尽到为其娶妻生子的责任而愧疚。

在家庭里，单身汉的出现对家庭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会波及同住的兄弟姐妹身上。前文我们曾提及昌广和昌博的家庭纠纷，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家庭纠纷，也与昌广打光棍有关。昌博受访时曾提到过，在和现在的妻子处对象之前，也处过一个女朋友。一听到他还有个打光棍的哥哥时，就不愿意跟他继续交往了。那次短暂的恋爱经历，让昌博意识到自己的婚姻也将面临危机。自那以后，他就暗下决心打工挣钱，早日从家里独立出来。分家这一近乎决绝的做法，也成了引发日后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在农村家庭里，一个单身汉的出现可能对家庭里其他成员也构成了实质性的影响。从情感上来看，昌博的做法似乎不近人情，但从个体理性出发，这一行为似乎又是可以理解的。

从抗拒到默认

单身汉们在识别了自己的差异身份之后，都会遭遇认同上的困境。然而，他们对于这一身份都经历了近乎惊人一致的路径，即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都经历了最初的拒绝和逃避到最后被迫默认这样一条道路。

（一）抗拒：拒绝成为单身汉

当农村青年感知到自己的单身身份时，他便从一名普通的农村青年成长为一个光棍。随之而来的是由这种身份带来的困扰。我们试图追寻个体在何时会感知到自己与其他青年之间差异的时候，多数时候他们并不能确切地回答。不同的个体感知到的身份差异是不同的。单身汉小袁在送自己好朋友小赵结婚礼金遭到拒绝的时候，陷入持久的痛苦之中。

我以前没觉得自己是单身有什么（不好），别人打工挣钱，我也能打工挣钱。别人家盖了新房，我也盖了。在外打工的时候，我和其他人（已婚的打工者）都干同样的事情（工作），没什么啊。但那事之后（送小赵结婚礼金遭拒）我就觉得自己真的与他们不同，我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他们不愿意和我们交往。

拒绝交往、远离人群的生活方式也让他们的内心世界变得脆弱而敏感。一个善意的玩笑，一个不经意的谈话，可能都会让单身汉觉得是针对自己的。

单身汉的心理脆弱性和敏感性实际都是来自对单身身份及其污名的感知。这一感知又通过退避或攻击行为表达出来。在心理学上有一种自卑补偿理论认为，身份焦虑导致的心理脆弱、敏感往往会让个体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一种补偿行为。即通过低头、害羞、沉默等特征表现出来。这种自卑补偿行为在我们访谈单身汉的时候得到了证实。多数单身汉被访者在进入访谈的时候都会产生心理焦虑，低头不语，回答问题的时候也羞羞怯怯的。

对单身身份的抗拒不仅表现为对单身身份的隐瞒和回避，还包括个体的积极的策略行动。频繁地相亲，抓住一切可能的结婚机会就是积极行动之一。他们与年长的单身汉不同，他们热衷于相亲，对每一次相亲也非常期待。只要有机会，他们都会积极去争取。例如，一个受访单身汉说，他最多的时候一年相亲6次，虽然每次都要从工地请假回家，每次也都没有什么结果，还是要相亲。因为这是他摆脱单身唯一的希望。

（二）默认：接受命运

走过漫漫的相亲之路，一些单身汉从单身青年变成了单身中年。发生变化的不只是自己的年龄、容貌，还包括心态和行为。毫无疑问，随着年龄的增长，相亲的机会越来越少，择偶成家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中年单身汉变得现实起来，不再盲目地相信相亲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家的人。

“光棍就光棍吧，能有什么办法呢？”在访谈单身汉任家魁的时候，他说出了这样的话。语气里透射出一股无奈和凄凉。中年单身汉已经不像年轻时那样对单身身份耿耿于怀，也不再努力采取办法摆脱单身。他们已然在向命运妥协，认命自己的单身身份了。然而，任家魁年轻的时候却不是这样，他像其他单身汉一样渴望着结束单身生活，找个老婆成个家。对于长辈安排的相亲，总是充满期待。多次相亲无果之后，他寄希望于用金钱买个老婆。同村有不少人都是这样实现结婚理想的。筹够了钱之后，他在中间人的牵线下和一个买来的贵州女人结了婚。但这个女人帮他生了孩子之后，就逃出了家消失了。找了几年，也没有结果。现在，他只希望将这个孩子带大，让他能自食其力。老李和任家魁一样对结婚成家的态度也有大致相似的转变。40岁以前，渴望结婚，期待着有一天能够成家的心情极为迫切。可是一过40岁，他一下子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没有希望了，反而轻松起来。

当青年单身汉成长为中年单身汉的时候，摆脱单身身份已经变得很渺茫。他们往往会看淡单身汉身份的影响，进而表现出对单身身份的接受和默认。如果将单身汉在中年的时候对于单身身份的接受和默认看成一种身份认同，那么这种身份认同的目标既不是为了提升自尊，也不是出于融入社会的考虑。中年单身汉对于单身身份的接受和认同是一种受迫性认同，一种无奈之举。

（三）消失：另一种替代身份

在外界看来，只要这个单身汉终其一生不再结婚，单身或者光棍这个称谓（身份）也将伴其终生。然而，如果我们从个体的立场出发，会发现单身汉对其身份的感知程度或者说受单身身份困扰的程度是有变化的。

对于青年单身汉而言，单身身份将他从一个同一的群体里区隔出来，进行差异化对待，这容易引起他对新身份的感知，受到这一身份的困扰也更加强烈。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摆脱单身的可能性降低，个体逐渐形成了对这一身份的受迫性认同，表现出对这一特殊身份的接受或默认。处于这个阶段的单身汉，对于身份以及由此带来的困扰的感知力也会随之下降。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单身汉个体对自己单身身份的感知逐渐淡化，其他的角色或身份（如老年人、孤独的人等）将取而代之。单身汉身份在农村熟人社区与在外务工相比更加突出。因为在熟人社区情境之下，家庭是生活的中心，以婚姻与否为标志的单身或已婚时能成为个体最突出的身份特征。当个体被裹挟到务工大潮之中，离开农村来到陌生的城市社会，他们又有了一个更加突出的共同身份——农民工。无论是单身汉还是已婚者，他们都被统一赋予了农民工身份或外来务工者身份。因此在外务工的单身汉对于单身身份的感知要远远小于留守在农村的单身汉。一旦这些人在年底返回家乡，返回他熟悉的农村社区的时候，他们的单身身份立即凸显出来。同样的道理，随着年龄的增长，某种身份的出现、淡化甚至消失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单身身份的显现、淡化和消退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青年时期是结婚成家的重要时期，当大多数人都在这一时期结婚成家，留下来的没有结婚成家的青年男性就成为单身汉，他们的单身身份因为这样一个社会情境的存在而凸显。当这些单身汉到了中年、结婚无望的时候，他们对这样一种社会身份表现出认同、接受。而当他们到了老年的时候，单身身份已经退居次席，而被其他身份所替代。例如人们通常用老年人、孤寡老人等来称呼他们。

随着年龄的增长，单身汉从单身青年成长为单身中年，最后成为单身老年，他在不同的年龄段对于身份的感知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也大不相同。晚年的单身汉，虽然已经没有了婚姻焦虑，但无儿无女，没有老伴的晚年生活，孤独感更加强烈。

福柯：其思其人

福柯与韦纳，一位哲学家，一位历史学家，他们都是思想界的翘楚，都在各自的工作中创造了“范式性”的范畴，他们两人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相伴而行、共同战斗。在这部篇幅不大的书中，韦纳为他的这位友人勾勒出了一幅生动鲜活的肖像，并尝试着从他的这位友人的理论战场里那些重要的“场所”，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出“福柯并不是你们所想的那样”。

作者：（法）保罗·韦纳著 赵文译 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