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渡边满子 著 薛轶群等 译

两家人的友谊

1970年，我当时是庆应幼稚园的二年级学生，对当时自民党干事长、铁腕政治家田中角荣的崇拜不亚于晶体管时代的偶像明星。有时我会在外祖父大平正芳家见到田中，而他走过来时会让我感到一种雷厉风行的气势。那应该是一种“气质”吧。

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男人号啕大哭，是1984年8月6日，在虎之门的大仓酒店举行舅舅大平正树去世20年祭的时候。虽然外祖父已于4年前辞世，但在外祖母志华子的坚持下，正树的20周年祭如期举行。

刚刚就任外务大臣的外祖父、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母亲芳子与作者

田中在致辞中一直流着泪讲述了与26岁即病逝的舅舅正树的交往。当他听到正树打算在成为外祖父的见习秘书前周游世界后，阻止称“不要去非洲！不知道会染上什么疑难杂症的”，但正树还是无论如何想去领略一下世界而出发了，回国没多久就得了“贝却敌症候群”这个难治之症。受到田中满怀恸哭之情的致辞感染，包括我在内的在场者都哭了。

田中先生的长子、生于1942年的正法在5岁时因故去世。据称痛失爱子的打击使得田中异常悲痛。田中先生也许是将对正法的感情投射到了正树身上。不难想象，长子夭折后，他将深深的爱给了小一岁的爱女真纪子。

实际上舅舅正树环球旅行的前半程，即至美洲、欧洲的那段是与包括田中真纪子在内的其他友人同行的。外祖父与田中先生各自最爱的儿子与女儿结伴旅游，这也佐证了彼此之间深厚的信任。

我刚进入日本电视台工作时，有一次为了年终的特别节目而拜访田中真纪子，请她在节目中客串。那天我向走出国会会场的真纪子打招呼：“初次见面，我是日本电视台的渡边满子。是大平家森田芳子的女儿。”话音刚落，真纪子一下子就想起来二十多年前的事，说道：“啊，你是没有后脑勺的满子？我从正树那里常常听说你的事啊！”也许是舅舅向真纪子说了刚出生时我的头型难看的事吧。不过那次客串的请求最后并未成功。

田中角荣与外祖父的相遇，始于日本致力于战后复兴的1947年。田中首次在众议院选举中当选，外祖父则从大藏省被派往经济安定本部任公共事业课长，作为新当选的议员和年轻的官僚，两人都努力从事战后的复兴工作。之后，1952年转而从政的外祖父首次当选议员，作为政治家两人开始了相互扶持的生涯。由于外祖父不擅选战，每次大选时田中都会赶来声援。这也见证了两人深厚的友谊。

性格迥异的这两人，在家庭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田中的夫人花子比他大8岁，还有一个前夫的孩子，几乎一生都没有走到前台。据说两人结婚时，花子曾要求田中立下三个承诺：

(1)不准赶她出门。

(2)不准踢她。

(3)将来富贵了要相伴到老。

我想这并非花子说的话，而是田中向自己立下的用以自戒的誓言吧。

中日建交谈判时，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一起登上中国的长城

1972年10月8日，大熊猫“兰兰”和“康康”乘坐专机抵达日本，内阁大臣二阶堂进官房长官亲自带队迎接中国的“和平使者”

大平夫妇虽然是通过相亲结婚的，但据说新婚当晚两人就约定：“从今以后会经历很多事情，我们至少要做到都不说彼此家庭的坏话。”生长于不同环境的两个人在构筑新的家庭时，当然会出现很多困难的问题，而我也吸收了他们的智慧，与自己的丈夫做了同样的约定。多亏这，我们才顺利地迎来了银婚纪念日。

田中角荣多在周末来找外祖父。有一段时间，他时常寂寞地念叨着：“真纪子不让我见外孙啊……”真纪子想必清楚不让田中见外孙对他而言是最难受的事情，这应该是真纪子式的“罢工”吧。那时候，招待田中的就是大平家的晚餐惯例——“寿喜烧”。外祖父酷爱“寿喜烧”，每当他嘀咕着“想吃些美味的东西啊”，家里人问他吃什么好时，他就考虑一会儿，最终总是说“就寿喜烧吧！”那时我还是孩子，总觉得这样的对话好似充满了禅机。

然而，这两人的“寿喜烧”风味却天差地别。田中是新潟县人，口味偏咸，喜欢拼命地放酱油，而外祖父好吃甜味，就不停加糖……最后根本没法入口了。这就难怪两人常光顾的新桥的日料店分别为他们准备了两种“寿喜烧”。再加上田中喜好饮酒，外祖父却滴酒不沾。我家里人也不是很会劝酒，田中吃到最后生气地说：“这家人真是一点都不机灵！”如果我当时年纪再大一点，应该会好好敬酒的，想到这心里不免充满遗憾。

作为胸怀高远的政治家，田中角荣考虑的政策也往往气势恢宏。最初出马参加选举时，为了改善人们苦于大雪的生活，他在演说时称：“大家听着，我要把新潟和群马相邻的三国峠移走。这样的话，日本海的季风就能穿过太平洋一侧，越后地区就不会下雪了。大家就再不用遭受大雪之苦了啊！什么？移山的土就运到日本海去，用来填海和佐渡陆地相连就行了呀。”

这就是著名的三国峠演说，我想这是土木建筑业出身的田中角荣才有的豪气万丈的构想吧。有一次，他还说道：“年轻时我在新潟的工地劳动时，有一个爷爷这么对我说：‘土木工人是最伟大的艺术家。以巴拿马运河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也是土木工人。他们是地球的雕刻家。’”

不断冲击民众心理的田中终于登上政权的核心宝座。1974年4月，著名的“蒙娜丽莎”登陆日本。这是上一年田中出访法国等欧洲各国时推行资源外交的成果。当时的法国总统乔治·让·蓬皮杜和文化部部长安德烈·马尔罗也给予了支持。对于法国的这一英明决断，田中角荣致谢称：“也许有人担心日本的首相来拐骗法国最美的美女，但我承诺一定以相称的规格迎接，不会让任何人染指，最后再原封不动地返还。”这真是具有田中风格的致辞。

田中政府上台前，据说外祖父曾认真地劝说田中：“不如把目白的房子处理掉，搬到小一点的地方去。”但田中回答道：“如果那样的话还不如不成为首相。”另外有件事是听长年担任外祖父秘书的父亲说的。外祖父曾吐露过：“如果自己比田中先当首相就好了啊……”我想这不仅是因为外祖父考虑到自己比田中年长，也是综合各种情况，认为那样的话会更加顺利。

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中）和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右）

最终外祖父出任了田中内阁的外务大臣。

成为首相的外祖父因病倒下，当他的生命弥留之际，想见的人是田中角荣。当时的情况田中也写入了回忆录：

那天是大选之前在东京都内演讲的晚上。大平首相倒下了，我的心情一片黯然：因大选留在新潟的我于6月11日接到了大平的爱婿森田一秘书的电话，他说大平想见我，希望我找机会回东京。这就好像有预兆似的，我本已预定6月11日至13日前往东京。于是我更改了原定乘坐上越线回东京的火车，乘坐飞机于当天傍晚抵达羽田，但因担心突然去探病会给记者提供材料，就决定第二天12日一大早去医院，当天晚上我难得在自己家里喝上一杯就上床睡觉了。等第二天早上五点，森田一给我打电话说病危时简直难以置信。当我赶到虎之门医院时，已经无力回天了。

我们彼此相交三十多年，他最后一定想托付我一些事，而我也是为了这回到东京，结果却阴差阳错，未能在他临终前见上一面，说上一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时光流逝，这件事始终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也许这辈子我都不会忘记这件事吧。

作者渡边满子

外祖父见田中究竟是想说什么事呢？是关于选举的情况及政局吗？不，我想外祖父只是想见一下挚友吧。

相识33年，从初次见面时开始，据说他们已彼此赏识对方为“这人将是得天下的男子”。“性情相投”正体现了两人的关系，他们都被对方身上拥有的自己所缺的个性吸引。这是依靠深厚友谊和强有力纽带相连的两个人。

日中邦交正常化

1972年日本寻求与中国恢复邦交时，持反对意见者居多且阻力十分强大。国会上讨论的混乱，不仅是因为在野党，更来自执政党自民党内右派势力的顽强抵抗。这段往事直到现在还常被提起。不仅如此，右翼的街头宣传车连日来到位于濑田的外祖父家门口，用扩音器大声进行谩骂。当时我年仅10岁，只能关紧家里的防雨窗，静静地等着他们离开。

外祖父当时在田中内阁是第二次出任外务大臣，他全力以赴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也是战后日本的一大政治课题。

1972年9月25日，为交涉两国邦交正常化，首相田中角荣、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及外祖父一行起程前往北京。当天早上，大平家弥漫着紧张感和悲壮感，处于一种奇妙的静寂之中。政府一行的成员中还包括从大藏省调派担任外祖父秘书的父亲。田中首相在严密的护卫下前往羽田机场，而外祖父先派出一辆车进行迷惑，本人乘坐的车则在数分钟后出发。

当时反对的声音很强烈，从今天的角度看极有可能发生类似恐怖事件的危险，因此万一有什么，这或许就是最后的告别了。家人虽然嘴上什么都不说，但已做好了心理准备。

关于当时的情形，田中真纪子在接受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电视特别节目采访时曾介绍：“实际上父亲每次出访时都带着我，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次也会和他一起去中国，但父亲说：‘这次你留下来……因为我是赌上一条命去的。’我就留在了日本。”

1979年，外祖父在纽约的一家书店里

母亲芳子也在同一节目中透露：“父亲虽然没有说‘好好守住这个家’那样的遗言，但还是说了该说的话之后出发的。”对于母亲而言，父亲和丈夫一起去中国，她的心中自然无法保持平静。事实上，威胁着要“杀了你”的恐吓信也寄到了首相和官房长官的手中。

在戒备森严的态势下，首都高速公路3号线被完全封锁。在无声地闪着红灯的警视厅巡逻车开道下，外祖父的车与警卫车以及载有我们家人的车队驶向羽田机场。那个场面就像电影中的一幕，直到现在还深深地映在我的脑海中。羽田机场22号登机口前挤满了众多来送机的人，极为罕见的是甚至连在野党的干部也在其中。

恢复日中邦交是外祖父成为政治家时一直立志实现的夙愿。当外祖父还是二十多岁的大藏省官僚时，曾只身在中国的张家口住过一年半左右。那时正值日中战争之际，我想他当时应该目睹了日本军部的横行霸道，于是在心中滋生了对中国人的赎罪意识。实际上在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中，他也曾将当时的回忆赋诗一首赠予中方的外交部部长姬鹏飞。据说这也加深了两人之间的信任。

在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后，姬部长说道：“作为两国友好的证明，希望向日本赠送这一礼物。”随即递来的纸上写着“大熊猫”三个字。外祖父问道：“这是熊吗，还是猫？究竟是什么样的动物？”姬部长微笑着说：“在外国这被称为熊猫(Panda)，是我国特有的动物。”经双方约定，10月底两只大熊猫康康和兰兰首次登陆日本。之后两国关系被友好的氛围所包围。但从中国返回的飞机上，作为秘书同行的父亲森田一听到外祖父说：“现在都是友好气氛，好像很热闹，当30年后、40年后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时候，一定会有难题发生啊……”而事实证明他的预测是完全正确的。

也许是因为不太擅长搞清是非黑白，或者是不愿意去分清吧，外祖父一直都记不住“大熊猫”的名称。他每次都会问：“对了，那个，黑白相间的熊，叫什么来着？”

邦交正常化谈判结束后，周恩来总理、田中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外祖父要飞往上海。或许是意识到外祖父与姬鹏飞的外长会谈在前往万里长城途中取得了很大进展，田中首相表示：“希望与周总理一起搭乘飞机前往上海。”对于这略显勉强的要求，日本外务省也表示很为难，但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最终还是得以实现。原先预定在专机上也要举行会谈，但田中首相在飞机起飞后就睡着了，周总理贴心地为他盖上了毛毯。北京至上海的飞行时间虽然不长，但中国的总理与日本的首相竟然乘坐同一架飞机。从近年的国际形势与风险管理角度来看，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

外祖父后来回忆称：“政治家的价值是在自己与国家民族成为一体，或是将要成为一体时感受到的。当时党内虽然反对日中恢复邦交的声音很强烈，但现在回顾起来，还是觉得身为政治家很好啊。”

外祖父曾说，日本与中国就像是“年三十”和“大年初一”的关系。在对待文化和个人的生活方式方面，不同之处远比相似之处多。正因如此，才需要忍耐与努力，作为重要的邻国和平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