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超，黄 斌

(南京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一、索罗残差：经济增长中的“余数”

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发展在年均9.8%的真实经济增速推动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增长的质变也被誉作了“中国奇迹”。然而，随着改革红利消失与刘易斯拐点的若隐若现，制度与人口两大红利的消失殆尽，日益凸显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推动的疲软，并逐渐暴露出供给需求侧所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一方面，社会保障的巨大缺口致使“储蓄防老”的思想占据了支配性地位，在高储蓄与高投资率牵引下的供给占优轨道上，供给不仅无法自动生成需求，更何况对有效需求构成强劲的外生刺激，而总量供给过剩与结构性失衡的并存又进一步导致了落后产能的堆积；另一方面，国民收入在需求侧的缓慢增长，无法对供给侧形成正面信号激励机制，从而阻滞了长期经济增长。因此，“十三五”发展规划针对供给-需求矛盾的左右夹击，倡导以绿色、创新战略机制对要素投入增长机制的有效取代，引领生产方式的彻底转型，通过技术进步与科技创新走新型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来，技术进步与科技创新实际上旨在通过全要素生产力的提升推动经济增长，而教育人力资本作为承载技术进步的源泉，业已成为国家经济转型的关键所在。

自R.F.Harrod(1936)与E.Domar(1946)构建了第一个现代经济增长模型后，新古典经济学便开启了利用数理工具研究现实经济增长的新时代，但哈罗德-多马模型以非均衡增长路径刻画的现实经济增长，也因其“刀锋问题”(Knife-Edge)而被学界所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