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德山

内容提要 进入21世纪后，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意识助推了对资本主义進行调整的变革意识，但这种变革趋向深受社会大众一些认知变化的影响。资本主义面临的深层危机实际表现为对民主制度安排的挑战，而社会意识的模糊和不确定性、政治结构的不稳定以及政治组织行为的实用主义泛滥从不同的方面影响了变革的政策取向。

关键词 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民主挑战重塑

DOI： 10.19422/j.cnki.ddsj.2018.07.007

进入21世纪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动荡加剧，来自自身的怀疑和不信任情绪在弥漫。面对内外挑战，资本主义的调整将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近期政治发展的主题。迄今为止，围绕这种调整的方向性选择却是模糊和迷茫的。

社会大众的认知变化

冷战结束以来，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起伏不定。面对动荡不安的内外环境，人们对资本主义也从过去的自信满满变得越来越困惑甚至自我怀疑。来自社会大众的对资本主义既有秩序和原则的认知变化促进了一种变革的需求，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府的政策选择。

首先，对资本主义的危机感引发的对世界旧秩序的怀疑。后冷战时期的经济和政治秩序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它主要是基于自由主义的原则，突出推进基于自由市场原则的全球市场秩序和推进全球的民主政治进程，并强调在全球层面加强这些方面的合作。在冷战结束后的一个时期里，自信满满的西方国家热心致力于引领全球化的进程。在欧洲，人们以加速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方式表示这种信心。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自信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而极度受挫。面对两方面的形势交叠，一种危机意识在西方国家蔓延。一方面，西方国家倾情构建的全球经济秩序加剧了国家间竞争，却未能阻止自身相对地位下降的趋势。在一些领域，它们强烈感受到了来自新兴地区的挑战。另一方面，与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形势不同，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经济上的繁荣未能转化为国内的普遍社会繁荣。经济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繁荣似乎只是为少数精英集团所享有，社会大众从中所感受的却是一种愈益明显的压力和新的不安全感。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与国内政治和社会体系的裂痕交织滋生并强化了一种危机感。它是在资本主义失去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明显对手的背景下产生的，是一种资本主义的自我危机感。它引发了人们对既有秩序，确切地说是对基于传统自由主义原则的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怀疑。后者转而在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都产生了强大的改变既有秩序的政治压力。

其次，社会关系紧张引发的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动摇。对资本主义的信心危机不只是体现在一般的政策选择上，更体现在对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怀疑上，其中包括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体系是建立在两个支柱基础上的，即基于自由市场原则的经济制度和基于自由民主原则的政治制度。后者表现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包括代议制民主、政党制度等。它着力于调和社会关系中的多元利益。对资本主义的信心实质上是基于对这两者能够并行发展的信心。历史经验也显示，资本主义的繁荣取决于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繁荣这两者间的平衡，战后资本主义繁荣的重要特点也在于在这两者间实现了一种相对的平衡。但这种平衡随着过去几十年西方政治议程的发展而被打破。在普遍推进的对传统福利体制改革进程以及突出适应全球竞争的努力中，国家政治乃至超国家的国际组织的活动重心日益转向对市场秩序的保护而非对社会关系失衡的再调整。社会关系失衡的积累演化为社会关系的紧张和社会的分裂趋势，这些进而导致了社会大众对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动摇。民粹主义思想和政治的蔓延是这种现象的直接反映。

第三，传统左右政治界限模糊与新的政治极化趋势。与上述两种认知变化趋向相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在政治意识和政策选择方面呈现出新的变化形势。其中，两方面的趋势影响了国家未来政治竞争的可选择性。一方面，传统左右翼主流政党在政治意识和政策选择方面的界限日益模糊，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在政治意识和政策主张方面的重叠现象突出。伴随于此的是人们对传统左右翼政治的可替代性选择的认可度下降。这种现象在欧洲尤其突出。另一方面，一种新的政治极化现象在发展。它主要表现为人们对一些非传统的政治行为及其政党力量的更大认可。这种非传统主要是相对于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而言的，它既表现为对非传统政治事务（如移民等事务）的极度敏感和关注，也表现为对非传统的政治行为，如对传统的极右和极左意识和行为，包括对狭隘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认可。这既是对主流政党及其政治行为的同质化和精英化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传统政治缺乏可替代性选择不满的一种反应，也是人们对未来变化及其不确定性焦虑的一种反应。这种认知趋向对于那些标榜反精英、反建制民粹主义政治力量来说意味着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它同时也意味着欧美国家未来政治的不稳定性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西方传统的民主制度性安排受到挑战

上述认知变化反映了西方国家民众对自我的认知变化。与以往所不同，这种认知不再是围绕资本主义的对手，而是资本主义自身。目前，整个社会弥漫着的是自我怀疑和彼此不信任。人们往往把它归咎于政治家的无能和不负责任，其实用美国学者的话说，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核心问题并不仅仅是政治无能，而是我们这个社会各个支柱性体制几乎全都出了问题”。[1]的确，核心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的体制本身，更具体地说，是人们对过去几个世纪作为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及其民主制度安排的信心的动摇。

民主的制度性安排所涉及的两个关键性问题是：其一，民主的制度安排如何保护多元主义的价值诉求。其二，民主的制度安排的合理单位及其界限。对此，西方著名学者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曾表示，多元主义民主的根本问题是对组织的自治权利的保护和控制。独立的组织虽然是民主政体，尤其是大规模的民主政体所必要的，但“组织可能利用这种机会增加不公正或使不公正永久存在而不是减少，利用这种机会主张其成员的狭隘个人主义而不关心广大公众的利益，甚至削弱或毁坏民主本身”。[2]关于民主的政治单位，人们认为，在一定的限制内，根据理想来判断，民族国家是最大的政治单位。因为在这样的单位内，相对民主化的制度将会产生可以预见到的未来。小于国家的系统在处理许多现代问题时十分无效，而大于国家的系统（如国际组织）则比民主国家的现行制度更缺乏民主。[3]而民主制度的核心问题是竞争和参与。由此达尔认为，代议制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创举之一”[4]，是保证民众有效参与的关键。没有代议制度，民众有效参与大规模的政府是不可能的。

这些曾被认为是对西方传统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和制度安排的经典诠释。但过去几十年，这种制度安排以及它所体现的价值受到了全面挑战。首先，正如达尔所担心的，既有的政治组织日益为精英所垄断，后者更为关注的是保护特殊利益（尤其是资本利益）和狭隘的党派与个人利益，而非保护广大公众的利益。其次，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伴随于此的超国家组织的发展（尤其是欧盟）带来了人们所担忧的“民主赤字”问题。[5]在此问题上，既有的政治组织（包括政府和政党）面临矛盾的选择。一方面，寻求超国家的政治组织的发展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它尤其为矫正市场的无序提供了必要的平台和机制。另一方面，政治权力的核心依然集中于国家的现实意味着超国家组织的民主赤字将是一个贯穿始终的问题。只不过在过去，它往往只是被当作一种不合时宜的微弱声音而不为人所关注；而今天，它却成为各种挑战既有权力的政治力量的一种话语工具，即便只是把它作为转移国内社会矛盾的一个便利口实。因为民主赤字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合法性问题。[6]再次，新的技术发展也导致了一系列对传统制度性安排的挑战。技术的变化，尤其是信息技术以及网络媒体的变化在给人们带来一系列生活便利的同时，也直接冲击了传统政治组织的形式和运作方式。最为突出的是对政党组织的冲击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对传统代议制民主的怀疑。

上述挑战和问题，有些属于传统的制度性安排本身所内含的在过去一个时期被凸显和放大了的问题，如政治组织服务于狭隘私利的问题；有些则是伴随新的社会变化而产生的问题，如超国家组织和全球治理问题，以及新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在现实政治中，它们表现为新的社会运动以及政治组织形式的发展，其中也包括了各种民粹主义思想和政治的蔓延。这些凸显了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形式（包括代议制民主形式）与内容的脱节，反映了民众对新的民主制度参与和竞争的要求。

概言之，传统的民主制度设计不再能够满足人们的民主参与需求，这是西方国家目前面临的最大的“民主的问题”。按照德国学者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的分析，问题的核心在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民主制度）是否以及如何与其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达成妥协。20世纪资本主义的成功首要的表现就是由于两者的妥协而形成的经济与社会制度的平衡。但目前资本主义面临的核心问题恰恰在于过去几十年的平衡被打破了。因此，目前的危机只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危机的一种必然结果。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政党行为却显示为从传统的“民主的阶级斗争”向后民主的政治娱乐（post-democratic politainment）转化的趋向。由此斯特雷克认为，缺少了替代性政治方案的现有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处在慢性破损（chronic disrepair）中的社会体制。[7]

西方民主制度改革与重塑进程受到制约

普遍的求变心态激励了人们对西方民主制度进行改革和重塑。但良好的改革需要有适宜的社会心理和政治环境。这方面，改革的取向和政策选择受到了以下因素的制约。

首先，政治意识的模糊和不确定令改革的方向模糊不清，而政治意识和行为的极化倾向也有加大而非弥合社会分裂的趋势。调整是一种趋势，但围绕调整所显示的社会意识（包括主流社会）的迷茫却令这一变革的方向极不确定。面对危机，不同的力量都表达了对变革的期望。但不同力量对危机的理解反差巨大，所提供的方案也大相径庭。如欧洲的一些进步主义者寻求在更高层次上重塑欧洲民主。著名学者贝克（Ulrich Beck）认为，需要建立一种公民的欧洲，一种民主的共同体。[8]但对于众多的民粹主义力量来说，欧洲的出路只能是使政治的权力由欧盟回到民族国家，因此欧盟解体是唯一出路。显然，政治的极化无助于弥合既已失衡的社会关系。这些都会掣肘改革的政策选择。

其次，政治结构不稳定影响了政治以及政策的发展方向。在西方既有的民主制度框架下，社会政治的走向及政治的稳定性往往取决于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策选择差異。它们反映了人们对政治的可替代性选择的认可。这方面，西方国家传统的左右翼政治实质上从两方面满足了这种需求。一方面，基于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左右翼政治表达了不同的政治理念和行为差异，这些以及左右翼政治所基于的阶级政治为选民提供了不同的选择；另一方面，左右翼政治的更替是基于传统的主流政党的左右翼结构的相对稳定，它实质上造成了西方政党政治的结构性稳定。而从这两个方面来看，目前的欧美，尤其是欧洲的政治结构不利于积极的社会改革所需要的政治的结构性稳定。一方面，在传统的左右政治意识模糊、新的民粹主义力量崛起的背景下，传统的主流政党之间缺少可替代性的政治方案；而崛起中的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政治主张与传统主流社会的诉求格格不入。两者间缺少可调和的空间。另一方面，在传统的左右翼政治失衡，尤其是在欧洲社会民主党表现出的整体性衰落趋势之下，主流政党的结构有被打破的趋势。鉴于主流社会缺少可替代性的政治方案和代表，各种激进政治力量纷纷崛起，欧洲政治的结构性失衡将是一个长期的现象。这种政治氛围将限制积极有效的社会政治改革的推进。

第三，政治组织行为实用主义的泛滥不利于长远的审慎改革。如西方许多学者所强调的，西方的民主政治同时内含了两种取向，即“对政治的信任”（the politics of faith）与“对政治的怀疑”（the politics of scepticism），或如英国学者卡纳万所分析的，它具有“救世的”（redemptive）一面和“实用的”（pragmatic）一面。前者赋予民主以理想的光环，而后者则往往突出赤裸裸的利益，包括肮脏的政治交易。民主的救世一面虽然不无虚伪，但它往往会对实用主义的方式起到矫正作用。而当两者出现断裂之时，民粹主义就会出现。[9]近期的欧美政治显示，虽然围绕有关民主变革的取向未定，但赤裸裸的实用主义泛滥却是目前一个时期西方民主政治的普遍取向。诸如简单的国家保护、狭隘的民族主义、赤裸裸的选举利益等。这种调整可能会在短期内满足一部分民众的心理需求，但从长期来看，它不仅不能真正弥合既已存在的精英与大众的分裂的社会失衡，且存在导致新的结构性失衡的风险。

由此也不难理解，虽然众多的力量都诉诸于变革，但具体的变革方向却是迷茫的。而一些看起来颇具新反传统意义的主张（如经济的反自由化趋向，政治和社会的反移民倾向），其实也不过是受实用主義泛滥的驱使而表达的。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魏银萍）

[1] [美] 克里斯托弗·海耶斯著张宇宏译，《精英的黄昏：后精英政治时代的美国》，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2] 罗伯特·A·达尔著，尤正明译，顾犇校，《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3] 同[2]，第4—5页。

[4] 同[2]，第9页。

[5] 20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工党议员戴维·马昆德（David Marquand）针对欧盟的体制提出了“民主赤字”的概念，用以表示欧共体民主合法性的虚弱。其假定是：当民主规则的原则和标准与其制度规则和政治实践之间出现不一致时，就可以认为存在民主的赤字。Kyriakos N. Demetriou（eds.）， Democracy in Transi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Springer，2013， pp.3-4.

[6] “A flawed temple： the loss of legitimacy may now be the biggest threat to the European project”， The Economist， Mar 16th 2013.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13/03/16/a-flawed-temple.

[7] Wolfgang Streeck，“How will Capitalism end？ ”， New Left Review， 87， May-June 2014， pp.35-64.

[8] Ulrich Beck，“Europe's cris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democracy”， The Guardian， Nov 28， 2011，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1/nov/28/europe-crisis-opportunity-democracy.

[9] Benjamín Arditi， “Populism as a Spectre of Democracy： A Response to Canovan”， Political Studies， 2004 VOL 52， pp.137-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