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侨大学建筑学院 章 倩

0 引言

我国传统聚落发展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性质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社会发展初期因劳动力水平、认知范围、抵御外敌及自然灾害等客观因素，我国传统聚落形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庭结构为基础单元聚族而居的模式，逐步形成早期聚落空间形态和社会关系结构。晋江传统村落因受战乱等历史因素影响，家族、血缘成为村民重要的精神支柱，以家族观念为主旨的内生秩序逐渐

1 晋江传统村落的宗族文化特征

1)对始祖的追溯与崇敬在物质空间上最直接的表现为民居建筑正门入口处镌刻的郡望堂号，如丙洲村的太原衍派、梧林村的济阳衍派、塘东村的青阳在村落发展中成为社会关系的基础网络并在村落空间形成与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以晋江传统村落为例，重点探讨宗族文化对村落空间建设的影响。衍派等(见图1)。无论是后期新建的现代住宅或早期传统大厝均将此镌刻于门额之上，成为晋江传统村落的特色民居建筑景观，属于福建闽南传统村落中的独特现象。

图1 民居门额镌刻的郡望堂号

2)修订编纂族谱在晋江传统村落中尤为重要，笔者调研发现族谱仅在重大节日或丧礼仪式中从族长处取出以满足相关仪式流程需要，展示地点仅限于宗祠、祖厝等宗族型建筑内，可见晋江村民对族谱的重视及深厚的宗族意识。

3)晋江传统村落宗族情结浓厚还体现于聚落空间建设上，大到整体格局小到民居建筑形制都充分体现了村民的宗族情感。

2 宗族文化浓厚的成因

晋江历史上为泉州首邑，原是闽越人聚居地，战乱后大批中原人南迁，西晋永嘉年间出现了首次迁移高潮，有“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始入闽者八族”之说。晋江《吴氏族谱》记载:“中原衣冠之族自东晋五胡之乱，多避地入闽，晋江所由名也。然闽中诸姓之谱，能上溯及晋者不多见。”初期南迁而来的中原移民沿江而居，晋江因此得名。因晋江沿海，以平原地形为主且自然环境良好，中原人多在此聚居。随着移民数量增多，肥沃土地资源日渐稀少，中原移民与当地原有居民矛盾凸显。在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社会背景下，生存的必要条件是可耕种的土地，以单个家庭为基础来获取耕地的力量有限，在艰难的迁移环境下，在不断争夺生存空间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家族力量的重要性，开始以家族为基础拓展生存空间，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意识和族群意识被不断强化，继而沉淀为如今晋江传统村落强烈的宗族文化意蕴，呈现为宗族意识下自然产生的聚落空间特征。

3 宗族文化对村落空间形成的影响

宗族是传统村落社会网络形成的基础，宗族的繁衍和发展直观体现为人口数量不断增多，宗族成长是村落空间持续有序化生长的保证。英国人类学家雷蒙德·费恩说过 :“从空间位置入手来研究亲属的居处使我们明了亲属间的关系。” 可见社会关系与空间形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宗族情结浓厚的晋江传统村落，宗族文化与村落空间的形成发展关系紧密。

3.1 聚落中心的形成与场所缔造

聚落中心对传统村落总体空间起到控制作用，在聚落环境中体现出自有属性与场所感。我国古代的原始聚落因防御、聚葬等功能要求，自然地从单纯居住区空间演化为聚落中心场所，以满足相关仪式和聚众活动的需要。随着社会环境变化和外力推动，聚落中心在不同时代体现出不同属性，如表1所示，从父系氏族社会开始，宗族型建筑便已成为聚落中心场所缔造的实体空间。

表1 中国古代聚落中心功能演变

宗族型建筑的中心地位在晋江传统村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晋江的家庙、祖厝等宗族型建筑一般位于村落中心位置，与周边环境有明显差异，体现出其地位与权利，在总体布局上起到空间统筹作用，突出表现为竖向空间的建设要求。除后期建设的新式住宅及华侨归国后建设的洋楼、番仔楼外，传统民居建筑与村落中心的家庙、祖厝等宗族型建筑均存在建设高度要求，民居建筑高度不得高于家庙、祖厝等中心建筑(见图2)。村民认为家庙供奉始祖，在祖先崇拜思想熏陶下，始祖已被神明化，村民普遍认为祭祀祖先可被庇佑和保护，故家庙地位被抬高和强化。此外，家庙的功能属性决定了其成为村中举行重要决议、婚丧等仪式的场所，权力性凸显。在地位性与权力性双向叠加下，家庙特殊性被放大。塘东村东蔡家庙高斜峻峭的建筑屋顶既成为家庙的权力与地位象征又体现村落的风貌特色。

图2 宗族文化影响下聚落竖向高度建设要求

横向上围绕宗祠建设使看似松散的村落结构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意识作用下成为一个具有明晰内生建设秩序和逻辑的整体，空间上体现为显著的向心性建设特点及对以家庙等宗族型建筑为中心的聚落结构的强化。各房以各自供奉的祖厅为中心形成了组团内部重要的公共空间和精神空间，整个村落又以家庙为核心形成了村落级公共空间，整体布局上形成了层次分明的公共空间体系与精神场域，与当下部分新农村建设脱离乡村社会秩序、以现代蓝图式规划思想为依据建设的空间形成鲜明对比。

3.2 伦理亲疏的空间布局

图3 “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示意

空间布局上，家族文化影响直接表现为伦理亲疏关系的有序排布在空间格局上的投影。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用“差序格局”来概括传统乡土社会的基本特征，认为在乡土社会环境里，社会结构讲究儒家的人伦之礼，并将其解释为以己为中心向外扩展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即按照亲疏远近的基本原则来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见图3)。

在晋江传统村落中，这种伦理亲疏的社会关系通过聚落空间布局与结构得到最直接体现，以梧林村为例，自其祖先旺生公于明洪武年间开基定居以来，聚落格局便在历史发展中以伦理关系为基础渐次形成(见图4)。据族谱记载，始祖旺生公共生3子，除铭羲移居台湾外，铭仁、铭礼均生活于梧林村内，随着各自成家立业，家庭人口壮大而纷纷另建宅邸且均选择在祖宅附近建宅，一方面出于耕种劳作时合作需要及抵御外敌时团结作战需要，另一方面则受深厚的家族伦理意识指引，不自觉地以祖先、长辈的住宅为中心渐次展开建设，在建筑朝向上遵从祖宅规制以体现对祖先、长辈的尊敬。祖宅中心地位便由此确立，围绕祖宅渐次有序展开建设的伦理思想通过初期聚落格局得以体现并在后期演化发展中得以强化，奠定了如今以祠堂为中心，以伦理关系为基础不断向外扩展建设的村落空间布局形态。

图4 晋江梧林村伦理型空间格局

3.3 家庙、祖厝的场所营造

在晋江传统村落中，大大小小、数量众多的家庙、祠堂、祖厝被用以供奉先祖并举行祭祀、婚丧等活动。《礼记·曲礼上》写到:“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 可见家庙、祠堂、祖厝等宗族型建筑不管是在社会关系构建还是在空间环境形成上，对传统村落都有重要作用。

按照古制，供奉一世祖先(村落始祖)的建筑为祠堂，如梧林村蔡氏祠堂即为供奉一世祖先蔡旺生的建筑(见图5)。当族内有人任职高官后，祠堂便可称为家庙，如塘东村蔡氏家庙，因其子孙曾任“国师”“都督”“定远将军”等要职，故改祠堂为家庙以示光宗耀祖(见图6)。

图5 梧林村蔡氏宗祠

图6 塘东村蔡氏家庙

村内仅有1处家庙或祠堂且一般位于核心位置，是礼制秩序的中心。祖厝依据村内房支状况进行建设。晋江传统村落中，祠堂、祖厝等宗族型建筑前场地，考虑到祭祖仪式、婚丧礼仪等礼俗活动需要，均建设1块空地，当地人称“埕”。如表2所示，“埕”在空间形式上主要分3种:①结合道路空间放大的节点，“埕”和道路空间组合，无明确分界；②“埕”与道路相互独立，祖厝主动后退于道路避让出所需“埕”的空间并用石头矮墙围合形成明确空间；③“埕”与戏台、道路空间的组合，形成了村落公共空间和精神空间。因早期村民普遍认为人死后灵魂不死且村落的繁荣及安宁依靠祖先及神明的庇佑，故出现了祠堂前建戏台的空间形态，在重要节日定期于戏台开展民俗表演、戏曲演出等以达到酬神、娱神和谢神目的。

表2 祖厝场所空间形态的组合模式

4 结语

传统村落空间形成大多是自然生长结果，除外在环境要素，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为干扰其内生秩序的家族伦理意识，伦理亲疏的基本社会秩序网络特征通过聚落建设得以外化为具体空间形态，使传统村落在顺应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向着有序的方向发展建设。反观当下的新农村建设，引用现代主义规划指导思想，沿用传统蓝图式、工程式的城市思维模式建设乡村，对其内生秩序多有忽视，使部分新农村建设在总体布局上千篇一律，公共空间建设因脱离村民日常生活轨迹而失当。本文以晋江传统村落为例，探析宗族文化与村落空间建设的内在联系，以期为当下新农村建设及传统村落更新保护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