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将“文学自觉”一说引入中国用于评价魏晋文学的中国学者是鲁迅，虽然之前学者铃木虎雄于1925年出版的《中国诗论史》已提及此说，但直到1927年9月，鲁迅发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用“文学自觉”说对魏晋文学作文学价值的评价，此说才得到了强烈反响。

对于“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时期”的理解主要有有三方面，一是“摆脱附庸”，如：“所谓文学的自觉，是文学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而独立发展”。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到了南朝，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萧统编辑《文选》，选文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为标准，将经、子、史排除在外，这样就将文学作品与学术著作完全区分开来，使文学摆脱经史的附庸地位而独立出来，南朝文人试图通过“文”与“笔”区分来判断文学与非文学类型，刘勰《文心雕龙》说当时的“常言”即一般意见认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二是认为此时的文学同时最为集中的表现出来文人化、个性化、抒情化与审美化的特征，“文学自觉就是对文学的形式化、审美化、个性化特征的自觉”。《尚书·尧典》中有“诗言志”的说法，已指出了诗歌的抒情作用，汉代人也指出辞赋具有“丽”的特点，这些都对文学的本质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是直至汉末，人们一直未能摆脱把它看作教化工具的观念，文学一直居于经学的附庸而未能独立发展。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文学观念已经明确。《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说明从建安开始，人们已经明确文学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