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世说体”是指以《世说新语》为模仿对象，采摭文人轶事，并按内容分类的古代文言志人小说。“世说体”发展到明朝，在万历年间达到高峰。张岱出生于万历年间，家中藏书丰富且父辈交往文人甚多，使其更容易接触到包括“世说体”在内的各种作品，将其笔记小说《快园道古》与明代其他“世说体”小说参照对比，不难看出明“世说体”对张岱及其《快园道古》一书的影响。

关键词：《快园道古》；张岱；“世说体”；《世说新语》

作者简介：岳莹，女，汉族，山东济南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8-0-03

在《快园道古》的整理弁言中，佘德余先生对这本书有着非常详尽的介绍和全面的评价。他认为“这是一部效法《世说新语》体例的撰述，名为‘道古，实为谈今，取材广博，内容涉及明代生活各个方面，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艺匠、僧道、娼优、其中多名人文士事迹的记载，包括张岱的亲属、先世及乡人的言行轶事。”同时他评价这本书虽然不尽字字真实，但在总体上有着较高的史料价值，并且由于用简单明了的语言突出了当时社会生活中人和事的本质特征，故而具有非常强的文学价值。这不仅是对《快园道古》一书的准确评价，更是对张岱本人生平和作品的概括。张岱在散文方面集公安竟陵派之大成，其文笔老练从容，情感真诚流露，字里行间虽有面对国破家亡景况的苍凉意绪，亦有诙谐自嘲的风趣潇洒，兼具趣味性和可读性，如追忆往日盛世所作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虽然相比于广泛流传的“两梦”，《快园道古》并没有得到后世足够的重视，但在文学和文化的价值上，此书亦有着不逊于其他作品的重要性。尤其因为其成书时间较晚，作者在历经沧桑，尘埃落定后文字愈发老练，闻见更为广博，他用娓娓道来的方式追忆往昔人事，平淡中不乏无限韵致，因此此书既可以作为文学作品赏鉴，亦可以作为研究明代社会文化的文献参考。

张岱本人受到《世说新语》的直接影响，序言指出《快园道古》的成书“是编门目一仿《世说》，而于乡邦黎献，搜罗潜曜，十居三四。”可见张岱的《快园道古》是有意模仿《世说新语》体例而记当世时人物言行事迹的。刘荣嗣称其集文学与史学于一体的文学风格有“盖统腐史、世说合而成一家之”的风范，即称赞张岱治史有《世说》遗风。陈继儒亦称“其条序人物，深得龙门精神；典章之中，佐以临川，孤韵苍翠。”认为他的文字有隽冷悠然，奇峭多变，深得临川之风。《快园道古》虽是模仿《世说新语》所作的志人小说，但并非刻意以仿《世说》作为创作目的，只是借《世说》的体例抒发个人感怀，因而不在学界常提及的十余本“世说体”小说之列，但仅从体例和内容仍可以感受到张岱之所以选择“世说体”小说形式作为《快园道古》文学体例，是受到来自历史纵向和时代横向两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的。

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考辨，各朝各代皆有仿《世说新语》的续作者，“唐有王方庆的《续世说新书》，宋有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明有何良俊的《何氏语林》、李绍文《明世说新语》、焦竑的《类林》及《玉堂丛话》、张墉的《廿一史识余》、郑仲夔的《清言》等。”学界把这类拥有着和《世说新语》类似的文体特征的文言小说称作“世说体”。即，“指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的一种结构方式。这种方式，把书中的故事按内容分成若干门类。每一门类中以不同人物的故事，表现相同的主题。”具体表现在语言言约旨丰，内容分门别类，选取历史或现实真实人物作为对象，反应时代风情和精神面貌。

从《快园道古》的体例和内容方面也可以很明显看出受到了当时“世说体”和笔记小说的影响。本文选取明代较有代表性的两本世说体小说，何良俊的《何氏语林》、以及焦竑的《焦氏类林》和《玉堂丛语》与《快园道古》加以参照对比，从《快园道古》与明代“世说体”小说的对《快园道古》编撰动机的影响。

一、《何氏语林》：体例上增部前小序

《快园道古》体例依法《世说新语》，分门别类记载明代社会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各类身份人物的言行举止，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德行、学问、品藻、志节、才华识见、隐逸情操与经世济民之策等。《快园道古》仿《世说新语》将时人言行事迹分门别类，门类设置虽与《世说新语》不尽相同，但是仍能看出明显的继承关系，其书分为二十门类，类各一卷，每部前撰有小序作为详细解释，但由于在流传过程中遭到篡改和删除，大部分章卷的小序已经缺失，仅存九部留有小序文字。小序皆以“陶庵曰”开头，述古人前事并作点评，对为何设此门类以及选何人进入此门类进行解释。如卷三经济部小序对“经济”做了详细的解释，即在事发仓卒生死之间能够沉着应对有救时应急之策，救人于水火，即使身入荆棘仍可掉臂而出，意为可以解决旁人苦思冥想束手无策的难题，胸怀经纬，富有经略。张岱集明代有此等大经济之人，列于此门类之下，意为对这些人拥有着不亚于古人的智谋和经略的赞赏。

“祁门胡兴为赵王长史。汉庶人将反，密使至，赵王大惊，将执奏之。兴曰：‘彼举事有日矣，何暇奏乎？万一事泄，是趣之叛。一日尽歼之。汉平，赵王让还护卫，宣宗闻斩使事，曰：‘吾叔非二心者。赵遂得免。”

“抚州饥，黄震奉命往救荒，但期会富民耆老以某日至。至则大书‘闭籴者籍，强籴者斩八字揭于市，米价遂平。”

按张岱对经济的见解，胡兴一语救赵王命，黄震仅用八字解决饥荒乱世粮价难以控制的问题，皆呼应了小序中“入荆棘丛中，掉臂能出”的评价。

在每一门类前增加小序以概述该类的主旨和意义，在成书于嘉靖年间的《何氏语林》中已有先例。《何氏语林》是明代何良俊所著，成书于嘉靖二十九年，全书仿《世说新语》体例，在完全承袭《世说新语》三十六类的门例上，又增“言志”和“博识”两门。何良俊自云“义例门目则全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蓝本”，并在“每条之下又仿劉孝标例自为之注”。何良俊还在各门类前加一小序，在所引材料后自为之注，大大发展了《世说新语》在明代的体例，往后对《世说新语》进行研究和仿写的文人都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何氏语林》的影响，如较晚集中出现在万历年间的：《焦氏类林》、《皇明世说新语》、《玉堂丛语》等。万历后，“世说体”小说的创作热潮虽略有减退，但仍不断有新书问世，可见生活在明朝中晚期的文人对《世说新语》以及衍生出的“世说体”小说的热忱。《快园道古》的成书时间虽然已是张岱晚年，但是张岱出生于万历年间，在其人生观和文学观逐渐形成的前三十年里，文坛流行的风气定然会对他的文学风格和文学取向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清会稽后学董金鉴为《快园道古》做序时评价当时流传的大部分说部书为“千兔之毫，曾无一麟之角，荒忽鄙俚，弥望皆是。”而张岱《快园道古》与《何氏语林》可谓明世说部书的佼佼者，“可与刘义庆《世说》、王谠《唐语林》、孔平仲《续世说》汇为一编，以成小说家巨观。”

二、《焦氏类林》：名目设立“博识”

《何氏语林》全书门类全仿《世说》，独独增加“博识”和“言志”二门。何良俊认为内容的博识可以补充语言上的简约，博与约相辅相成，互相为用，缺一不可。忽略博识而空谈简约会导致陷入佛家顿悟之说。博大是明朝学术的一大特点，体现在明代世说体小说中就是博物门类的流行，《焦氏类林》的“草本”、“鸟兽”记载稀奇的草木鸟兽，正表现了其博杂的学术特点，同样的门类在同时期的其他“世说体”小说中也能找到，如明张镛的《廿一史识余》。

张岱受博识观念的影响很大，他十分看重博览群书的重要性，认为博览书籍不仅对文学，对各种艺术包括雕刻、绘画和戏曲都有益处。《印彙书品序》中张岱曾引王太史评唐寅、周臣画，认为周臣不如唐寅，“但少伯虎胸中数千卷书耳”，而比较篆刻家胡兰渚与其他同时代的工匠，认为诸工匠“再读十年书，方可与兰渚语痛痒也”。在《彭天锡串戏》中，张岱夸赞彭天赐串戏妙天下，正是因为其戏皆有来源，彭天赐“一肚子书史，一肚子山川”，故无一字杜撰，正因为他有丰厚广博的知识，他才可设身处地，仿佛将历史中的人物活灵活现地搬到戏台之上，令观众惊叹叫绝。甚至有专著《夜航船》一书，收集天下各类庞杂知识，如天地人事物、物理、方术等分门别类记其形态，用以增广见识。张岱对博识的理解并不如同何良俊将博识作为简约的补充，而是认为博识是一个读书人应该具備的基本条件，不具备广博的见闻知识，在与人交往谈吐中就会暴露出无知的一面，惹人耻笑。张岱在《夜航船》序中更指出博识的主要目的并非是夸耀学问，讽刺了不求甚解囫囵吞枣般读书，连人名都弄不清楚就敢夸夸其谈的人，犯下如认为澹台明灭是两个人，尧舜是一个人的低等可笑错误。

《快园道古》博物部共有一百零五条，内容涉及玉石、花草、异兽、鸟虫以及奇人奇事，十分博杂广泛。与《焦氏类林》相似，在记叙奇花异草，珍禽异兽时都会一并记载具有虚构性质的民间传说，虽名为博物却带有一定性质的虚构性，可见明人概念中的博物并非具有科学性质的，而是带有一定的封建迷信性的想象，并且有很多事物是虚构不存在的，虽然不能真的作为一种物种的普及，但在文学层面上却表现为瑰奇有趣的想象力，使其具有可与神话和民间传说媲美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如《焦氏类林》鸟兽篇：“孔子梦刍儿锤麟，伤左足，儿曰，吾为赤松子，见一禽如麇羊，头上有角，其末有肉，孔子发薪下麟，孔子束薪覆之，麟向孔子豢其耳，吐书三卷，孔子精而读之。”

“燕太子丹质于秦，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欲归。秦王不听，谬为令乌头白，马生角，乃可。丹仰天叹息，乌即头白，马即生角，秦不得已而遗之。”

以及《快园道古》中相类似的记载。

“丹阳人采碑于积石之下，得石如拳。破之，中有一虫，似蛴螬，蠕蠕能动，人莫能识，因弃之。后有人语曰：‘若得富贵，莫如得石中金蚕，蓄之则宝货自至。询其状，则石中蛴螬也。”

“山阴沈氏宅中，有物如牛，无头无足。见，则人皆疫死。识者谓此地是司狱旧址，狱中冤郁之气所结而成，其名曰‘固。以热酒浇之，则自化。”

无论是无头无足由冤郁之气结成的“固”，还是乌头白，马生角的现象都是不可能出现的，可见张岱的博物更偏向一种文学性质的博物而非科学性质的博物。当时的博物并非讲究足够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更加注重于博知和博见，注重的是对各种奇闻异事的听说和积累，以增扩眼界和作为谈资，即使不确定是否真实，是否真的来源有据。这种博物更偏向一种民间的学问，符合市民阶层的兴趣和生活要求，具有趣味性和想象力，并往往与财富、仕途、和平相关，都是百姓普遍长期的愿望。

三、小结

张岱曾在《快园道古》自序中透露出自己撰书的目的：“余与石梁先生出口虽异，其存心则未始不同也。”张岱在序言中认为自己作书的心意与陶奭龄是相通的，同是想借书中的善人善行对后辈起到教育的正面作用，但陶奭龄风格未免过于呆板，令后生小子“如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去。”张岱想一改前人正经庄严之态，以嬉笑怒骂方式长人学问，发人知识。由此可见，张岱虽是沿用了“世说体”的体裁，但却不仅仅满足仿作一部当世的《世说新语》，他更想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践行自己的文学见解。除此之外，此书作于张岱晚年，据张岱自述，是与儿辈放言之时，每忆及先世旧事即退而书之，岁久成帙。书中记载明人居多，尤其居住江浙一带文人居多，可见张岱在作此书时虽不及作“两梦”那般情绪充沛，跌宕起伏，亦克制委婉地寄寓着自己对友人的怀念，对往日生活的追忆，以及作为一个明朝遗民对前朝的追思和不舍，这些都是张岱的《快园道古》既仿世说体例又不同于明朝其他“世说体”小说那般谨遵世说体例安排，人物原则，门类分类的原因。虽然现在讨论“世说体”的学者都不曾将此书纳入“世说体”范畴内，但是按照《世说新语》体例仿造出另一本“世说新语”来实现名垂青史的愿望并不是张岱的主要目的，“世说体”只是一种恰好合适的形式，正好可作为张岱回忆过往，又不至于过于流露悲愤情感的文学载体，而张岱对这种形式的选择和熟练的应用也同时佐证了《世说新语》及其以降的一系列“世说体”小说对张岱的确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内在影响。

参考文献：

[1]【明】张岱著 佘德余 宋文博点校. 快园道古 琯朗乞巧录[M].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6.

[2]【明】张岱著 朱宏达点校. 四书遇[M].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3]【明】张岱著. 张岱诗文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4]【明】张岱著. 栾保群点校. 琅嬛文集[M].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3.

[5]【明】张岱著. 陶庵梦忆，西湖梦寻[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6]【南朝·宋】刘义庆著， 刘峻 余嘉锡笺疏. 世说新语笺疏[M]. 中华书局， 2011.

[7]【明】何良俊. 何氏语林注[M].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8.

[8]【明】焦竑. 丛书集成初编·焦氏类林[M]. 商务印书馆，1936.

[9]【明】焦竑. 玉堂丛语[M]. 商务印书馆，1981.

[10]魏小虎. 四库全书总目汇订[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1]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室. 中国古典文学论丛 第六辑[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