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飞德

去年王楚光先生的《我认识的王海容》一文发表后，经新媒体传播后影响不小。这说明读者热切了解王海容的愿望非常强烈。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她作为毛泽东亲戚的“文革”风云人物，在退出耀眼的政坛后，长期拒绝接受访谈回忆往事，也不愿动笔写回忆录，因而几乎消失在公众视野中，使笼罩其身的迷雾随着时光的流逝益加浓重。读者想了解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及其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或参与者的诸多真相，是他们知晓历史真相的一种权利，是无可厚非的。因而，《世纪》在她突然去世前发表熟悉她的老同事的文章，受到读者欢迎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的。

我对王海容对待回忆往事的态度早有耳闻，故编辑部在讨论选题物色作者时，也就一直没把“近水楼台”的她列为组稿的努力目标。虽说王海容对往事缄口，但新世纪后在网络迅猛发展的时代，网上有关她生平事迹的文章还是不少。人们怀着好奇期待王海容能打破沉默披露她经历的重大历史内幕。2006年8月，为纪念毛泽东逝世30周年，王海容终于同意自己的表妹、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的采访，由孔写成《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一书出版。在我看来，这是王海容的另一种回忆。这本书的影响颇大。但读者有所不知，王海容的另一种回忆，还不止于孔東梅写的书，她的侄子王宇清早在2003、2004年应我之约，为《世纪》写过四篇披露其姑姑珍贵史料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