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匠

赵燕侠一生在舞台上扮演过的角色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但如果要说哪个角色对她的影响最大，我看还是“八大样板戏”之一的《沙家浜》中的阿庆嫂。她是第一个在现代京剧《沙家浜》中演阿庆嫂的，甚至这出戏里阿庆嫂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段唱腔都浸透着她的智慧与心血。但后来，她还是被换了下来，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赵燕侠在十年浩劫中

1963年5月的一天晚上，北京前门外广和剧场，来了一位50岁左右的女观众，她就是江青。当晚演出的剧目是由赵燕侠、马富禄和任志秋主演的《得意缘》。看到精彩处，她也会和观众一起鼓掌……

几天以后，一辆高级轿车来到了位于和平门内的赵宅。来人说是江青同志要请赵燕侠女士到中南海做客。

对于中南海，赵燕侠并不陌生，当时几乎每个周末，她都会去中南海参加舞会，也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跳过舞，但到毛主席家中做客，这还是第一次。

汽车停在了丰泽园门口，赵燕侠一下车，就看到了江青正披着一件呢子大衣，站在大门口等她呢。她一下车，江青就非常热情地走过来拉住她的手说：“哎呀，你可是咱们京剧界的大名角，能把你请来，真是不容易啊？”赵燕侠想，您是主席夫人，叫我来，怎么就不容易啦？但心里还是有些感动。

进屋后，刚一落座，江青就說：“今天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可以好好地聊一聊，我是穷苦人家出身，我知道你也是，所以我们一定会有很多共同语言的。这两年，我为了挑选能演现代戏的演员，走遍了全国，我发现只有你才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演现代戏的演员。今天我找你来，就是想要告诉你这个。”

赵燕侠一听，忙说：“我虽然排演过现代戏，但也没有什么成功的经验，还是请您对我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吧。”

江青则说：“不不，请你一定要相信我的眼光，你的戏我差不多都看过，我已注意你很长时间了，就觉得只有你才能演好现代戏。你就等着我去给你找一个合适的剧本吧，这头一个戏，你一定要把它演好，这可是关系到京剧命运的大事！”谈话之后，江青又设家宴款待了赵燕侠。总之，这还是一次比较友好的会面。

此后，江青又多次来看赵燕侠的演出，还经常让赵燕侠陪她一起去看电影和看戏。一开始，赵燕侠还真有点受宠若惊。可是三天两头总这么陪着，赵燕侠就有点受不了了，毕竟自己是有工作和家庭的。于是，有几次在陪江青看戏时，戏刚开演不久，她就溜号了。开始，江青倒也没有责怪她。但一连几次之后，江青就有点不高兴了，说：“你怕我什么，我又不是大老虎，还能吃了你不成？”

又过了一段时候，北京京剧团的领导突然向全团宣布了一个消息，说中央领导说了，明年要搞一个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每个团的一流演员都要参加。上头交给了我们团两个剧本，一个是上海人民沪剧团的《芦荡火种》，还有一个就是上海爱华沪剧团的《红灯记》。大家看看，我们演哪个好。”赵燕侠在看过这两个剧本后，发现第一号人物都是女性，心里清楚这两个剧本都是为她量身挑选的，江青这是在兑现她不久前的诺言。最后，她觉得还是《芦荡火种》比较合适自己演，就留下了这个本子。

北京京剧团很快就成立了一个剧本改编小组，负责改编剧本的薛恩厚、萧甲、杨毓岷和汪曾祺很陕就拿出了一个改编本，名字是《地下联络员》。剧组也很陕就成立了，导演是萧甲和迟金声，唱腔设计是李慕良，由赵燕侠扮演阿庆嫂，谭元寿扮演郭建光，王梦云扮演沙老太，周和桐扮演胡传葵，蒋元荣扮演刁德一，翟韵奎扮演刘副官。

此时，距离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起初，整个京剧团，包括赵燕侠在内，对排这个戏，也没太过紧张，就觉得这不过是一次正常的排演，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然而，几个月后的一天，赵燕侠在去中南海跳舞时，听毛主席说：“知道为什么要让你们排演现代戏吗？因为那些爱看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观众都已快不在这个地球上了，你们要为青年服务，青年人肯定是爱看现代戏的，这是个方向问题。”赵燕侠回到团里后，就把毛主席的这些话跟大家说了，大家这才感到问题似乎很严重。

经过紧张排练，1963年12月5日《地下联络员》迎来了第一次审查，并且预定在9日公演。那天前来审查的是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和江青。戏演完后，彭市长和罗总长都还没说什么，江青就开始发飙了：“这就是你们演的现代戏吗，实在是荒唐可笑！我对你们演出现代戏已经完全没有信心了，我看你们也别再废劲了，还是演你们的古装戏吧！”说完，她就扬长而去了。

然而，就在北京京剧院的《地下联络员》初审遭遇挫折时，中国京剧院那边改编的《红灯记》却通过了审查。《地下联络员》剧组顿时感到压力山大。就在大家为此事感到泄气时，彭真市长却鼓励大家说：“大家都不要灰心嘛，我相信这出戏你们肯定能改好。”彭市长的话让大家又重新鼓起了勇气。

不久，彭市长又为他们请来了上海人民沪剧团的《芦荡火种》剧组，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观摩、学习，受到启发，有所帮助。在看了上海人民沪剧团演的《芦荡火种》后，剧组的同志都认识到了自己的表演还是没能摆脱传统戏的框架，大家纷纷表示：要放下大京剧的架子，虚心向上海人民沪剧团的同志学习。当时，还有个提法，叫“兵对兵，将对将”，就是编剧找编剧、导演找导演、演员找演员学习。在沪剧《芦荡火种》中扮演阿庆嫂的演员叫丁是娥。赵燕侠就和她交上了朋友，虚心向她请教。另外，考虑到刁德一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大家公子，得有点派头，让丑角演员来扮演确实有些违和，于是就改让老生演员马长礼来扮演刁德一了。

为更充分地展示新四军战士的英雄气质，1964年1月8日，剧组又组织扮演新四军战士的演员来到了解放军某部参加军训、体验生活。本来，赵燕侠是可以不参加的，但她还是主动申请来到部队，参加了军训。

之后，北京京剧团又重新排演了这出现代戏，剧名也从《地下联络员》又改回了它原来的名字《芦荡火种》。1964年3月底，京剧现代戏《芦荡火种》接受了第二次审查，这次，江青没有来，据说她那时正在上海养病。彭市长看后，感到很满意，连声说：“你们改得好，演得也好。”并指示马上对外公演。

公演获得了巨大成功，连演了一百多场仍欲罢不能，很多观众扛着铺盖卷，连夜排队购票。

不料，时在上海的江青在得知了这一情况后，竟一个电话打到了北京京剧院，电话里江青的秘书对时任北京京剧院党委书记的薛恩厚大发脾气道：“你们好大的胆子，怎么不经江青同志同意就公演了！这出戏可是江青同志主抓的，只有她说什么时候行了，才能对外演出！”紧接着，又给剧团下达了一大堆指示，这也要改那也要改。

彭市长知道此事后，深怕剧团再受江青的折腾，于是，便在1964年4月27日，请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和陈毅等人，观看了《芦荡火种》，大家都给予了这出戏充分的肯定。有了以刘少奇为首的高层领导的表态，江青也不能不有所收敛，再加上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已迫在眉睫，也不允许《芦荡火种》再节外生枝地作过多的修改了，江青只好悻悻然地表示：“算了，等有时间，再慢慢磨吧。”显然，在这一回合上，江青算是吃了一个哑巴亏……

与此同时，赵燕侠还和马连良、裘盛戎、马富禄、谭元寿、马长礼一起排演了另一出京剧现代戏《杜鹃山》。尽管，后来又出现了新版的《杜鹃山》，但凡是看过老版《杜鹃山》的观众，却怎么也忘不了赵燕侠、马连良和裘盛戎在这出戏中的精彩表演，足见该戏的艺术水准之高。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的28个剧团总共上演了37台京剧现代戏，比较有名的除北京京剧团的《芦荡火种》和《杜鹃山》以外，还有别的团演出的《黛诺》《智取威虎山》《草原英雄小姐妹》《送肥记》《自有后来人》《奇袭白虎团》《耕耘初记》《红嫂》和《六号门》等。大会期间，毛主席看了两台戏。一台是上海京剧团演出的《智取威虎山》，一台是北京京剧团的《芦荡火种》。毛主席在看完《芦荡火种》之后，并没有马上发表意见。几天以后，江青又亲自来到北京京剧院传达了毛主席对《芦荡火种》的三点意见：

一是剧中新四军战士的音乐还要加强；

二是剧中军民鱼水情的关系还不够突出，应再增加一些表现军民关系的戏；

三是结尾不太好。

《芦荡火种》原先的结尾是：新四军利用胡传葵的婚礼，化装成吹鼓手、轿夫，搞了个突然袭击。毛主席认为，应改为让新四军正面打进去。但同时也说：“要是改起来困难的话，不改，就这样演也可以，总的来说戏是好的。”在谈到《芦荡火种》这个剧名时，毛主席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的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的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既然故事发生在沙家浜，我看不如就叫《沙家浜》吧。”

毛主席还说：“京剧要有大的唱段，但也不能老是散板、摇板的，老是散板、摇板就会把人的胃口唱倒。”大家都不禁为毛主席对京剧的独到见解深表佩服，纷纷表示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认真修改。

本来，一出戏在演过一段时间之后，根据各方提出的意见做些修改，实属正常，但江青却把它看成是一个捞取政治资本的机会，竟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坐镇指挥起来。可是让剧组人员最为苦恼的是，江青也没个准主意，经常是今天改完了，明天又要改回去。这可苦了编剧和演员，一天一稿，谁受得了？

就这样，这出戏反反复复地改了三个多月，总算是基本完成了。不过，在此过程中，不仅阿庆嫂从一号人物变成了二号人物，阿庆嫂的扮演者也不再是赵燕侠了……

为什么要把赵燕侠替换下来，她不是江青钦点的“阿庆嫂”吗？在趙燕侠的记忆里，她似乎是得罪了江青，可是她也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把江青给得罪的。

后来，赵燕侠想，可能是有一次她去中南海跳舞，一支舞跳完之后，毛主席要她清唱了一段《白蛇传·断桥》，她唱完后，毛主席还很高兴地给她鼓了掌。不料，舞会结束后，她见到了江青，江青竟恶狠狠地对她说道：“你这个人，就是迷恋旧思想、旧文艺，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唱那些破戏。”本来，她还想解释一下：不是我主动要唱的，是毛主席要我唱的。但最后她还是什么都没说，因为在她的印象中，江青就是这样，你不知道哪句话说得她不爱听了，就会大发脾气。比如，有一次，江青问她：“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她说不太好。江青又问她得了什么病，她说可能是肾脏出了点问题。江青又问：“看了吗？”她答：“看了，但是没看好。”江青竟然突然就变了脸，大吼一声：“你说什么，没看好，我们的医学现在这么发达，会看不好你的那点病，你这是对祖国医学的污蔑！”

还有一次，也是赵燕侠去中南海跳舞，在跟刘少奇主席跳舞时，就问了一句：“您看过我们演的《沙家浜》吗？”刘主席就说：“看了，不过我觉得你这个阿庆嫂演的可不怎么好。”“怎么不好了？”赵燕侠忙问。“就你那个样子，哪像是一个搞地下工作的，我要是日本人啊，旱就把你逮捕了。”刘主席说。舞会结束后，她又遇到了江青，就顺嘴说了一句：“刚才，主席说我演的阿庆嫂不像是搞地下工作的。”江青骤然瞪大了眼珠子，问道：“主席？哪个主席？”赵燕侠惶恐地说道：“就是刘主席呀。”江青一听，立刻咬牙切齿地说道：“说清楚了，那是你们的主席！”说完，就撇下一脸，晾愕的赵燕侠扬长而去了……

1966年11月28日，已经靠边站的赵燕侠又突然接到通知，要她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会议。这天晚上，人民大会堂会聚了全国文艺界的一万五千人，大会堂坐不下，宴会厅和各个休息室里都坐满了人。就是在这个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做了要在全国文艺界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宣布了八出戏为“革命样板戏”，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点了北京京剧团的名，并叫嚣说北京京剧团存在着一个以薛恩厚、萧甲、栗金池等人为核心的“反革命集团”，又补充道：“还有赵燕侠，他们与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勾结在一起，对我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我希望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把他们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随即，会场里便响起了“谁敢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江青同志，就砸烂谁的狗头”、“打倒现行反革命赵燕侠”的口号声……

就在江青讲话后的第四天，赵燕侠不仅家被抄，大门上还被贴上了封条，也就是说，他们全家都被“扫地出门”了。

“这是我自己的家，你们为什么要轰我们走？”赵燕侠据理抗争。

“这是人民的财产，你是陷害江青同志的现行反革命，你没有权利住这么好的房子！”这是来抄家的红卫兵小将给她的回答。当晚，无家可归的赵燕侠和丈夫张钊，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只得去了在南长街的母亲家，挤了一晚。谁知第二天一早，街道就来人了，强迫母亲与她划清界线。最后经过多次努力，他们一家四口才在一间只有九平方米的小屋里住了下来。此后，赵燕侠又被大会批、小会斗、关牛棚、强迫劳动，可谓受尽了屈辱。

然而，在逆境中成长的赵燕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绝不会讨饶。据当时奉命看管她的李毓芳说：“赵燕侠这个人实在厉害，江青亲自点了她的名，等于宣判了她的死刑，她应该多么绝望啊。那时，她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就是上厕所，我也得跟着，唯恐她寻了短见。可她却反过来劝我说：‘我上厕所你也要跟着吗？多臭啊，是怕我自杀吗？你就放心吧，我是不会死的，咱们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她就是这么想得开！”

可是说来也怪，不久后，江青又发话了：“排演《沙家浜》，赵燕侠还是立了功的，我要让她再立新功。”江青为什么会这么说，赵燕侠心里清楚，那是因为顶替她演阿庆嫂的演员还欠点火候，演出并不理想，江青很生气，说这个阿庆嫂演走样了，需要给她再加加工，于是，这就又有“求”于赵燕侠了。

就这样，赵燕侠又从“牛棚”回到了练功厅，每天一边练功，一边辅导顶替她扮演阿庆嫂的演员。然而，就在她把顶替她扮演阿庆嫂的演员辅导的差不多时，江青又发话了：“听说赵燕侠每天还在练功，她这就是要变天。如果我们让她重返舞台的话，那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那是1969年8月的一天，北京京剧团召开了一个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大会。会开到一半，主持人突然叫道：“赵燕侠站起来！”赵燕侠在站起来时还在想：我又怎么了？干吗叫我站起来呀？但紧跟着，她就听到了主持人说道：“现已查清，赵燕侠，你就是十恶不放的‘五一六分子！现在，你就给我把你的‘样板服脱下来！”随后，在场的一些红卫兵就强迫赵燕侠把衣服一件一件地脱下来，最后，都脱到只剩下一件内衣了，他们还要她脱。这时，突然有个人高声喊道：“不要脱了，我们批斗她，是要触及她的灵魂，不能仅仅是触及她的皮肉。”当时是8月天，可是北京却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冰雹。鸡蛋大的冰雹下了足有一尺厚，气温降到了十几摄氏度。赵燕侠只穿了一件薄衬衣走在大街上，寒风刺骨，嘴唇都冻紫了……

多年以后，在北京市的老市长张百发为赵燕侠举行的80岁生日宴时，赵燕侠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见面之后，她把女儿张锥燕叫了过来说：“雏燕啊，你一定要记住，他就是赵书诚，当年你妈妈被强行脱‘样板服的时候，就是他救了你妈一命！”

第二天，赵燕侠就被监禁了，对她的新一轮批斗又开始了，之后不久，她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她在那里做了足足四年的壮工……

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去绽春蕾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共和国开始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赵燕侠也迎来了她艺术生命的第二春。

1979年1月，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三周年大会上，赵燕侠以胜利者的姿态，登上了万人瞩目的舞台。第一次以清唱的形式，为首都观众演唱了赵朴初同志撰写的一首悼念周總理的诗。那一刻，她想到了当年全国那么多的报刊污蔑她的《玉堂春》黄色、低级、下流，唯有周总理称赞她演的《玉堂春》就是中国的《复活》：

“乱眼妖氛今尽扫，笑蚍蜉撼树谈何易。迎日出，看霞起。”赵燕侠满含深情的演唱，打动了现场的每一个人。演出后，观众们纷纷奔走相告：“赵燕侠出来了！”“赵燕侠又能登台唱戏了！”

之后不久，一向敢为人先的赵燕侠又做出了一个晾人之举，在全国戏曲界排演出了“文革”后第一出新编历史剧《闯王旗》。她还特别提到，在这出戏的第六场<端阳会师》中，有这样几句唱：“旌旗舞、歌声起，全军欢畅，哀与愁、悲与苦，都付与汪洋……征途上，山花烂漫、心花怒放。”她说她每次在唱到这里时，都感觉到这几句唱腔正好抒发出了她当时的心情，象征着她在舞台上下都获得了新生。

紧接着，赵燕侠又陆续恢复演出了她的拿手的一些传统剧目，如《白蛇传》《红梅阁》《玉堂春》《碧波仙子》《花田错》《辛安驿》《拾玉镯》等。虽然当时她已是50多岁的人了，但每天，她仍蹬着厚底靴，扎着大靠，坚持练功。常常是上午练功，下午排戏，晚上还要演出。当时一些青年演员对每天晚上都要演出，总是喊苦喊累。她就对他们说：“这也叫苦吗，我像你们这个年纪时，每天都是下午、晚上连着演出，而且每场都是双出，一演就是个一个月，这算什么苦？”

一次，报纸上已刊出了赵燕侠要演《玉堂春》的广告，但就在演出的那一天，她的血压突然升到低压120，高压180。是回戏，还是继续演出？她想来想去，这戏还是不能“回”。“因为且不说我赵燕侠能够重新登台有多么的不容易，就说观众可都是连夜排队买的票啊，可不能让观众乘兴而来，扫兴而归，所以无论如何这场戏我出要坚持演。”结果那天的演出，虽然赵燕侠的嗓音受到了一些影响，观众还是挺满意的。有趣的是，演出后，医生赶紧给她量血压，结果是低压80，高压130，完全正常了。医生说：“原来一听说你去演出，我还挺担心，现在一看，演戏能治疗你的血压高，比吃药还管用。”

又，改革开放之初，传统戏市场火爆。于是，有人就以为京剧的江山可以永享太平了。但赵燕侠却早就看出了京剧存在的危机，因为观众都是刚从“八亿人民八出戏”的特殊环境下走出来的，他们看传统戏，不过是看个新鲜，其实很多年轻演员的表演是很不到位的。照此下去，京剧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

果然，不出两年，京剧的演出市场就出现了迅速下滑的现象。1981年春节过后的一天傍晚，北京京剧院召开了一次院长和主演联席会议。

有人说：“过去，我们北京京剧团在解决了演员的工资，以及行头、道具的添置外，每年还能上交国家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如今，机构大了，人员多了，每年反而要国家补贴一百多万元，这种状况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又有人提出：“最好能先拉出一个团来，做试验性的改革，闯闯路子，总结出一些经验来，再加以推广。”

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可是，由谁来带这个试验团呢？会场顿时冷静下来，很长时间没有人说话。

“我来试试看吧！”话音落处，只见一位上了岁数的女演员从容地站了起来。她就是赵燕侠！她接着又说：“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搞改革开放，形势一片大好，剧团也要改革，我们不能老是蹲在家里捧着‘铁饭碗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虽然我已经50多岁了，但我愿意来做这个改革试验。我也仔细掂量过了，这副担子确实不轻，可总得有人挑。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京剧危机，我们唱戏的不管，难道要让不懂戏的人来管吗？”

赵燕侠的一席话，说得掷地有声，坐在一旁的张梦庚院长点了点头，说：“赵团长有自己长期挑班的经验，当初带着燕鸣京剧团走遍了全国，有影响，有基础，有经验，有观众。我相信赵团长，我看，这个事就这么办吧！”

可是当晚就有几位好心的朋友来到她家，对她说：“老赵啊，你何必要干这种傻事呢？你这不是给自己出难题吗？现在，你名誉、地位、生活，还缺个啥啊？何必要带着剧团东奔西跑，自讨苦吃呢？”

但赵燕侠想的却是：四十多年以前，他们一家三口由于生活所迫，被迫离开天津，南下谋生，闯江湖，跑码头，从此过上了“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流浪生活。那时候，他们一家人“跑码头”，是为了糊口谋生。如今自己作为一个受人推崇的艺术家，再要恢复“跑码头”，却是为了要给京剧闯出一条生路来，她知道自己肩上担子有多沉重，但这副担子并不是谁强迫她担的，而是她自己心甘情愿要来担的。

經过一个多月的准备，赵燕侠就带领着作为试点队的北京京剧院一团出发了。结果是他们郑州、武汉、上海、无锡演了一圈下来，所到之处，无不受到观众的热情追捧，不仅取得了社会效益的大丰收，也取得了经济效益的大丰收，也就是说他们的改革试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然而，他们的改革试验不可避免地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谣言、冷风、人身攻击竟一齐向赵燕侠袭来：“赵燕侠这样干是搞私人班社，这不是倒退吗？”“赵燕侠挡了青年演员的道！”“赵燕侠就为了多赚钱！”

有道是人言可畏，于是，又有一些好心的朋友来劝赵燕侠：“别再干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了。你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也不容易，保住名声要紧。算了，‘大锅饭到处都有，也不光是咱们京剧院一家，你改变得了吗？”

只有试点队的同志深知赵燕侠的甘苦：“老赵带着大家东跑西颠，整天拼死拼活地干，几次累倒在后台，是为了什么？你们说她是为了个人多赚钱，但分奖金她却从来拿的都是全队的平均奖；我们队里的许多青年演员，现在由于锻炼的机会多了，水平都得到了提高，怎么能说她是挡了青年演员的道呢？说话可不能昧着良心。”

“这些事就别提了。舌头底下压不死人，谁爱咋说就咋说，干工作就不能旧挨骂。”赵燕侠坚信自己的行为光明磊落，相信改革是正确的，她的心里始终燃烧着一团火，这就是对党、对人民的赤诚和对京剧事业强烈的爱。

当时，长期在家养病的北京京剧院党委成员郭万英同志在听说赵燕侠碰到了困难后，病也不养了，来到试点队，对赵燕侠说：“燕侠同志，我来给你当助手吧，这个副队长的担子我来挑！”

同志们的关心和领导支持，更使赵燕侠增添了信心和勇气。她和老郭分头做大家的思想工作，把大家散了的心又紧紧地拢在了一起。1983年春节过后，赵燕侠又带着试点队踏上了新的征惩……

其时，《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也都对北京京剧院的改革和赵燕侠带领的试点队给予了高度评价。

此后，一连数年，赵燕侠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身体有病，始终率领着她的试点队先后在郑州、武昌、汉口、吉林、哈尔滨、长春、沈阳、本溪、辽阳、鞍山、天津、石家庄、赵县、南宫、宁晋、邢台、保定、常州、无锡、苏州、上海、福州、厦门、漳州、飞湾、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兴城、锦州、葫芦岛、锦西等几十个城市举行了数干场演出，可以说是走一路，改革一路，红一路。

1988年，赵燕侠退休了，但她也并没就此离开她心爱的舞台。直到80岁以后，才逐渐淡出了舞台。现如今，赵老已经90岁高龄了，虽已不能再登台了，但仍在关注着京剧事业的发展。我们衷心祝福赵老能够幸福、快乐、安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