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萧山朱家

朱家溍（1914～2003），浙江萧山人，朱熹的第25代孙。生前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文物专家、历史学家。

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朱家溍的父亲朱文钧（1882～1937）就被聘为了专门委员会委员，负责鉴定故宫所藏的古代法书、繪画、碑帖及其他古器物。朱家溍在回忆父亲时曾经提道：“我父亲本来酷爱碑帖书画，从30岁开始大力收购，到了40多岁的时候，所蓄法书、名画、善本图书，以及铜、瓷、玉、石、竹、木等古器物中已有相当多的珍品。父亲40岁以后，除继续购藏上述文物外，又开始收购明清两代花梨、紫檀家具。每一件精品搬进来的时候，我都会觉得眼前一亮，又惊又喜，我才知道家具小仅具有实用价值，有的还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自此，我家家具收藏日见增多，于是开始从上房、厅房、书斋、花园等处淘汰一般家具，换上花梨、紫檀精品。”

朱文钧早就有捐献碑帖给故宫的愿望。马衡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时，曾向朱文钧建议：“您所收藏的碑帖，是一份系统完整、拓工最古的拓本，这是公认的。而故宫这方面的藏品是弱项。我想申请一批专款，由故宫收购这一份碑帖，十万元您看怎么样？”朱文钧回答：“十万银元，按说是不少了，不过我还在继续研究这些碑帖，没有出售的打算。我想将来会捐赠给故宫的，这也是这份东西最好的归宿。”

朱文钧去世后，朱家分三次向国家捐赠文物。首次捐赠是在1953年。当时，朱文钧已去世十余年，朱家溍的母亲把捐赠事宜提上议程，她对朱家 溍兄弟四人说：“你父亲曾经有这个诺言，我看现在已经到时候了。就用你们弟兄四人的名义，办理捐赠手续吧！”朱家兄弟四人同意母亲的提议，将家藏汉唐碑帖700余种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1976年，朱家第二次捐赠文物。当时，朱家溍的母亲和大哥都已经去世。在朱家 溍的提议下，朱家溍的二哥朱家濂、三哥朱家源也都同意的情况下，朱家再次将明代紫檀、黄花梨木器和清代乾隆紫檀大型木器数十件，以及明代名砚、宣德炉等多种古器物，无偿捐赠给了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同年，又将家藏善本古籍数万册全部无偿捐给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994年，朱家把家里的最后一批文物无偿捐赠给了浙江省博物馆，其中包括唐朱澄的《观瀑图》、北宋李成的《归牧图》、南宋夏圭的《秋山萧寺图》、无款宋人画山水、宋许道宁画山水和明清人书画多种，以及南宋王安道砚、明代潞王府制琴及明成国公朱府紫檀螭纹大画案等等。

（摘自朱家溍 口述、朱传荣整理《朱家溍》，文物出版社，2003年）

二、孙瀛洲

孙瀛洲（1893～1966），河北冀县人。早年在古玩店当学徒，后开办古玩店，为古董商、陶瓷鉴定大家，被誉为“宣德大王”。他集收藏、鉴赏、鉴定、学术研究于一身，为故宫和陶瓷界培养了一批陶瓷鉴定家。

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郑欣淼曾评价道：“孙瀛洲先生的道路是他同时代的一批人共同历程的缩影。从学徒到经营者，从经营者到收藏家，从收藏家再到文物鉴定专家，从文物鉴定专家再成为文物捐赠大家，这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也是由小我到大公的升华过程。”

1949年后，孙瀛洲将家藏的3000多件备类文物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包括陶瓷、青铜、珐琅、漆木、雕塑、文具等。其中陶瓷有2000多件，包括晋、唐、宋、元、明、清各代名窑珍品。如宋代的官窑盘、官窑葵瓣口洗、哥窑弦纹瓶、哥窑双耳三足炉、汝窑洗、定窑白釉划花葵瓣洗；元代的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明代的永乐青花折枝菊纹折沿盘、宣德青花折枝花纹执壶、成化斗彩三秋杯；清代的康熙釉里红加彩折枝花纹水丞、康熙斗彩雉鸡牡丹纹碗、雍正仿成化斗彩洞石花蝶纹盖罐、乾隆粉彩婴戏纹碗、乾隆炉钧釉弦纹瓶等稀世珍品。其中有25件被定为了国家一级文物。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吕成龙说：“孙瀛洲所捐献的唐代邢窑白釉碗，唇口、壁约呈45度角斜出，玉璧形底，轻轻叩击，声音清脆，即属《乐府杂录》中谈到的可用来演奏音乐的刑瓯，‘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也。”

关于孙瀛洲对明清瓷器的贡献，吕成龙说：“永乐、宣德青花瓷器的区分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难题，永、宣两朝之间的洪熙帝朱高炽在位只有10个月，所以历来有‘永宣不分之说。但据当今古陶瓷鉴定界泰斗耿宝昌先生回忆，早在20世纪前半叶，孙瀛洲先生就能从造型、胎釉、青花色泽、纹饰风格等方面逐一指出永、宣青花瓷器的区别。这就是：永乐青花瓷器的胎体较为轻薄，造型显得俊秀，青花色泽清新艳丽，图案线条更加纤细提劲，釉面泛青的程度较轻；而宣德青花瓷器则胎体略显厚重，造型较为丰满，青花发色浓烟，洇散较重，绘画笔触粗犷豪放，釉面泛青较重，并泛轻微的橘皮纹。这一研究成果后来得到多方面印证，至今仍被作为划分永、宣青花瓷器的重要依据。”

（摘自《孙瀛洲的陶瓷世界》，故宫博物院编，耿宝昌主编，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三、章乃器

章乃器（1897～1977），浙江青田人。爱国民主人士、经济学家、文物收藏家、救国会“七君子”之一。

章乃器爱好文物考古，1948年，他在香港时，曾资助史学家翦伯赞在船寮地区的考古发掘，并曾亲率自己创办的南方学院的学生参加。

上世纪50年代初，章乃器住在北京东城区灯草胡同30号院。整座院落不大，绝大部分都是硬木古典家具，室内陈列着他收藏的青铜器、瓷器和字画，收藏最多时，约有五六千件。在章乃器的藏品中，文物居多，书画较少。章乃器曾谦虚地说过：“我没有张伯驹、张效彬那种眼力，因此才以搜集青铜、瓷、玉和杂项为主。”据章乃器之子章立凡回忆，经常为章乃器“掌眼”的，是北京有名的古玩界前辈孙瀛洲，以及逊清内务府大臣之后赵振京。近邻的叶公绰有时也参与鉴赏。

章乃器曾在1952年写信给当时的国家文物局长郑振铎，提出捐献文物的想法。1954年，章乃器向故宫博物院无偿捐献文物近1200件，向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赠送文物1000余件。其中故宫博物院接收的1193件章乃器个人收藏文物，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至民国。包括瓷器343件、铜器648件、石器9件、陶器22件……其他牙骨器、玉器等杂项不等。

时任粮食部部长的章乃器曾对粮食部的同事幽默地说道：“我在工作上是百分之百属于公的。我在欣赏古董上，现在只能做到以公为主以私为辅，还有点个人的考虑。我已经向国家文物局和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捐献了干件以上的古董，但我总得留一部分，去见马克思时再全部捐献给国家。”上世纪80年代，章乃器的家属根据他生前的遗愿，又将一批文物捐献给了国家博物馆。

章乃器对于文物的鉴赏，虽然非科班出身，但却有诸多独到之处。例如：其所藏的青铜器“邲卣”，就对文字考古有重要帮助；其所藏的属于良渚文化的“鸟纹大玉琮”，则显示了他对古玉的鉴赏眼光。 （摘自李玉刚著《章乃器》，群言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