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曼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在他看来，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学特色和难以逾越的文學成就。法国的丹纳在“三因素说”中指出每一时代的“精神气候”是不同的，“精神气候”会决定人们的气质，而艺术家的感受比常人更敏锐，因此艺术作品更容易受时代精神的影响，具有时代风格。这里所谈论的“特征”、“特色”、“风格”，大抵指向文学艺术的样式。

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特殊结晶，一方面与创作主体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体验和语言习惯等密切相关，而另一方面，创作主体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等精神活动又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尤其是置身于飞速发展的中国现实的写作者们，社会行进之巨轮滚滚向前，文化观念日新月异，此起彼伏的新潮社会话题往往会很快被“编织”“加工”进文学作品，这些都使得文学样式呈现出与当下社会气息相符的品质。

在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文坛中，很多学者都惯用“70后”、“80后”、“90后”等概念来评述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和变化。尽管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并试图用作家个体的差异性来否定代际群体的差别，但在大量的创作实践中，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新时期作家的代际差别不仅十分突出，而且不断加剧。部分70年代生人经历了大事件，文学作品呈现出激荡后的冷峻；“80后”文学创作逐渐与历史拉开了宽幅，而向观照自我转变，城市的、小资的、个人主义的叙述强调和普遍的青春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