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睿

一九九八年，春天又暖又早，楼前连野草地都开出蓬蓬荆条花。好几天了，我中午出门总能撞上段雪飞，蔫儿吧唧的，半蹲在明黄花丛里，像一只举棋不定的猫。

我家住锅炉厂宿舍，七层红砖房，一楼四户，共用一个有冲水设备的卫生间。隔壁楼是镀锌铁丝厂宿舍，他们厂不行，宿舍里一层一个公用厨房，上厕所只能出门再走两百米，十几个人一字蹲开，那场景但凡见过的人，都不可能忘记。老有他们楼的人跑我们这边来解大手，按理说卫生间水费是走厂里水表，给人用用谁也不吃亏，但我们楼的人都觉得卫生间相当高级，而锅炉厂理应比铁丝厂高级，所以每层楼都在门上装了锁。这其实很麻烦，每天早上还得揣着钥匙上厕所，有时候忘记带，又憋不住，气氛就会变得很紧张。

锁经常会被铁丝撬开，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是镀锌铁丝厂的人，天时地利耳濡目染，使用铁丝的技术比较娴熟。但连续三天都遇到段雪飞，胖墩墩黑黢黢一个人，鬼鬼祟祟蹲在门口，我觉得这有点过分了，大声叫住他：“段雪飞！你又要来撬我们厕所，我爸说了，里头的锁芯都被你撬坏了！”

段雪飞平日里吊儿郎当，梳郭富城头，总学社会青年双手插兜，今天却把右手背在后面，涨红了脸，说：“谁撬你们锁了，甭乱说！”

段雪飞爸妈都是铁丝厂工人，镀锌工，永远脸青白骇，嘴唇乌紫，远远看去有点像鬼，都说是在车间里被酸熏坏了，一个月可以多拿三十块劳保补贴。小学三年级，我和段雪飞同桌，我妈偷偷给班主任送了一瓶雅倩润肤霜，让她给我换了个位子，“哟，谁知道他身上有没有毒”，这就是我妈，任凭再小的事情，也能运筹帷幄一番。

锅爐厂是三线企业，迁过来几十年，我妈却认为自己还是北京人，任何节日都在家双刀剁馅包饺子，坚持说普通话，也逼着我说，但我对此没什么兴趣。我是个四川人，特别爱吃肥肠，口头禅是“日起鬼哦”和“你给老子等斗”。

我后来被换去和薛凌峰坐，我妈感到满意，因为薛凌峰是锅炉厂副厂长的儿子。我妈是个有手段的女人，我和薛凌峰一直同桌到现在。上中学后段雪飞分到了差班，又留了一级，我们都高一了，他还在读初三，我们再没说过两句话，直到他老来用我们楼的厕所。段雪飞撬锁的技术实在不错，有两次我爸都在门口要堵住他了，他戳两下就又得了手，把门反锁，不紧不慢上完，再从窗户跳出去。我家住三楼，窗外有一棵密密匝匝的黄桷兰，段雪飞就先跳到树上，再溜下来，整套动作行云流水，“这家伙，跟只猫似的”。我后来发现，我爸内心深处其实有点欣赏段雪飞，就像他欣赏我长期背着我妈，四处跟人说“你给老子等斗”，他就没有办法，还得正儿八经说普通话，加很多儿化音，做一个流亡在外的北京人。

我冲上去，把段雪飞的右手翻过来，说：“还说没撬！你看看这是……咦？这是什么？”

他右手翻过来，不是铁丝，是两张《泰坦尼克》的电影票，粉红色，在手里攥久了，汗津津的，有一张还缺了角，用作业本纸胡乱补了补。区里电影院正放这个，排队的人早上五点就坐在门口嗑瓜子排队，我六点起床，还吃了冬寒菜稀饭再过去，最后只在门口买到一堆搂搂抱抱的不干胶。

我又惊又气：“你怎么能买到？！”

段雪飞支支吾吾，想了半天，说：“我舅舅给的，他在文化局上班。”

“卖不卖？”

“什么？”

“卖给我，怎么样，你反正也看不懂。”

段雪飞脸又红了，气呼呼地说：“可以！老子本来就是要卖了买烟！五十。”

“什么？”

“五十一张，要不要？”

“你咋子不去抢？”

“不要算球。”段雪飞转身就走。

“你给老子等斗。”我追了出去。前头有个水泥乒乓球台，台下搁着巨大的潲水缸，每周才有人来收一次，今天大概是第五或者第六天，天气暖热，那味道半旋空中，不易形容。段雪飞听我叫他也不转头，不知怎么回事，却跳上乒乓台，蹲在那里，往潲水缸里吐口水。

我捂着鼻子：“三十，我就这么多钱。”

“四十。”

“三十五。”

“行吧。”他跳下乒乓台，明明穿皮鞋，却没一点儿声音，我想到爸爸说的，这家伙，跟只猫似的。

我从书包里拿出一团十块，数了七张，扔进他手里，又把两张票都抓过来，他愣了愣，没说什么，把钱胡乱塞进裤兜，又对我挥挥手，走了。

花光三分之一毕生存款，我却喜滋滋的，把那两张票压进数学书。下午一点，暖到近乎于热，春天游移不定，让一切变得浑浊，空中飘浮大团白色柳絮，潲水缸里有将馊未馊的红苕稀饭，前方段雪飞走得极快，像一只仓皇溜走的猫。

那几年大家都过得不好，到了九八年，身边大部分同学的父母都下了岗。别人家不知道怎么样，我们家反正总吃白鲢，活白鲢一斤三块，刚死不久的一斤一块，我们就总吃刚死的，拼命加辣椒和大葱，这样能压住腥味。“多吃点，鱼吃多了聪明。“我妈说。但我并不那么在乎是不是聪明，白鲢寡油，我变得很馋，想吃肥肉，我妈一直稳着不买，我就每天早上用猪油拌饭，睡前吃一小碟油渣蘸白糖，牙坏了，照镜子能看到一个黑漆漆的洞。

已经是这种情况了，我们锅炉厂依然比别的厂高级，因为下岗人数只有三分之一，不到四十岁的不下，技术骨干不下，夫妻双职工的，只有女人下岗。我妈不服气，她是车工，工资本来比我爸要多二十五，我爸这种电工只能换换灯泡，拿电笔四处戳戳是不是漏电，没什么技术含量。她去厂里闹过几次，先没找到人，最后一次见到副厂长薛建国，也就是薛凌峰他爸，薛建国抱着泡了胖大海的玻璃杯，语重心长地说：“罗桂芳同志，你是党员，应该发挥带头作用，支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国有企业改革嘛……现在呢，我们厂里头是有点困难，但这只是暂时的，等再需要的时候，你也要做好准备随时回来嘛，再说了，你家肖全辉不是还在厂头？”

我妈说：“肖全辉一个月工资才三百，过不下去。”

薛建国说：“不止哦，午餐补贴还有三十，防暑降温费二十八，肖全辉一个月三百五跑不脱。”

我妈说：“三百五也过不下去，肖珉珉要中考了，需要补充营养，多吃点肉。”

薛建国说：“小幺妹，肉吃多了也不好，青春期发胖，以后瘦不下来，我看珉珉腿就有点粗，多吃点鱼嘛，吃鱼长脑壳。”

我妈还想说点什么，薛建国挥挥手，起身给胖大海续水，说：“罗桂芳，你差不多可以了，你看看边上铁丝厂，百分之九十几都下了，人家也没有怨党怨政府，你是首都来的，北京人，素质高，高风亮节，你说是不是？”

我妈没话说了，只能高风亮节，回家经过菜市场，买了一条没死透的白鲢，白鲢一块五，葱姜蒜辣椒一共五毛，都快走到家了，又掉头回去，买了三两猪头肉，七块五，挑了特别肥的一截，老板都拌好了，回家她还加了一大勺猪油。

我吃完凉拌猪头肉，满嘴蒜味，刷了好几次牙，又嚼了我爸杯子里的茶叶沫儿，这才出门去电影院。我妈没问我去哪里，她每晚都要在门口的烂茶馆里打麻将，五毛钱的底，三番封顶，血战到底，北京人按理说不应该打这种不上档次的小麻将，但如果手气旺，一晚上能起来一周的饭钱，我妈最近手顺，考虑到我的猪头肉，也就顾不上北京人的身份了。她打牌，我爸就坐在边上，喝茶，剥花生，看黄易的武侠小说，要是我妈有一阵儿实在不顺，他就上去换个手，赢家一般都不愿意有人换手，这会败风水，但我妈说了，她有病，憋不住尿。她总是尿很久，再回来时，一上手就做三番，十之八九又能风生水起。

这就是九八年，连政府清洁工都有一大半下岗，如果总不下雨，走在路上就会吃土，那个冬天只有两场小雨，于是人人都穿着旧衣服，灰扑扑吃土。没什么人出去吃饭，路旁小饭馆却也没有关门，生意不好，大家就凑在门口炸金花，也是五毛的底，但上不封顶，输赢过了五十，气氛就会非常紧张。卖肥肠面的老板见我经过，总让我用棒棒手给他切牌，如果切出好牌，就奖我自己去锅里夹两块肥肠，他家的肥肠不撕油，我细心选出肥肠头那一截，两块下去确实止馋，何况我总夹三块，肥肠油的味道萦绕口腔，帮我度过了那个冬天。

就这样，每个人都觉得难，却每个人都活了下来， 那年春天又来得如此迅猛急促，让人觉得这一切都会过去得很快，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多年之后，我还被困在一九九八年。

大年二十九我才回家，在T3安检口遇到薛凌峰，拖一个蓝色Rimowa，灰色大衣搭在手上，满脸不耐地打电话。我们有半年没见了，上次是在七月，暴雨预告三天，却一直没能下来，我满脸油汗，坐在一辆没有空调的846上，车上密密挨挨的人，我为有座位感到庆幸。那段时间我总这样，提醒自己为任何事情感到庆幸，发票刮出五块钱，抢到大望路一元剪发团购，吃味千牛肉炒饭牛肉特别多，诸如此类。

车刚过传媒大学，薛凌峰给我发短信：“晚上要不要过来？我十点左右到家。”我在东大桥下车，不过下午三点，找了家麦当劳硬生生坐到九点五十，去卫生间补好妆，确认身上没有汗味，这才走去薛凌峰的小区。

小区很大，底商很有几家好餐厅，有两次薛凌峰让我下午五点过来，做过爱之后，他也请我下楼吃日本菜，两个人坐在吧台上，隔好一段距离，呆呆等着厨师做手握寿司，海胆、鳗鱼、金枪鱼腹，有一次吃到河豚，就是这些东西，没什么意思，却足够我又一次为当下感到庆幸，以及发几次朋友圈。吃过之后薛凌峰买单，客客气气给我打车，塞给司机一百块钱，我回家走京通快速大概八十五，但有十块钱过路费，我总等车开出去一会儿后说：“师傅，走朝阳路。”朝阳路堵一点，红灯也多，但能省二十，我又并没有什么着急的事情。

门铃响一声薛凌峰就开了门，正在扯领带，他拉我进门，把我压在玄关的换鞋长凳上，又撕开内裤，一言不发，就这么硬硬进去。他总撕我的内裤，倒是没有撕过裙子，毕竟我在这里也没有换洗衣服，不穿内裤却不怎么要紧，好几次我就这样，空空荡荡回家，夏夜暖风，钻进裙底，像一双充满爱意的手，比薛凌峰温柔一些的手。

性生活本身没什么不好，不短不长，不管是时间还是尺寸，几乎每一次我都能到高潮。只是薛凌峰从不把我放在床上，换鞋凳，三人沙发、单人沙发、地毯、料理臺，像某部狂热的偷情电影。我却还是比较喜欢床，料理台非常硬，地毯上有猫毛和零散猫砂，真皮沙发入骨冰凉。房子是规规矩矩三室两厅，有一个层高五米的阳台，做完之后薛凌峰会去上面抽烟，靠在栏杆上，前头是那种理应如此的北京夜景，国贸三期闪烁灯牌，三环堵得要命，世贸天阶的天幕下似乎有人求婚。我洗完澡，也出去找他要了烟，他一直抽七星，一股薄荷味，烟雾缓缓上升，汇入无边灰霾，一支烟可以拖得很长，我们都不说话，像两个不怎么熟的人，不明白一切怎么走到了今天。

安检时薛凌峰终于看见我，点了点头。后来再见就已经登了机，他坐商务舱第一排，换好拖鞋，低头读一份英文报纸，通道上有人放行李，我站了好一会儿，他就一直没读完头版。座位在倒数第二排，也不靠窗，因为买得早，机票打了五折，飞机升空时遇到气流，我这位置颠得厉害，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会死在今天。死倒是没什么，只是那样人人都会以为我和薛凌峰死在一起，想到这种可能，我突然感到不可遏制的恶心。

刚上大学那一年，我们算谈过恋爱。我高考失误，读一个根本没想到会那么烂的学校，又正好遇到新校区搬到良乡，薛凌峰却在北大，见一次面需要往返坐六个小时公交地铁。刚到北京，我们都有一种恐慌式孤独，于是每个周末都见面，总是我去看他，和现在一样，我并没有什么着急的事情。公交一路往北，因为上车早我总有位子，我就一直坐在那里，看窗外经过一家沙县小吃，又一家沙县小吃。我一直没有相信这件事是真的，我是说，有一个读北大的男朋友这件事，我甚至没有和任何一个人提起过，我认为这样以后就不至于让自己显得太难堪。

一开始薛凌峰也会在未名湖边上抱着我，久久接吻，后来他有了一点变化，这种变化微妙，然而明确，在他回我短信变成两三天一条时，我提出分手，他表示同意，整个过程和我的想象完全一样，有一点无人知晓的屈辱，却也不算难看，确定分手时我们甚至没有通过一次电话。那时我们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因为并没有钱去开房，有几次他非常冲动，让我把手伸进裤子，替他解决问题，精液又黏又腥，我不怎么喜欢，但像别的我不喜欢的事情，我并没有拒绝。很多年后我才开始为这件事后悔，替男人手淫不怎么重要，但那种甚至没有想过拒绝的心情，在后面的时间中，出人意料地慢慢变得重要起来，有一次半夜想到，突然愤怒地摔了手机，对着有青白霉斑的墙壁，我大声说：“你给老子等斗！”

等到2012年，我和薛凌峰通过初中同学群互加了微信，有一个周末他突然问我：“你这两天会经过国贸吗？”我分明应该揣着一把刀去复仇，但真他妈日起鬼，我居然换了裙子化好妆，在他家的沙发上，和没有戴套的薛凌峰做了第一次。也是盛夏，中央空调开得极低，我一直发抖，中间有两次想贴住他取暖，但他又挺身起来，除了连接的地方，我们一直有点距离。房间里不知道什么地方藏着音响，放那种极闷却极合适的音乐，后来我发现薛凌峰总放这一首，就问过一次，他刚结束，漫不经心从我身上下来，躺在地毯上，伸手去扯抽纸，“好像是舒伯特的小夜曲”，他也不怎么确定，“买音响送的碟，一直没拿出来。“有一次我拿套的时候看到那张CD的盒子，“Schubert Schwanengesang， D 957”，后来我在家也常常听，舒伯特第957号作品。

这种关系就这样持续下来。如果遇到例假那几天，我还是替薛凌峰手淫，中间那几年的后悔与愤怒并没有消失，却和另外的东西并行不悖，拽着我走到今天。我也想过等我交到男朋友就和他断掉，但还是日起鬼，两年里我一直没能认识什么合适的人，不合适的倒是有几个，都和我一样，挣税前六七千的工资，在通州破小区里租房，出入地铁，吃二十块以内的晚餐，脸上有一种一眼即知的窘迫，我甚至没法假装自己对他们有什么兴趣。

三十岁生日那天我在楼下吃麻辣烫，有个男人看我一眼，又看我一眼，小心翼翼问能不能加我的微信，我觉得他有点面熟，就让他扫了二维码。回家后我沉沉睡了一觉，梦中有魇，半夜醒来，窗外路灯斜斜照进余光，房间逼仄，似有鬼影流动，眼前是多年前的一场大火，这让我终于想起来，那男人长得圆头圆脑，顶上有两个旋儿，看起来一股傻相，正是一九九八年的段雪飞。

去电影院是想碰碰运气，我手上没有票。中午到学校，薛凌峰已经端端正正坐在那里写作业。我们从幼儿园就是同班，他一直是个端端正正的男同学。职工子弟幼儿园就在厂里，原本是个废弃车间，里头有几个坏掉的耐热炉箅子，那东西有点像个带缝隙的圆桌，厂里省钱，下面垫一个锅炉风帽，再铺上油纸，我们就在上面画画、撕纸和吃白糖泡粑。门前有一个巨大水泥坝子，每逢组装锅炉，几十个小孩儿屁滚尿流，堆在坝子里围观，焊枪火星四溅，如果遇上冬天，每个人的棉服都被烧出小小黑洞，让这更像是在过年。

只有薛凌峰，丁点儿大一个人，谨谨慎慎地爬到窗前长桌上，透过污脏玻璃往外看，“我爸说了，这有危险”。就这样，大家都到了十五岁，小时候人人都长得一团混沌，也就是这两年我才意识到，原来长得像他那样端正的男同学，并不是很多。课间操举目四望，要不瘦得像猴儿，手长脚长，满脸脓包，要不就像段雪飞，圆圆短短一张脸，校服裤子卷了两卷还拖在地上，袖口脏得堆泥，整个冬天都只穿一件手打黑色高领毛衣。

十五岁，好像必须得喜欢个什么人了，我思索良久，決定喜欢薛凌峰，一是同桌比较方便，二是班上也并没有更合理的人选，三是我觉得这样我妈会比较高兴。下岗后她过得不好，吃着吃着饭也会无端端哭一场，如果我的未来能和薛凌峰扯上一点关系，她也许会稍感安慰。我们班有二十八个女生，我疑心有二十个决定喜欢薛凌峰，这也让我感到安全，我总是走拥挤的道路，因为这总是让人感到安全。

我坐下来也酝酿了一会儿，这才推推薛凌峰：“喂。”

他看看我，继续写作业。

我又推他：“喂。”

“嗯。”

“电影看吗？”

“嗯？“

“《泰坦尼克》，就是挺好看那女的……”

“我知道《泰坦尼克》。”

“我有两张票，就今天晚上的，我舅舅在文化局……”

“多少钱？”

“啊？”

“都卖给我，多少钱？”

我有点泄气，但到了这个份上，我也不在乎趁机赚一笔：“一百。”

“可以。”他没再说什么，从校服裤子里摸出一百块，这张钱和薛凌峰所有东西一样，崭新，体面，干净利落。我想到我递给段雪飞那揉成一团的七十块，拿出那两张用作业本补过的电影票，薛凌峰皱皱眉，收了下来。教室里人渐渐多了，值日生开始擦黑板，青天白日，尘埃在光中清晰地画出一道实线，我在这边，而薛凌峰在另一边。

电影院门口都是我这种人，不想花钱，又想碰碰运气。三四十个人聚在售票处前头，不知道谁带了瓜子，于是大家都蹲在地上嗑瓜子。有人说开场了总能溜进去，又有人说，电影院后面有个小门，看门那老头儿姓李，平日里凶是凶，给他买包娇子脾气也就好了。我远远看见薛凌峰，似乎在等什么人，他还是穿着校服，洗得蓝是蓝白是白，里头一件白得不合理的高领毛衣。我也还穿着校服，里头也是白毛衣，因为一周只能洗一次澡，领口一道黑垢，有时候不得不把领子往下翻两圈，我妈也不是不洗衣服，只是非常奇怪，她再怎么努力，也不过洗成糊里糊涂的灰色。

七点半的电影，到了八点，谁也没能溜进去，也没人舍得十块钱去买娇子，人先散了一半，剩下一半就近找茶馆打牌。我有点失望，但想到一天里平白赚了三十块，又不想回家，就在电影院对面找了一家小面馆，吃加两份肥肠的肥肠面。

火大概在八点半烧起来，我正犹豫要不要再点一笼粉蒸肥肠，抬头已看见隐约火光。开始以为是灯，旋即闻到烟味，电影院大门拥出惊慌人群，我放下碗，却鬼使神差向那火光冲去，像黑暗之中有莫名暗示，提醒我如果不是这样，就会错过某些莫名又确定的东西。往外奔跑的人太多，我没能进大门，倒遇见脸色苍白的薛凌峰，都这个时候了，他明明鼻尖粘黑灰，身上一股怪味，却还是那副全然洁净模样，实在是日起鬼。

我拉住他的袖子：“咋子回事？”

他略微焦急，看着前方：“烧起来了。”

“哪里烧起来了？”

“放映室。”

我还想问两句，他却挣脱我的手，急匆匆走了。我看见前头有个女孩子，和我一般穿着校服，束高高马尾，薛凌峰追上她，侧过头去和她说话，我这才认出来，那是林小云，我们校长的女儿，原来另外一张票去了这里。

林小云长得也就和我差不多模样，瘦瘦长长，却有张鼓鼓圆脸，麦色皮肤，额头上有一个黑灰圆印，倒像是特意化了印度妆。她大概有点冷，这么远也能看到发抖，睫毛垂下，要哭不哭的模样，薛凌峰低头拍拍她的背，拍得很轻，又更轻地说了几个字，空气弥漫烟灰，以及一种让我陌生的柔情。薛凌峰这个人平日里看不出什么情感，考第一名是什么样子，吃包子时他就也是这么个样子。我有点怕他，同桌这么多年，开口说话还得猛提一口气，永远不敢抄他作业，看了几本言情小说，我恍然大悟，喜欢一个人原来就是这样的，带着距离、陌生和恐惧。

火并没有熄，不紧不慢烧着，往不确定的方向蔓延，消防站就在附近，消防车却好一会儿才到。电影院门前是个窄窄斜坡，车进不来，几个消防员满面酒气，不怎么耐烦，慢悠悠在那里铺水管，铺好后发现消防龙头没有水，又把管子接到肥肠面馆，老板大概想到水费，期期艾艾不肯把水开到最大，那水管瘪了很久，才渐渐充盈，等水的时间里，几个人就蹲在面馆门牙上，若无其事点上烟。耗了这么些时间，火已经渐渐弱下去，走远的人又陆续回来，大家都顶着漫天烟灰嗑剩下的瓜子，像看一场比《泰坦尼克》更让人入戏的电影。这附近都停了电，火光如水流动，在黑暗中越行越窄，渐至干涸。

我也站了一会儿，开始只看见火光，后来发现火光中总浮动着林小云的脸，圆圆鼓鼓，两颊酒窝，睫毛垂下时似有阴影，像我用了魔镜，照出一个更美的自己。我在人群中找了又找，她和薛凌峰都不在。他们大概觉得这些事情没什么意思，想到这个，我觉得自己没意思极了。

火迟迟未灭，我嗑完手里最后几颗瓜子，转身回家，快到家的时候，身后天空又亮了一亮，我应该看见一点余光，然而挫败和厌倦让我对这一切失去了兴趣，连回头都不愿。我走进黑漆漆的门洞，又走进黑漆漆的房门，爸妈没有回来，我在黑暗中想了许久，试图想清楚一些不确定的问题，但最终我只是决定忘记这该死的一天，然后睡了过去。

大年初十，我去羊肉汤馆参加小学同学会。此前我已经参加了初中同学会和高中同学会，这种聚会当然非常无聊，总在火锅店或者羊肉汤馆里，带空调的包间里摆三张油腻圆桌，永远只能坐满两桌，剩下一桌零星有三五个人，对着一桌子菜，也不喝酒，开最大瓶的雪碧，默默吃到最后。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我总是坐在这第三桌上吃到最后，菜太多了，为了避免和人交流近况，我只能一直埋头苦吃，有两次甚至吃到恶心，回家后吐了一场，黄色胃液翻腾，马桶里有完整的毛肚和羊头肉。

坐在冰凉的地板上我也想过，明年索性不要参加，却一年比一年去得更早，说不上什么原因，大概人落魄时就是这样，连最微不足道的地方，也会失去勇气。薛凌峰就从来不参加同学会，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有一次和他上床后我才猛然意识到，我们从幼儿园一直同学到高中。

进包间不过五点半，里面稀稀落落有七八个人，都是班上過得不大好的那种，每年我们都是来得最早的一批，男男女女都显得过分隆重，男同学明显刚擦了皮鞋，女同学穿着紫色拼貂大衣。我知道这种衣服，皮草批发市场上卖两千五，可以打九折，我妈去年刚买了一件，自贡的冬天并没有冷到这个地步，但她每日每日地穿着。北方人都穿这个，我妈说。她现在不怎么说自己是北京人了，只偶尔提到北方，像一种遥远而不切实际的意象，过年照旧包饺子。

我穿一件驼色羊毛大衣，这是薛凌峰去年送我的，春节前我去他家，结束之后他本来裸身躺在地毯上刷手机，却突然站起来，从四周散落的衣服里摸出钱包，又扔给我一张购物卡：“新光天地的，你拿去随便买点东西。”卡里有一万块钱，我于是买了这件打完折九千多的大衣，含30%羊绒，纯羊绒的更轻更薄，但要两万出头。卡里剩下的钱我拿去超市买了一些水果和酸奶，超市非常贵，几百块钱并没有买到多少东西。我拎着几个塑料袋，去新光天地对面的公交车站，坐930回家。

进屋后一会儿我才发现，当中有个陌生面孔。远远看过去有点面熟，定睛一看又的确不认识。圆头圆脑一个人，穿胖墩墩的黑色棉服，衬得皮肤更显病态苍白，他坐在角落里，并不和任何人说话，却面带饥渴，认真听每个人说话，手捧一个巨大保温杯，每隔几分钟要续一次水，这让他频繁进出去上洗手间。在看着他第四或者第五次蹑手蹑脚把门掩上后，我终于意识到，这个走路像猫一样悄无声息的中年男人，是多年未见的段雪飞。

饭局七点才开始，大家一直在等一个当了副区长的男同学，最后他在群里发了语音信息，表示自己“给大家赔罪，实在来不了”。

我照例坐没满员的那一桌上，这次坐了五个人，对住面前起码五斤羊肉羊杂，和一大铝盆碧绿豌豆颠。我暗暗下了决心，今天要少吃一点，再早一点走，并没有什么人和我说话，我却每年都是最后一批离开的人，这样就不用和任何人告别。

桌上的人年年都见到，但我忘记了他们的名字，想来他们对我也是如此，大家甚至没有装作应该互相加一下微信。也许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坐这一桌的人，并不值得加什么微信。汤很快沸了，大家沉默着往自己的小料碗里加汤和小米辣椒，我一时走神，撒了太多调味盐，汤勺已经递给下一个人，鼓了许久勇气，我才敢出声把汤勺要回来再加一点汤，心虚和胆怯一旦开始，似乎就会这样无止境下去，这让我非常疲惫，却又无计可施。

这家的羊肉汤在自贡是有名的，刚才去后院上卫生间，一张血红羊皮挂在竹竿上，下头有人在剔羊头肉，旁边板凳上一字排开几个剔得干干净净的羊头。回到桌上，第一筷子就夹到带眼珠那块肉，我犹豫半刻，吃下了那颗眼珠。

羊眼珠柔软滑腻，蘸上小米辣椒并不难下口，但这仍然让我许久才夹了第二筷子羊肉，这块却又太肥，刚裹着饭勉强吞下去，段雪飞拿着保温杯，坐在了我边上。他刚才坐在旁边那桌，倒也没人说什么，只是没人和他说话，到了现在，他大概醒悟过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位子，他的位子和我一样，在这第三桌上。

桌子很空，大家都间隔着坐，段雪飞却实实在在坐在了我边上，我感到困扰，但又能怎么办呢，我并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他闷头吃了一会儿，我看他只拣肥肉和带油羊肠，把雪碧倒进保温杯里，并没有喝酒，吃了一会儿却满面通红，终于，像我一直担心的那样，他开口和我说话了。

“珉珉，你过得挺好的吧？”他侧身过来，想看着我的眼睛。

“还行。”我不显山不露水地挪了挪位子。

“你们一家都回北京了？”

“没有，就我在北京。”出于奇异的自尊心，我没有解释并没有“回北京“这种选项，我父母被困在自贡，就像我如今被困在北京。

段雪飞“哦”了一声，放下筷子，双手抱住保温杯，他那脸本就红，现在则近乎于大火烧伤。他努力许久也没有找到下一个话题，却始终不肯把头转回去。羊头汤熬成某种胶质，大家开始下豌豆颠，我佯装没有注意到段雪飞一直微微侧身坐着，他不再吃菜了，只是一直用保温杯加雪碧喝，包间里起码有二十五摄氏度，他却没脱棉服，衣服拉链拉到下巴底下，更显缩颈缩喉模样。我吃了两筷子豌豆颠，又起身加了一次米饭，终于为自己的沉默感到不忍。

“你……出来多久了？”

“三……三……不对，四个多月。”他的声音几乎是在发抖。

“哦……那……你现在住哪里？”段雪飞的父母都死了，前后只差一年，都是癌，“我早说了有毒”，这是我妈的评价。镀锌铁丝厂得癌的人很多，那两年哪个厂得癌的人都很多。段雪飞他妈死之前遇上公房改革，花几万块可以买下宿舍产权，但她自然没有几万块，她死了之后，房子就被收了回去，“人家厂里还是可以，让她住到死，就是孩子可怜，出来也不知道住哪里”，这也是我妈的评论，除此之外，起码有十年，我从来没有听到谁提起过关于段雪飞的一切。

“住单位，有宿舍，我找到工作了，在电影院做保安，假日影城，你去过没有？”也就是他这样的人，也不是公务员，却还在说“单位”。

“去过，就还在以前电影院那地方。”我想，他倒是不避讳。

中学时的电影院前两年拆了，建成商场，底楼是电影院加游戏厅。和薛凌峰的恋爱跨了一个寒假，大年初三我们约好看电影，两点的票，我等到两点四十，发过去的八条短信都没有回音，我撕掉那两张票，转头进了游戏厅。那天似雪非雪，游戏厅里没有空调，又坏了一扇窗，我正好坐在窗边，打到最后双手僵硬，窗外雾雪沉沉，我明明停下来搓手，不知怎么回事，一拳砸向操作杆，游戏机发出怪响，春丽的双腿半悬空中，是那个冬天留给我的最后一点东西。

“你什么时候看电影就来找我……我……我请你。”最后三个字说得很轻，段雪飞的脸突然之间白了下来，却还留着一点红印，像一个热气腾腾的人骤然入了冰天雪地，一时间拿不准如何反应。

说一句“好的”应该非常容易，我却无论如何没有说出口，只是起身去了一次卫生间。天已黑尽，通往卫生间的小院灭了灯，隐约能见阴森白骨和斑斑血迹，站在院中踯躅许久，我终于意识到，那是剔干净肉的羊头。

拖了十五分钟我才回到包间，段雪飞已经走了，在我碗下压了一张纸条，用纯蓝墨水端端正正写着“珉珉，上班先走了，有空和我联系。雪飞”，下面是他的手机号。真是日起鬼，我们从来没有过可以互称“珉珉”和“雪飞”的关系，

我再看一眼，发现段雪飞写一手漂亮颜体，小时候我们同桌，一起在书法课上临过帖子，写“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但现在谁还会写字？也只有他这样的人，还随身带着钢笔，用纯蓝墨水。

里面可能太闲了，也就能写写字。他可能以为外面还在用BB机。我略带快意地想，却不知道这快意来自哪里。

桌上其他人都看过来，我反倒不好意思撕掉纸条，只能若无其事揣进兜里。

饭局到了尽头，羊肉汤早关了火，屋里迅速冷下来，每个人都裹上外套，吃店里送的醪糟汤圆。自贡的醪糟汤圆应该是无馅儿的，我却吃到一粒里头有芝麻和花生，这让我又一次隐秘地感到庆幸。和往年一样，有人开始约饭后去大时代卡拉OK，我向来都是去的，人均一百的消费，我一首歌都没有唱过，也不喝酒，不过在超大包间里默默坐到凌晨一点，吃两瓣果盘里的橙子，果盘里还有西瓜、樱桃和草莓，但橙子最便宜。橙子总是很酸，天花板上有旋转彩灯，照得每个人都像鬼，而每个人唱歌也都非常难听。

但今年，今年将会不一样，今年我下了决心，要做最早一批从聚会上离开的人。今年，今年是开始，也是终局，明年我会退出所有的群，不给任何人发新年祝福，不再参加小学、初中以及高中同学会。

老板进来买单，我正打算给份子钱就走，却听到有人说：“等会儿卡拉OK别凑钱，让薛凌峰买单，狗日的总算要来了，好歹还是个班长，集体活动一次都不参加……我们班现在是不是他最有钱？”

我在虚空中点了点头。薛凌峰城里的房子起码值一千五百万，有一次上床后他无意中说起，自己刚在顺义买了一栋别墅，“有空带你去看看“，他说，从手机里翻出几张照片，一看就是开发商自带的装修，水晶灯、欧式沙发、罗马柱、喷泉、假山，齐齐整整的草坪，有钱的人可能都是这样生活的，我对此也并无其他想象。

“真漂亮。”我穿上内衣，努力显得真诚。

“还行吧。”他连衬衫都穿好了，转头问我，“你怎么回家？”

大概怕我再不肯回家，薛凌峰并沒有带我去过别墅，但我知道，我们班现在数他最有钱。

大时代开了怕有二十年，最早叫“欢歌KTV”，也就一百多平方的一个厅，摆了二十几张小圆桌，大家挤挤挨挨坐在一起，像一粒一粒粘住的汤圆。五块钱唱一下午，等麦克风轮到自己大概要两个小时，一下午最多能唱三首。中学时大家都来，自带瓜子、话梅和扑克牌，四人一桌，没轮到麦克风的时候，我们就打拱猪，输最多的人替另外三人付那五块钱。老板是个胖胖的男人，坐在门口收钱，老板娘是个胖胖的女人，化极其隆重的妆，却只是整日坐在吧台后面看一个黑白小电视，厅内大家都扯着嗓子唱《海阔天空》，她依然镇定自若，看郑少秋演的《大时代》。

就这样，老板终究是发了财，把平房扩建成三楼，变成远近闻名的“大时代娱乐城”，每次过去，老板本人还是坐在前台收钱，似乎这成为一种个人爱好，胖胖的老板娘则多年不见。也许她不再是老板娘，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一种隐秘剧变，即使那些看来停在原地的人，也是如此。

薛凌峰在群里说了三次“马上就到”，真到的时候已经十一点。大衣濡湿，他用灰色围巾擦擦头，说：“下雨了。”本来有人在唱不知道哪首张宇，薛凌峰进门后，他们就把伴音关了，包间里骤然安静，顶上彩灯空转，分明是黑漆漆的地方，我却清清楚楚看见薛凌峰的脸，黑眼圈极深，鼻子上长了一个粉刺，他还是少年时的轮廓，只是像一幅画洇了水，边缘渐渐含糊不清，整个人外扩了一圈。

薛凌峰坐在环形沙发的正中，有个女同学让出那个位子，就坐在旁边。我则坐在最靠门的那个小墩上。我总是坐这里，一是离卫生间近，二是随时要出门叫服务员送酒和小吃，到了半夜大家都会点消夜，我就一一记下，几碗抄手，几碗排骨面。有些人麻烦，要吃炒饭，我就去和厨房沟通，能不能炒一锅蛋炒饭。厨房在走廊尽头，经过一排罗马柱和水晶灯，踩在有斑驳花纹的仿大理石地砖上面，薛凌峰的别墅应该就是这种样子，但他会用真的大理石。

不知道谁说，“别唱了别唱了，大家聊聊天”，于是大家都围坐在一起聊天。我出去让服务员又送了两打百威，两个特大果盘，一斤焦糖瓜子，犹豫了一下沒有叫消夜，还没到时间。这么进进出出，薛凌峰却似乎并没有看见我，果盘上来时他俯身拿了两颗草莓，抬头正好撞上我的眼睛，他没有停留，把草莓扔进嘴里。

说是聊天，话题一直只是绕着薛凌峰旋转。他已经脱了大衣，里面是一件白色羊绒毛衣，半明半暗中是一种耀眼银白，自贡的冬天一直下雨，四处泥泞污脏，我们都穿深色打底，但薛凌峰从来不是我们。

“薛班长是不是发了财就看不起我们这些老同学哦，同学会咋子从来都不来？”一个看来眼熟的男同学给薛凌峰倒酒，我想了想，发现自己根本不记得他的名字。

“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来，干一杯干一杯。”薛凌峰干了那杯酒，于是大家都干了一杯。

“班长现在到底在发啥子财哦？”一个女同学问，我记得她叫王媛媛。去年有同学发错群，说“你晓得不？王媛媛离婚了，说是分了一套房子，还有三十万现金”，这句话很快撤了回去，但我疑心每个人都已经看到。后来再看到王媛媛我会想，就是这么个人，发面馒头一张脸，口红涂到牙齿上，却也有一套房子，和三十万。

“发个龟儿子财，还不是随便在北京混混日子。”有时候做爱中途有电话过来，薛凌峰看看手机，会决定是不是中断起身，去卫生间接电话，我从来没有搞清楚过他到底做什么，想来也就是和投资、金融、商业这些词语有点关系，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龟儿子”，我们都长大了，一直有礼有节，只说普通话。

“班长谦虚了噻。”大家都这么说，薛凌峰微微笑起来，又拿起一个草莓。

话就算这么聊开了。半个小时之后，我知道薛凌峰本来在基金公司，这两年出来自己做私募，前几年赚自然是赚的，去年股灾时几个产品则亏了不少，“……跑赢了沪深300，当然……但还是损失惨重啊……谁损失？客户损失不就等于我损失，你们说是不是？……我给你们说，明年不要再买银行这种大蓝筹，国家不会再拉银行股了……钢铁不错，去年我见朋友开峰会，哪个不说钢铁去产能、业绩提振？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们都介入了呗，流通市值已经锁住了，这时候不进场什么时候进场？”薛凌峰的话一直有一种精妙平衡，既要说明自己的确挣了钱，又不能显得挣太多，就像他那套我一直没有真正见过、却又知道确实存在的别墅。

说到股市大家都激动了，起码有三个人打开手机录音，我也拿出手机看了看，十二点四十，再不点消夜，厨房师傅就要下班，去年我们拖到一点半，面条硬心，抄手破了皮，蛋炒饭是我自己去厨房炒出来的，蛋炒得太老，饭汪在油里，最后我自己全部吃了下去。

我用手机把大家点的东西记下来，五碗排骨面，五碗牛肉面，三碗肥肠粉，七碗抄手，两份凉皮，今年没人点炒饭。薛凌峰点了牛肉面。我知道他喜欢牛肉，他带我楼下吃日本菜，上来一份血红生牛肉，用生鸡蛋拌开，他吃了一口，点点头。

“你也试试，”他说。

我只得夹了一块最小的，说：“好嫩。”其实那味道非常恶心，牛肉和鸡蛋的腥气久久不散，喝多少冰水也压不下去。

我写好备忘，薛凌峰突然说：“诶，我不要香菜，也不要葱。”

其实我知道。我们在北京吃过一次川菜，薛凌峰吃红烧牛肉不要香菜，家常鲫鱼不要葱，那顿饭吃得非常仓促，因为中途来了一个他的熟人，薛凌峰对他介绍说，“这是我的小学同学，姓肖。”于是人家客客气气地叫我，“肖小姐”。

“知道了。”我按了叫铃，出门去等服务员。

服务员还没到，我就听到薛凌峰问：“那是谁来着？”

“肖珉珉呀！你们以前同桌那么多年你不记得了？她不是也在北京？”

“哦，可能吧，我不知道，工作实在太忙了。”

服务员还是去年那个小姑娘，大概困得不行，脸上妆容花了一大半，顶头灯光又劈头盖脸照下来，让她看来更显不耐。

“要啥子？肥肠没得了，排骨还能做三碗面。”

我拿着手机愣了一会儿，删掉那条备忘，说：“按错铃了。”

的确在下雨。刚出“大时代”时还只是细细雨点，沿着河走了一会儿，路灯下我骤然看见雨中带雪，急急冲向黑暗水面。这条河上游原本有个纸厂，多少年我们都习惯了黑灰色的腥臭河水，纸厂放污水时河面堆满泡沫，就这样的河水中居然也有活物，盛夏时我陪爸爸在河边钓鱼，一个傍晚能钓起十几条二指宽的小鲫鱼。偶尔我们会遇到段雪飞，黢黑黢黑一个人，光着膀子，穿猜不出原本颜色的大裤衩，拿一个破网兜，探头探脑看我们竹篓里的鱼。

我大声喝住他：“段雪飞，你又想偷鱼！”

他照例脸红：“嫑乱说……哪个偷鱼……肖珉珉，龙虾要不要？”

他把手里网兜递过来，里头是挤挤挨挨的龙虾，刚从河里抠出来，糊满污泥，河水里没什么吃食，龙虾比我的鲫鱼还小。

我撇撇嘴：“哪个要你的龙虾，咪咪儿大，剥半天还吃不到指甲大一块肉。”

他的脸又白下来，气呼呼把网兜收回去：“不要算球！老子拿回去让我妈炒酸菜！”

雨雪下得更密，像千萬根锥心刺骨的针直直扎进身体。

对岸是露天夜宵摊，塑料顶棚下半悬闪烁白炽灯，隔着滔滔水面我也闻到酸菜炒小龙虾的浓烈味道。我本打算过桥去吃小龙虾，但那座桥真长啊，像是永远不可能抵达对岸，直到我看见不远处红红蓝蓝的巨大霓虹灯招牌：“假日影城”。

保安室就在影城门口，单独搭的一个小亭子，不知道有没有五个平方，里面倒是挤下了一张床和一张小桌，桌前极为勉强地放下一张矮凳。段雪飞穿着保安服躺在床上，盖一床起码八斤重的棉被。我拎着两饭盒酸菜炒小龙虾进去的时候，他正在听一个还能拉出天线的收音机，像是一个音乐节目，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去哪里找到的收音机。

他愣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是我，猛地起身掀开被子，想站起来迎接我，但屋内窄到无法承受如此剧烈动作，他膝盖撞上桌腿，发出可疑声响。

“我没事我没事……是这桌子不稳当……”段雪飞急得不行，“……你……你怎么来了？”

酸菜的味道在逼仄房间里更显明确，我把饭盒打开，说：“不是你说要请我看电影。”

他又愣了一会儿，才说：“……哦……但今天没有电影了……明天，明天我请你……”

我自顾自剥起了龙虾。“你吃不吃？还是自贡的海椒辣得舒服，北京的小龙虾八块钱一个，放的都是辣椒素。”

他摇摇头。“我现在胃不好，在里面穿过一次孔。”

“里面”这个词让我不安，像有什么义务把对话引向那边：“……你在里面……这么些年……到底怎么样？”

他想了想，这才说：“开始不怎么好，后来……后来也就习惯了……十几年其实过得挺快的，你说是不是？”

并不是这样，我这十几年像刚才走过的那座桥，怎么过也过不完，但我总不能和一个一直在监狱里的人说，我过得比他还要缓慢艰难。

“没想到你会做电影院保安。”话一出口我就感到后悔，有什么必要反复提起那场大火，以及它所带来的一切：死去的电影院保安，十六年的刑期，一场大火，大火后第二天突然去自首的少年。

他倒是好像不怎么在意，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一个纸杯，给我倒上水。“……找不到别的工作……我这种人……这是我舅舅介绍的。”

我猛地想起那两张电影票：“对，你舅舅在文化局。”

他眼睛亮起来：“你还记得？”

“记得，他给你的《泰坦尼克》的票。”

他有点不好意思。“……其实是我自己买的。”

“买？怎么买得到，我早上七点过去都排不上。”

“七点是不行，我五点就去了。”

“……为什么？”

他笑一笑。“不为什么，想请你看电影。”

酸菜浸透汁液，辣得我一下说不出话，也无法问出另一个“为什么”。十六年之后，我当然知道这是为什么。在无数次羞辱、挫败与不知所以的性交之后，我终于意识到当年那个胖墩墩的少年做的一切，不可思议地，这是为了我。

我突然想给他一点慰藉，在这冰冷的小屋冰冷的冬天里，我坐到床上，握住他的手，试图吻他干裂乌紫的嘴唇。

他吓得再一次跳起来，又再一次撞到膝盖，说：“……你不用这样。”

“为什么？”

“你不用补偿我。”

“什么？”

“我没有后悔。”

“什么？”

“……真的，珉珉……我想过这件事，一开始我是后悔的，后来……也没多久，大概两三年后吧，我想明白了，我不后悔。”

“什么？”

“珉珉，你不用这样……我都知道，我不怪你，真的，我后悔的时候也没有怪你……那天我溜进电影院了……我用你给我的钱，给保安买了包烟，他就放我进去了，就是烧死的那个保安，你不知道吧，他人挺好的，一个老大爷，还问我要不要吃杏子，那年的杏子特别甜……我……我就想看看你和谁一起去看电影……我记得那张票的座位，不大好，倒数第二排……我就躲在后面，看到你们了……你和薛凌峰……我看到你们电影放了一会儿，就去了放映室……我看到……看到他亲你……后来，后来就起火了……我不知道火是怎么起来的，我在监狱里问过人，那人是个化学老师，他跟我说，可能是不小心把碳精棒头和用过的油棉纱头撞到一起了……我想，可能是你们踢到了什么垃圾筐……开始我以为烧了也就烧了，第二天我才知道那个大爷死了……珉珉，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只是想，我总不能让你坐牢……”

段雪飞不认识林小云，他只认识我。他只知道那两个他五点排队买到的位子上，坐着薛凌峰和我。他只知道我是一个穿着校服、扎高高马尾的姑娘。漆黑影院中他看不清我的脸，他只知道那是他喜欢的姑娘，他愿意为之坐整整十六年牢、而且不后悔的姑娘。

收音机里一直一直放着同一支旋律，我声音沙哑，问他：“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

“什么？”

“这个音乐，你知不知道是什么？”

“哦……刚才主持人说，什么小夜曲。”

我点点头，说：“957号，舒伯特。”

“什么？谁住在957号？”

“没什么，一个外国人。”

从窗口望出去，雨已经停了，真正的雪降落下来，覆盖肮脏万物。我伸出双手，握住三十二岁的段雪飞，像隔空握住那个蹲在我家门前野花丛中的羞涩少年。

“我们出去跳支舞吧。”

“什么？”

“我说，我们出去跳舞，跟着957号上的舒伯特。”

选自《小说界》2018年第3期

原刊责编 项斯微

本刊责编 朱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