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青君

摘要：路遥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村作家，其清苦又短暂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文学创作，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时代缩影下的众生相。

关键词：乡土;人性;反抗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8）18-0004-01

路遥的作品近些年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建军曾在《人们为什么怀念路遥》里提及：“之所以路遥受到喜爱是因为他正确地解决了“为谁写”、“为何写”、“写什么”和“如何写”这样重要的问题，这使他的写作成为能与读者的精神状态发生关联的积极的写作，賦予了他作品强烈的感染力，能使之长久的打动读者。李建军以人民性的文学原则和儒家伦理观念进行了评述。笔者试图以《人生》为范例，讨论其内核及李建军对路遥的批评的看法。

一、路遥式的乡土文学

乡土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是主流，农民城市化和城乡矛盾到现在也是个问题，五四时期鲁迅写的是城里人回乡村，写城市与农村的隔阂。沈从文用乡土来批评城市的虚伪和败坏。延安后开始写一些配合政党政策的内容，写土改、合作化。文革后写农民进城，写农民之苦。到现代像宋小词的《直立行走》写农村人为丁在城市立足遭受苦难。乡土文学随着时代的发展并没有断代而是根据时代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无法否认的是延安以后的这种形式的文学多于政策有关或是受其影响，而路遥的《人生》更加注重文学本身的意味，他有意避免与政策内容的联系，把写作重点放在了人物的塑造上。

高加林身上体现着所有农村上进的人，渴望进城的人的特点。他们自卑又朴实，同时野心和自尊心又很强。他刚从教师岗位被撤下来，进城卖馒头巧遇老同学，克南说，如果需要烟酒的话，你来，我尽量给你想办法。同学真诚的话在高加林眼里就是在彰显自己的地位和优越感，便立刻怼回去：“要买，我也想其他办法，不敢给老同学添麻烦。”别人的善意都会给他带来精神上的侮辱。另一方面，作为三角恋的一员，为了改变生活处境，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抛弃了巧珍，选择了当时有男朋友但有更好的知识水平和家庭背景的黄亚萍。这个情节在80年代还引发了争论，当时人们关注的是：如果一个人目的非常正当且明确，手段可不可以不那么计较。为了改变生活状态牺牲下爱情到底可不可以。我认为如果一个人为了改善生存状态牺牲爱情，我们只能说功利心太强，却无法完全否定一个人，因为我们不能仅从生活的一个方面对一个人做出完全肯定或是否定的评价，并且在现代社会我们很难定义一个生命个体作为社会性的“人”的好坏，正是高加林这种有着自我独立精神且带有些利己主义思想的人物的塑造，让我觉得作者打破了那个在特定历史时期对人物绝对的好或是绝对的坏的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评价。

另一方面是作者对于苦难的抒写，苦难在路遥看来不仅是生活的经历，而是怀带着某种尊重与敬仰，是苦难使他的作品走向更高的精神层面，表现出强烈的苦难意识和现实批判精神。“体会最深的倒不是欢乐，而是巨大的艰难和痛苦，每一次走向写字台，就好像被绑赴刑场：每一部作品的完成都像害了一场大病。”写作对于作者来说就是一场痛苦的体验，高加林也是苦难的知识分子，不仅是生存环境的苦，更多的是精神和道德层面的痛苦与困惑。巧珍的温柔善良，亚萍的学识背景，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自我发展的方向与手段等等，都在折磨着这个努力上进又极度自卑的年轻人，他身上体现了一代年轻人被压抑的心理情绪，表现出在现实与理想环境下难以进行突围的悲怆与苦难。

二、《人生》之魂

《人生》所体现出的最重要的理念就是：一个底层人面对不公平的状态该怎么反抗。高加林作为临时教师时努力工作争取过几年转正，被高明楼使手段弄下来之后，好不容易盼到叔叔当了劳动局局长，盘算着借东风重新谋划个好工作，叔叔的手下自觉的使关系使其当上了通讯员，又有了城市姑娘作为爱慕者，在一切朝着好的方向走的时候，被克南的母亲举报，丢了工作也丢了心爱的姑娘。我们能感受到一个上进农村人多么想进城，可进城又是多么的困难，以及面对不公平的待遇又无可奈何的悲哀。他难道不想反抗么，他比任何人都希望能在城里立足，可命运与现实残酷的打击着这个农村青年，在有能力没背景时工作得不到保障，在有能力有背景时工作还是没有保障，作为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青年，反抗也是无能为力，这也是那个时期很多农村青年的困惑与苦难。

三、人性的写作

李建军老师认为路遥小说的创作坚持了人民性的创作原则，可我却不这么认为。高加林形象的塑造和命运转折体现了路遥的人性写作而并非是其所论述的人民性写作原则，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不可能实现的冲突，展现了现代的而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形象。在李老师看来，路遥是有着强烈的道德意识的作家，无论是苦难书写还是人物形象或对尊严和知识的重视及道德层面的善良，归根结底是带有教育民众宣传社会普遍价值的意义的，高加林的努力和巧珍的善良成为了传统道德意义上优秀美好的青年典型，但这只是以李老师的思维方式的解读，而不能说是路遥的创作理念。路遥从小生活在农村，对乡土生活有着自己的体会，对农村的群众也怀着质朴且深情的爱，所以他小说人物的塑造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善良、勤劳与朴实的代表，而是以一种自我的全新的发展焕发了生机，人性的自然的品质成为了新的代名词。高加林一方面对知识有渴望，做老师时认真负责，即使失去工作，在沮丧的同时仍相信知识的力量，在做记者写报道时，积极热情地冲到有危险的第一线，尽力完成使命，他身上体现着自我的觉醒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但他是自私并有强烈利我主义观念的，这主要体现在他的爱情观上。高加林认为巧珍虽善良漂亮却没读过书多少有些不匹配，他不喜欢却依旧接受巧珍的示爱，母亲让他去卖馍，他怕进城遇到同学难堪，巧珍解围替他去卖馍，他去地坐干农活不适应，身体受伤又接受了巧珍的照顾和家坐的好吃食，在他痛苦无奈的期间，接受了巧珍的好意与陪伴。但当他去城里工作并出现新的爱慕者时，心便开始动摇。黄亚萍漂亮有学识又有好的背景，和她在一起未来也许会有更好的保障与发展，但亚萍无法做到像巧珍一样不图回报的付出。高加林摇摆不定，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对自己更为有利的亚萍。在路遥的笔下，高加林是一个具有自我觉醒意识的新青年，同时又有强烈的自我及自私心理，在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看来，这应该是被教育被改造的对象，在李老师的角度看来，这样的高加林也应该是作为范例来提醒广大青年，不要自私自利的典型。但从今天或是从人性的角度看来，这样才更为真实，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更为贴近。

《人生》的成功很大一部分是取决于高加林、巧珍等这样丰满的、充满人性的人物的塑造，作品有不同的创作原则，在李老师看来可能人民性的文学原则更为主要，作家创作的作品更应该考虑的是人民的主体，但在我看来，人性的文学才是真正意义上有价值的、优秀的文学。在我们讨论一部文学作品的深度的时候，应该考虑其是否能够达到人性的深度，它是以人为中心还是以政治政策，或者是以其他外部社会事件为核心，这是很重要的。

《人生》中涉及的高加林的人生道路的徘徊、选择恰恰体现了人性的一面，想要实现自我价值又不可能实现的痛苦不仅折磨着高加林，也影射出在那个时期被折磨的努力想要进城却无法在城里立足的广大农村青年群体，苦难的生活体验、人的自我压抑到觉醒是一个不断发掘自我的过程，我们不能说人对爱情或者是对未来的发展的某些利己的选择就是错误的，我认为路遥在这部作品里所塑造的人物恰好弥补了那个时期作品中人物所缺少的“人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