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东妮

摘要：本文从《呼兰河传》所展现的地域性和出现的民俗文化这两方面进行论述，剖析呼兰河传独特的文化特色。一方面，从萧红对底层人民生活的关注入手，通过对人物性格以及行为所展现的地域性特点，从而看出人民愚昧的生活模式以及病态的心理;另一方面，通过萧红对民俗突破传统小说模式的描写，来解剖国民灵魂以及鞭挞社会病态心理，表现封建社会人民精神上的匮乏以及萧红想要改变国民病态心理的愿望。

关键词：萧红;呼兰河传;文化特色;地域性;习俗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8）24-0004-03

一、浓郁的地域特色

萧红的作品有着浓郁的地域色彩，通过阅读她的作品，有种置身于那片宽旷的东北土地的感觉，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开篇对于东北严冬的刻画，描绘北大荒的自然风光，让人难忘。“严冬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更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口了。”而这样的寒冬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从萧红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她身临其境之后的感受，带给人一种真切感和新鲜感。

对此茅盾曾给予萧红十分中肯的评价：“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副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的确，萧红的作品给我们的感觉，虽然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大相径庭，却让我们看到了更多超越传统的东西，即浓郁的地域色彩。

（一）关注底层阶级的苦难，揭露国民病态灵魂

萧红生活在一个动乱的年代，国内以及国外的双重压迫，都带给了人民无限的灾难，这些也都影响着萧红的文学创作，她以战斗的姿态积极回应着时代的要求，用自己的笔杆子加入了斗争的行列。萧红开始写作的三十年代初，正是左翼文学方兴未艾的时期，而左翼文学作家的文学作品，大多是以階级论为基础，关注底层阶级民众的苦难，表现的是阶级农民的反抗和觉醒，萧红更是顺着这样的革命潮流，关注着底层劳动者在社会变革中的斗争与反抗。

萧红，作为左翼时期的作家，她一生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对底层民众的关注，因此她创作中的重要部分就是用自己的笔，去揭露底层民众生活中的黑暗以及战争的苦难对人民的伤害。在抗战的背景下，萧红从乡土出发，表现农民被压迫的生活，从侧面去描写人民的苦难以及他们麻木的态度。她没有随波逐流，像很多左翼作家一样以阶级论为基础去关注底层民众的苦难，而是坚守着自己的创作个性以及原则，以批判国民病态的灵魂为主。萧红从小就生活呼兰河这座小城，她对这里的一切既熟悉又充满着热爱，也正是由于这种热爱，所以她看到人们这种麻木的精神状态，更有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萧红对于“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写得如此真实和力透纸背。仔细阅读萧红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她小说中所要展现的，从来都没有特定的人物，这在《生死场》与《呼兰河传》这两部小说中得到了极大地体现。在读这两部小说时，我所能感受到的主体人物几乎没有，与其说如小团圆媳妇这种人设是主体人物，倒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的展现。她把人物都归结在一起，更多的是以群体的形象，不是以个体的形象出现在读者的眼前，而这种群体，就是她所要展现的底层群体。萧红把他们的生活最直观的体现在读者眼前，深刻的揭示国民的病态灵魂。

（二）人物的性格和行为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

人物是小说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而人们性格的形成与他们所生活的周围的氛围是密不可分的。从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从人物的性格中看到鲜明的地域性。呼兰河这座小城，最不缺的就是看客，他们存在在小城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每天站在泥坑边看掉进去什么了，赶着看五大文化盛举。而在呼兰河传的第一章，所谓的群体人物就已经进入到读者的视野中来了，他们从不会落下一处看热闹的地方。而这些看客，一类是精神世界空乏的人，他们每天只是在看热闹，无所事事;另一类是在旧社会中只求生存的人，比如磨坊的人。而文章出现的精神世界空乏的人，大都迂腐、麻木不仁。他们没有事情可做，内心极其空虚，因此周遭发生的事物或者人物，都可能成为他们谈论的资本;而对于只求生存的群体人物来说，无法得知光明到底在何方，一生都感到悲苦，他们无力反抗，逆来顺受，只求吃饱穿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像机器一样工作，但终其一生，都是如同傀儡一般存在，没有思考生活的意义。

当代小说的创作最为突出的特色都由其人物性格取胜，在塑造其小说人物形象中要求作家要创造出丰满人物，要具有真实性性格和个体艺术特征，而又可以反映当时社会的主要的时代特征。后期的小说创作中也证实其理论的实践性和深刻性。而阅读《呼兰河传》可以得知，文章中没有突出的个体中心人物，作品里也没有塑造出丰富特色的人物形象，但是不难看出，作者想要凸显呼兰河这个主体形象，虽然这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却让人感受到了强大的冲击，比真实的小说中的人物带给人的冲击更大。这是对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国民灵魂的思考。

呼兰河群众生活单调，刻板和寂寞;他们对于周遭的人和环境都抱着冷漠的态度，所谓的生老病死，也没有过多的影响，在他们看来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区别，顺其自然就好，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人活着是为了吃饭穿衣”、“人死了就完了”，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信条，他们将此归结为“命”，无法看到光明，寻不到出路，于是心安理得的接受命运的安排。也有不屈于命运安排的人，他们只得靠求神拜佛来掌控自己的命运。于是，我们看到：请法师来超度孤魂野鬼;报答龙王爷解救旱灾之恩，表达自身的虔诚，请道士做道场;唱上三天野台子戏求雨，为了延续香火诚心诚意的向娘娘磕头烧香，为了治病请神，这些封建迷信活动，毒害了人们的思想，腐蚀了人们的灵魂，消磨了人们的斗志，而这些人，也在无意识中成为了“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

小团圆媳妇本来活泼可爱，爱笑，但是由于个子高，不怕人，就被说成不像小团圆媳妇，这个消息很快在呼兰河这个小城传开，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这个小城的特色，只要有什么新鲜事，绝对不出一个上午，从老人到小孩没有不知道的。人们对小团圆媳妇这个12岁的小孩子所表现出来的冷漠让我看着心寒，可是他们又有什么错呢，他们只是固守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传统啊，所以，与其说杀了这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的是这帮冷漠的看客，不如说是封闭了千年的小城文化。以及这种封闭的文化带给人们的毒害，使他们对生活变得漠视、冷淡。

而呼兰河小城的人民之所以固守着这些传统，与小城的闭塞是分不开的。由于生活环境的闭塞，人们仍然依照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生活方式而思索和生存，民众的生活仍受到古老乡土文化的束缚，一味迷信于神鬼说，崇尚神灵之力，以封建宗法社会的古老习俗作为统一的价值评判的准绳，心理构造有着使人震惊的统一性。呼兰河城的民众生活的环境封锁而幽闭，毫无生气可言，小镇里仅是有二伯提起的俄国毛子和一个小媳妇跟别人跑了这一进一出，呼兰河城与外界没有一丝联系，处于全封闭的绝缘体状态，如百年孤独中馬孔多镇一样封闭落后。停滞不前的群体生活和民众的麻木不仁必然与落后闭塞的生存环境有着本质的联系。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会跟几千年以前的生活方式一样，他们固守封建传统，对死亡漠视。

二、旧习民俗活动的描写

《呼兰河传》这部小说，是萧红1940年年末在香港完成的，主要以作者第一人称儿童的视角，来回忆自己童年时期的故乡生活以及民俗活动。生病了就请神来跳一跳就好了，鬼节的时候要放河灯来祭祀死去的亡灵，为了求子以及每年的收成要去娘娘庙以及老爷庙去拜祭等等，这些习俗在当时那个封闭的呼兰河城乃至中国社会封闭的农村，都是人民每年的大事，每个不同的地方都有其独特的风俗活动。呼兰河这个小城的习俗，也只是中国封闭的农村生活的一个剪影。“在呼兰河小城人们一年到头单调刻板的生活中，最为隆重热闹的就是节日里的民俗活动。”

小说中对旧习民俗的描写占了较大的篇幅，例如小说在第六章用整章的篇幅来描写呼兰河这个小城的民俗活动。如跳大神、逛庙会、放河灯、野台子戏、唱秧歌，让我们看到东北旧时的众多的民俗活动，已成为呼兰河城民众精神世界的“盛举”，而这些则成为他们寂寞生活中的乐趣，使他们的生活不那么乏味寂寥，而正是这种别具特色的民俗描写，反映其落后闭塞和呼兰河小城中民众的愚昧，“在灰暗的日常生活背景下，呈现了粗线条、大红大绿的带有原始性的色彩。”

（一）看客群体的刻画揭露病态国民灵魂

呼兰河城的百姓，这样的看客群体特有的生活方式，就是依附于古老的民俗娱乐和传播流言，他们冷眼的看待别人的命运，也冷漠的看待自己的人生，这些都可以看出，作者笔下的习俗，不是只关注表面的习俗活动，而是更加深入的看到整个国民的病态灵魂。萧红以大量的民俗为背景，揭露其深层的根源和他们无意识行为、极力表现呼兰河城战争苦难造成的自身悲剧，萧红以小视角中的呼兰河小城的人民，通过表现他们所经历的那些痛苦，以及他们对待自己生命以及他人生命的漠视，来让人们对整个封闭环境下的农村生活提高重视，她的小说中字里行间都流露出自己对于他们这种对封建文化的坚守的同情。

这些看客的心理是病态的，他们更多的旁观别人的人生，或给予几句不痛不痒的评论，或只是冷眼相对。这是这个小城的文化，也是小城民俗的一种，哪家只要出了什么事，都是全家男女老少一同去“参观”，有的生了病的人去不了，还认为这是一种可惜。萧红在描写民俗的同时，旁敲侧击的把看客这个群体写得生动而且出彩，让读者从根本上把眼光聚焦到国民的病态灵魂上。

（二）突破传统的小说模式描写习俗，解剖国民灵魂

小说《呼兰河传》的开篇，就没有按照传统小说的写作手法，而是以突破常规的模式化生活，向读者展示了习俗对小城人民生活的影响。最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没有像大家心里固有的小说模式一样，拥有主线，事件以及人物，人物丰满的性格特征等等，小说的民俗描写成为了小说的主题内容。“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描写了众多的民俗，大致可分为生活、礼仪、岁时和信仰民俗等。”由于呼兰河小城长期的封闭，使这里的人民仍然固守着几千年传下的旧俗风习、生存规则等和心理信仰等，也正是这些闭塞的习俗导致了人民的性格，也肢解了他们的心理以及灵魂。萧红在这部小说中具有大量的对东北乡土民俗风情的描写，民俗在小说中的运用，一方面是作者在题材上的选取，另一方面就是作者想通过民俗来给读者展现其不同的生活经验以及对人生的感受。萧红笔下的民俗，突破了传统模式下的民俗，让人在感受民俗之余，更多的看出了这个作假的人生经历。她所要向读者展现的，更多的是在看民俗的同时，具有自己的思考，这种思考因人而异，每个人的阅历以及生活经验不同，所接收到的也就不同。

笔者认为，我所看到的萧红描写的民俗，就是对国民灵魂的肢解。这些民俗，无疑不是承载国民灵魂的载体，人们之所以相信这些如跳大神、放河灯、逛庙会等习俗，都是因为国民灵魂在本质上是迷信的，是封建的。他们把无法解释、无法解决的问题更多的寄托在封建迷信上，寄托在这些民俗上。因此，萧红展现给我们的民俗，就不再单纯的是民俗，而是对国民灵魂的解剖。

《呼兰河传》这部小说中描写了很多落后的精神民俗活动，这些也成为了人们精神的枷锁，最吸引人、最让人难以忘记的莫过于跳大神这一民俗活动。跳大神是少数民族留下的宗教活动，同时，也是萨满的活动之一。跳神则有跳家神和跳大神的区别。祭祀活动所用的，就是跳家神。跳大神，就专以迷惑病人为先，跳大神开始时都有基本程序;向神灵献祭即为请神;敲鼓来召唤神灵即为降神;紧接着，请求神灵附到萨满的身上，并由他代替神灵传达意思即为领神;最后将神灵送走即为送神。“在东北汉人中流行的，已经‘汉化的跳大神仪式中，请神、降神、领神、送神这些基本过程还是存在的。”呼兰河的人们认为跳大神可以治病，因此生病时并不急于求医问药，而是想通过跳大神来驱赶身体的疾病。在当时的社会，靠跳大神这种不切实际的方法治病的行为已经被制止，但是由于呼兰河这个小城的封闭，人们依然按照几千年传下来的传统方式，没有跳开跳大神治病的方式，由此可看出这座小城的落后不堪。

小说中这一系列的民俗活动，让我们看到了呼兰河小城人们病态的心理，而这种心理在小团圆媳妇这个事件中达到了高潮，开始看这部小说，我所感受的呼兰河小城的人们，他们愚昧，固守成规，但在我心里，他们是善良的，之所以成为了“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是因为他们被封闭的环境腐化了，而看到这里，我心凉了，一个12岁的小女孩，因为他们的迂腐，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而他们是漠视的，这些看客们，他们是不管人死活的，他们只是更多的在关注跳大神这项活动，却从未想过，这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三）传统民俗活动体现封建社会民众精神世界的悲凉和匮乏

在传统文化的规避下，呼兰河这个小城的文化是迂腐的，落后的，人们是荒凉的，冷漠的，也是愚昧固执的。这也就使人们成为了“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他们不仅被吃，也在吃人，造成了小团圆媳妇的悲剧命运。萧红对这一系列的乡土习俗的描绘已经不单单是地域性，更多的赋予了文化批判的意义。由于萧红一贯坚持“作家的创作是对着人类的愚昧”这种态度，即从“国民性”大背景上去观察人，表现他们的生活。所以，她所描绘的民俗，不仅仅是民俗，更是包藏和浸润着深厚的文化批判意蕴。

萧红笔下的民俗，与我看到的其他人的民俗是截然不同的，她更多的是将自己的感情与自己思维中想要描述的民俗结合在一起，所以这带给读者更细腻的审美感受。作者很小的时候生活在呼兰河这座小城中，因此她写这本書的时候，更多的是回忆，这就形成了一定的时间差;她小时候生活在这座小城，可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却置身在香港，这就形成了一定的空间差;而她自从离开了这座小城，离开了这封闭的环境，外面的世界所给她带来的是新的一切，这也就从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文化差。这几个方面的差别，足以让萧红这样一个敏感而富有才气的女作家带给我们一种特殊的审美感受，感情与理性的双重感受。

而放河灯这一民俗的描写，又那么不像是本书的一个环节，不像是以一个儿童的视角去观察，放河灯本是一件开心快乐的事情，“两岸上的孩子们，拍手叫绝，跳脚欢迎。灯光照得河水幽幽地发亮，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真是人生何世，会有这样的好景况。”

可是我们从中却看出了一种对生命流逝以及由盛转衰的凄凉之感。而当河灯从上游逐渐到了一个冷静的路去，看河灯的人心里又何尝不是一阵空虚，此处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心中那长年漂泊后的内心真实写照，这些都不像是一个儿童的视角所感受到的事物，萧红在对这一民俗活动描写时，更多的增加了自己的情感以及感受，使民俗不仅仅是民俗，而让不同的人去感受不同的审美，也让读者通过这些民俗活动描写感受到了封闭的生活下，人们的精神是悲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