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君

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总是会把“溢”出的那一部分转而分注其他文体。因此，散文写作，也就被很多诗人称为“诗余”。诗人邹汉明也是如此。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如果他所使用的语言肇始于诗，那么，诗歌语言的变化往往也会带来散文语言的相应变化。跟大多数国内的诗人一样，汉明的诗历经欧风美雨的浸润，后来屡经变创，在分行的文字中自铸欧风汉骨。近十年来，他由诗而文，由文而史，骎骎进于文史领域，写了不少亦文亦史（甚至是有意打破文体边界）的文章。如果说，他的诗歌写作是一种向内的游走，那么，文史写作则是一种向上的回溯。前者偏于自由、放逸、长于想象；后者偏于严谨、缜密，着重实证。汉明在两种文体的交叉书写中，取态有异，张弛有度，是见功夫的。我没有治史的天分，却喜欢读史。尤其是野史。论文字，野史要比《史记》以降的正史更鲜活。野史的野，在于它带有民间视角。因为野，看问题的眼光便与正史判然有别。唐、宋、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的笔记，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当野史来读，有时在某种情境之下读了，会有一种数千年往事如在昨日发生的感觉。汉明写文章，也时常喜欢从野史一路打进去，从民间视角铺陈开来，显而为文史，隐而为诗——即便读那些考证的文字，也能发现他的诗心，他那种“从自身获取的视野”（帕斯）。话说回来，他尽管写了很多文史类文章，但真正着力之处，还是诗与文（包括评论）。他的诗歌可视为一个人的心灵史，一部分诗歌评论可视为一个人的诗歌史，《江南词典》可视为一个人的地方志，塔鱼浜系列文章可视为一个人的成长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