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林[苏州大学，江苏 苏州 215123]

20世纪20年代鲁迅以《伤逝》向我们提出了“娜拉出走后”的问题，时隔六十年，亦舒以《我的前半生》把问题重写，同样是以子君和涓生为主角的爱情故事，情节、人物设置都有很大程度的相似，不同的是：在男性提出分手要求后，鲁迅笔下的子君回到了父权制的家庭郁郁而终，亦舒的香港子君则单枪匹马闯荡社会，最后靠自己的努力过上了不错的生活。单从这个方面来看，《我的前半生》完成了对于《伤逝》结局的逆转，理所当然地被视作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奋斗的成功，成为女性人生迷途的“解惑”良方。然而我们细读文本就会发现，亦舒的《我的前半生》并非如此简单，香港子君奋斗的无奈性、难以企及的安全感，以及离婚、奋斗到再婚的轨迹恰恰是对于《伤逝》故事的新时期再发展，又一次向我们证明了男权体制的坚不可摧，女性生存处境的危机四伏。

两个子君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在婚姻生活中却呈现出了惊人的相似之处：在结婚前，二人都是充满了生机的知识女性。民国子君与涓生谈诗歌、谈文学，虽然说话不多，但是勇敢而坚定地追求自己的爱情，二人的自由恋爱、子君离家与涓生同居，时刻伴随着世俗的侧目和舆论的压力，此时子君显示出与旧习俗对抗的十足的胆量，她总是昂头挺胸地走着，完全不顾及别人的异样眼光，那句“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①更是振聋发聩，令人钦佩。而香港子君是一名大学生，打扮大方得体，外语流利，读书期间为了捍卫自己的权益可以到系主任那里去讨说法，也是一个泼辣大胆有见识的现代知识女性。

这样两个充满生机的女性，在嫁人之后却变得判若两人。《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生完孩子之后因为养育负担以及疲于应对工作压力，选择全职在家，装修新居，照顾丈夫和孩子的生活，伴随丈夫出去进行必要的社交活动，随着涓生事业的发展，经济愈发宽裕，子君开始了养尊处优的生活。“她一天生活的主要行程就是去时装店购物，去美容美发店做美容以及去咖啡厅喝咖啡, 沉迷于别人的艳羡和逢迎, 怡然自得”。民国子君则整日为“川流不息”的三餐而忙碌，日子一日复一日地重复，平淡、琐屑毫无生机。涓生不由得回忆起以往二人相处的时光：“我们在会馆里时，还偶有议论的冲突和意思的误会，自从到吉兆胡同以来，连这一点也没有了”，即使是冲突和误会也那么让人回味，因为那正是一种交流的生机之所在。

虽然民国子君和香港子君的时代背景和物质条件差异很大，但两个子君在婚后的生活中呈现出同样的特质：顺理成章地贯彻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主动担负了“贤妻良母”的形象定位，不再追随新的思想，整日沉溺于家庭琐事，洗衣做饭成了人生的全部内容。正如 《伤逝》 中涓生感慨“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②，婚后的子君显然思想上已经陷入了一种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为后来的婚变埋下了悲剧的伏笔。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主题演讲中指出：“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很显然，亦舒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想通过这个途径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香港子君与民国子君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当香港子君遭遇婚姻的滑铁卢时，她没有选择回到娘家，而是在朋友唐晶的鼓励下重新走上社会。从婚姻的围城走出来的子君认识到了世态的炎凉和社会的冷暖，她领略到了生活的艰辛与不易，逐渐成长和成熟, 爱情和家庭不再是她生活中唯一的内容, 生活的困境反而点燃了她的斗志, 学陶艺，找工作, 自立门户, 样样做得风生水起。亦舒在文中通过多人之口对重生的子君进行赞美。好友唐晶说：“你适应得很好，现在连我都开始佩服你。”女儿安安也禁不住说：“妈妈，你变得太年轻太漂亮了”，“你时髦、坚强、美丽、忍耐、宽恕……妈妈，你太伟大了”。走出家门的子君获得了新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魅力，身边也有了各式各样的追求者，甚至连前夫也来献殷勤，送礼物，表白说：“你看起来年轻得多……不是容貌，我是指你整个人外形的改变，你仿佛年轻活跃了。” 一切看上去都是值得赞颂的。

然而我们不能忽略的是，香港子君之所以选择重新奋斗的无奈以及在实现经济独立过程中个体价值的确认与自我认同的始终不可得。当香港子君遭受婚姻变故时，她的父母并不曾给她任何支持，甚至她的母亲十足的难过也并不是为子君，而是为了自己，她担心的是如果这件事传出去了自己会抬不起头来，于是她竭力劝子君不要离婚：“子君，你太糊涂了……你们这些时髦女人，动不动说离婚，离了婚还有人要吗？人家放着黄花闺女不理，来娶你这两子之母，疯了？忍得一时且一时，我何尝不忍足你父亲四十年，涓生跟你提出离婚两字，你只装聋作哑，照样有吃有住，千万不要搬出去……”子君母亲的话语充分显示了封建的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阴魂不散以及封建舆论对亲情的抹杀。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女性在婚姻失败时遭遇到来自母系本身的漠然让人痛心不已。

失去娘家支持的子君背负着婚姻失败的压力无奈地走入社会进行打拼，事业渐入佳境，实现了经济独立，这是让人欣喜的成就。然而我们却发现这并没有让子君获得自信和快乐，她不时感慨：“一年多来我见识与生活都增广，又能赚到生活，他不再是我的主人、我的神，我不必回头，这一仗打到最后，原来胜利者是我，我战胜环境，比以前活得更健康，但是心中却无半丝欢喜”， “心中一点牵挂都没有，宇宙那么大，天空那么宽，我的前途那么好，但我一点也不快乐。”为什么通过奋斗得到成功了，却不快乐呢？这就涉及子君的价值观念问题，或者说女性自我体认的问题，在夜深人静的失眠时分，她感慨：“我倒情愿自己是以前的子君，浑浑噩噩做人，有什么事‘涓生涓生’大喊，或是痛哭一场，烟消云散。”这段独白表现了她对男性的十足依赖性，从一开始她就认为在社会上打拼是辛苦的，她并没有从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没有因工作上的成就而感到骄傲，她内心期盼的是像当年的涓生一样可以依靠的人出现，香港子君归根结底是一个被迫离开围城的奋斗者，而她认为奋斗的终点应当是找到另外一个男人嫁出去。

《我的前半生》挖掘了香港子君奋斗的无奈性和背后隐藏的女人个体独立精神的缺失。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小说对于《伤逝》的悲剧性话语表达有了更深层次的探索和延展。《伤逝》中以子君和涓生作为描写对象，记录了二人的爱情悲剧，主要的脉络都是围绕二人而发生发展，希望以小见大，以二人的悲欢折射时代。而《我的前半生》则把子君的悲剧直接带入更广阔的社会之中，在更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将婚恋悲剧和女性命运悲剧进行纵横两方向推广。

从横轴上来看，同年龄的子君、子群、唐晶的命运看似不同，实则雷同。亦舒在小说中一方面表现了女性对于男性和婚姻都持悲观看法，但另一方面（其洞察一切的犀利之处也在于此）即使二者并不可靠，女人们终究还是认为，“结婚算是最得体的制度”，毕竟“与众不同是行不通的”。子群选择嫁给了外国老男人，唐晶放弃事业到异国他乡做了全职太太，而子君也再一次进入了婚姻。小说中并没有刻画出完美的婚姻场景，而是通过子君“三十六岁的女人已经没有太多选择了，结婚还是比较理想的下场”一句话道出了三者的心声，这句话完全是其母亲乃至千百年来女性思维的再呈现，深切地表现了女性被惯常的舆论和标准绑架的悲剧性之所在。

《我的前半生》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横轴上的子君、子群、唐晶，纵轴上的母亲和子君，纵横之中交织出了中国女性的悲剧图谱，在比《伤逝》更广大的范围中呈现了女性悲剧性生存的延续性和普遍性。“女性和男性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但她们从来不能成功地建立起一种任意长久的、满意的关系”③。

在鲁迅看来，出走的娜拉 “不是堕落,就是回来”④，香港子君带着不甘与患得患失再一次进入她并不报以希望的婚姻，亦是“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像一只蝇子飞了一小圈,又回来停在原地点”，是对男性主体的观照视角下形成的女性“贤妻良母”社会定位的回归。《我的前半生》是对鲁迅《伤逝》中提出的婚姻难题的再思考，然而问题显然没有得到解决，且陷入了更深的困境之中。不论是当时占据新文化运动核心位置的北京，还是20世纪80年代经济繁荣、思想洋化的香港，女性的思想状态和生存境遇都是不容乐观的：20年代的“恋爱自由”没有给女性带来幸福人生，80年代的“职业女性”身份也不会自然生成思想解放，民国子君和香港子君，严格意义上都不能算是“新女性”，女性的解放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①②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页，第138页。

③〔美〕卡伦·霍尼：《女性心理学》，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页。

④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全集 》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