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鑫[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一

长篇小说《铁网铜钩》描绘了中国百年历史变迁中，鄱阳湖铜钩赵家与铁网朱家两村的世代恩仇。小说不但是中国人百年命运起伏的缩影，同时还涵盖了民族、家国、宗法等宏大叙事主题，更是一幅展现鄱阳湖儿女世世代代生活的风情画和民俗画，内涵极其丰富，作者塑造的小说人物众多，个性鲜明。叙事言语间蕴含着人文气息和历史底蕴，故事情节处理得细致入微，小说人物之间的感情拿捏得非常细腻，是一部浑厚庄重、气势恢宏的作品,充分展现了作者的家国情怀，同时也显现了作家的性别意识。

在某种意义上，男作家通过文学创作塑造女性人物形象，有意识的建构女性话语体系，赋予作品中女性独立平等的性别意识，不但有助于推动男女走向平等互助和谐的两性关系，更有助于父权文化中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特别是男作家带着性别意识写作对于男女平权有着积极且深远的意义。性别意识在男作家笔下的逐步凸显，也是顺应了现实的跫音。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西方“女权热”在全球扩散开来，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逐步走向成熟，妇女问题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都有了质的飞跃。妇女问题在文学和社会学领域都得到了重视，并且对于什么是“性别意识”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解释，李慧英认为：“所谓性别意识，即从性别的视角观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对其进行性别分析和性别规划，以便防止和克服不利于两性发展的模式和举措。”①刘伯红认为：“什么是性别意识，是承认男女不平等前提，积极地消除男女不平等，特别是从性别角度积极地发现妇女问题，探讨在文化社会结构中人们的行为消除这种不平等。”②“性别意识”确实是作为一个女性问题的范畴被提出，然而通过男性作家的笔触去传达这种意识，一方面为表现妇女问题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另一方面丰富了文学世界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更有助于人们从思想上重视两性关系的和谐发展。

二

在《铁网铜钩》中，作家笔下的男性本位思想仍然占据主要位置，全篇主题也是充斥着国家、民族、宗族之大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小说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所用的笔墨不多。尽管有女性人物参与的重要情节所占比重较少，但是能够出现在小说中的这些女性形象都极具典型性。传统女性形象和先锋前卫的女性形象无一缺席，作者不忘用一种怜悯和关怀的视角去观照笔下的女性，恰当地体现了性别意识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内涵。

首先，从性别意识角度观察两性关系，我们会发现传统社会意义上的两性关系，一般停留在依顺、服从、服务、性吸引上，并以此得到男性的呵护、爱慕、供养、资助和指导。《铁网铜钩》客观地再现了这种女性依附和服从男性的两性关系。仁生的父亲因为与铁网朱家的械斗导致重伤而亡，于是仁生家从此没了顶梁柱，丧失了主要的劳动力，并且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为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能够维系下去，爷爷对仁生妈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让仁生妈改嫁给仁生的叔叔双林，即叔嫂成婚。这样仁生妈不用守寡，双林也不再因为穷而娶不上媳妇，更重要的是双林可以代替仁生父亲供仁生上学。在爷爷看来这不失为一个权宜之计，在这个不得已的决定中，仁生妈妈确实顾全了大局，但其精神世界和内心情感受到了重创。然而生活所迫，她也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她到丈夫大林的坟前点起了三支香，真情地跪拜着，放纵地哭泣着，尽情地倾诉着”③，以此发泄心中的悲痛。此处的描写表现出仁生妈这种逆来顺受的传统女性的悲苦命运。

仁生家的女人们为了成全家里的男人，无论老少，都做出了牺牲。仁生妈为了全家人的生计，为了仁生能继续上学，在丈夫死后，续嫁给了丈夫的弟弟，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姐妹山花和水花。后来叔叔为了救出困于牢狱中的仁生，将山花妹妹卖掉，凑齐了四十个花边，把仁生救了出来。此处，显然人性的天平向作为男性的仁生倾斜了，然而对于作为女性的山花来讲，她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女人们的命运掌握在男人们的手中，可以随意处置买卖，毫无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女性社会地位如此低下的境况和被变卖、被典当的封建陋习由来已久，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一直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经历革命和战争双重洗礼的中国，经济损失惨重，社会发展滞后。贫困和饥饿使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破家亡，山河飘零，“新法未昌，旧俗难移”。鄱阳湖女人们的悲催命运也随即开始，强行抓兵之前的鄱阳湖民不聊生。飞天拐子在朱赵两家械斗受伤之后，丧失了劳动能力，因其父亲生病无钱医治，他便把自己的媳妇卖给别人。小说作者称这是“一桩名副其实的、堪称人间最肮脏而黑暗的交易”。女人哀叹自己的命运：“小时候饥寒相随。长大了也是一寸好日子也不曾有过，还要被卖了，真是受尽人间的苦难与凌辱。这种日子，真不如一死。”④为了结束这种痛苦和屈辱，她选择投湖自尽，可是买主才不会让她白白去死，因为她的命是花钱买来的，从来都不是她自己的，是由卖她和买她的男人决定的。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正逢最混乱和黑暗的时期。日军入侵，军阀割据，中国乡村日渐衰微，最底层的农村妇女是国难家亡的牺牲品和受害者，女性的被迫害和受屈辱在为经济崩溃买单。继时，她们成了维系生计、换取钱财的工具。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妻”题材，无论是赌徒吉顺的老婆(《赌徒吉顺》1925)，李小的媳妇（《蚯蚓们》1927)，皮贩黄胖的媳妇(《为奴隶的母亲》1930)，还是卖草妇(《生人妻》1936)，这些女人都遭遇了被丈夫出典给别人做“生育机器”的悲剧命运。同样被凄惨境遇蹂躏至死的还有义生的妻子，日本人投降后，鄱阳湖人民生活的窘困丝毫没有改变，义生家里已经到了没有米下锅的地步，手已残废的他决定把妻子典当给别人三年时间，义生妻子在婆婆和儿子被日本人杀害后，又不幸被鬼子强暴，精神和身体已经遭受了双重打击，随后又被卖出去给别人家当生育工具，历史、国家、个人的苦难，她无一幸免，以至于刚刚三十岁就驼了背。

当然，要说清楚为何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地位如此之低，这是需要另做更深层次阐述的问题。由小说可见，当国家处于危难之际或生活所迫之时，男性深陷泥沼的同时，也牺牲了女性的生存质量和前途命运。从性别意识的角度来说，在正常的社会关系中，健康的两性关系，应该是相互尊重、权利对等的伙伴关系，彼此给予对方生活成长的空间,而不是将牺牲对方作为自身发展的前提。

苏先生自以为给了他的妻子自由，让她掌握自己的命运，其实是苏先生对现实的逃避，是对妻子的不负责任。他妻子难产，折腾了两天两夜，最后只保住了大人。因妻子分娩过程中一度危在旦夕，他觉得愧对妻子，决定与妻子分开。此处作家对于小说人物的处理太过于主观，这种情节设置有些牵强，不太符合人性和客观事实的发展规律，所以苏先生的这个决定本身就是不合情理的。如果苏先生认为自己有愧于妻子，应该竭尽所能的照顾妻子，关爱备至、疼爱有加，而不是离开她，独自离家出走。作者此处对于苏先生的塑造太过理想主义，把苏先生送上了道德的制高点，“几天后他把家产尽数交给了妻子，并交代：留家、出嫁完全由你自己做主，本人概不干涉。然后只身来到铜钩赵家教书。”⑤苏先生貌似赋予了妻子选择人生的权利，实则是男权权威意识的另一种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时男权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苏先生能够体恤妻子生育的不易，表现出这种男性对女性的关爱，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没有考虑过妻子的感受，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是对妻子最好的安排。他同样没有考虑到在当时的父权文化背景下，妻子与丈夫离婚，相当于被丈夫抛弃，妻子的处境会极其屈辱和被动，乃至背上克夫的骂名，苏先生应该和妻子共同面对生活的刁难，而不是一气之下逃之夭夭。然而苏先生离家后，苏夫人并没有离家或改嫁，而是一边死心塌地地等着丈夫归来，一边打听苏先生的下落，并最终得以与他团聚。当然不能否认苏夫人的情真意切，但是苏夫人作为传统女性彰显的美好品德，未免又落入了男权主义的陷阱。

显然作家对以上提到的传统女性的描摹是有意为之的，毕竟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女性被规训出来的行为范式，具有性别意识的男作家都不会忽略传统女性形象在小说中的重要形象构成。苏夫人符合儒家文化对女性坚贞不渝的道德规训，这也是小说作者主观上给予肯定的传统女性形象。

三

性别意识的理论内涵强调女性应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存在价值。作为社会的主体,女性不应消极地适应环境和社会，更不应无原则地妥协和牺牲，要勇于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利，在《铁网铜钩》中，仁生家的女人们选择被动地屈服于男人们的决定，为了家庭的整体利益做出妥协和牺牲。然而小说中还塑造了另外一种女人，她们选择不服从于强权，不甘任人宰割，十分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义生娘便是这种有主见的女人，她是捍卫自己尊严和权利的女性典范。

义生娘和仁生娘不同，即使在宗族大义当前，她也不妥协。为了打赢与铁网朱家的官司，仁生等人宴请县长黄中和去铜钩赵家，黄县长名义上说是“现场勘查，了解实情”，实则是挑选自己梦寐以求的瓷器。恰巧黄县长看中了义生家的青花，但这乾隆年代的官窑青花将军罐子是义生娘的命根子，义生娘是坚决不会拱手相让的，但迫于形势，仁生们软硬兼施之后，终于把青花将军罐弄到手。谁承想义生娘发现将军罐被调包之后，受了极大的刺激而跳了河，险些丧命。被救起恢复意识之后，她做出了一个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的举动——将罐子摔成了碎片

暂且不论将军罐对于拯救铜钩赵家的意义，义生娘作为传统女性，不向强权妥协的精神是当时女性群体极少具有的。被动的情形之下，很少有女性可以如此坚持自我，与大局抗衡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她不像仁生娘，为了大局而牺牲小我。义生娘和仁生娘是两种性格的女性，一个是被作家塑造成受儒家文化规约的传统女性，一个是性格刚烈、意志坚定、不向现实和苦难低头的烈女。义生娘与仁生娘相比，保有着女性的原始生命力，她爱憎分明，敢于表达，坚决对自己拒绝的事情说不。再看仁生娘，仁生娘痛苦的命运转折不单是受到男权社会体系的束缚，逆来顺受的传统女性意识同样是导致其人生悲剧的关键因素。相对而言，小说中作为时代新女性的小鲤是作家塑造比较成功的女性形象，小鲤不被传统观念所束缚，是有个性和有思想的独立女性。作者深知传统女性的悲剧命运，将鄱阳湖女人的遭遇和经历一并嵌入了历史史册，并寄希望于像小鲤这样的新时代女性来扭转女性命运的舵盘。

小鲤是小说中非常重要的女性角色，相对于其他女性来说，作者在小鲤这个女性人物身上加重了笔墨，赋予了她新时代女性的特点，思想独立、性格坚毅、行动果敢。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传统妇女遵循的是儒家的女性观，即“女子无才便是德”，可是小鲤偏偏要去读书，而且读的很好。她说：“到了7岁，我想读书，我爹就让我进了村里的小学。我们村的女孩子很少读书的，不让女孩子读书真不公平。我的书还是念得挺好的，老师也很喜欢我。”⑥我们知道在母系氏族社会，由于女性在生产生活资料和人口再生产中的作用，一度被奉为女神。后来，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男性的体力优势日益显现，这时候，社会性别观念将女性的性别角色限定在生儿育女上，要求传统女性要相夫教子、贤良淑德，朱小鲤偏偏拒绝母亲要她学做针线活儿的要求，她对仁生说过“娘要我学做针线，我才不学哩。我就学划船，跟着哥哥们出湖打鱼，有时还上集市卖鱼。我不喜欢在家做饭洗衣，喜欢外出做事情。”⑦显然作者有意把小鲤刻画成一个反叛传统礼教的新女性，对她身世经历的交代，是为后来小鲤的种种“越轨”行为做铺垫。

小鲤在情感和婚姻的态度上也有别于传统女性，曹家村修谱仪式，她与仁生一起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小鲤对仁生提到的祝英台最终嫁到马家的结局，有自己的看法。她认为“祝英台父亲让她嫁给马家，是因为马家有钱。但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有钱又有什么用？现在文明戏里很多内容讲要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我看，好多旧东西就应当反掉。”⑧在她看来爱情是两个人结婚的前提，而不是过去以门当户对为标准的传统婚姻观念。从意识和行动两个方面，作家都给予小鲤坚定的新时期女性特质。

小鲤后来做了三件挣脱传统女性伦理束缚、颠覆旧道德的大事，第一件是在朱赵两家械斗之时，偷偷跑去给赵家通风报信，告之朱家配备了枪支；第二件是违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逃婚并与仁生私奔未遂；第三件就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解放军女战士，带领着解放军解放了她的家乡。从小鲤这个女性人物身上，可以看到作家在革命和战争之后，对新生力量的期待，对新女性的人性关怀。

通过性别意识这样一种参照视角去解读《铁网铜钩》，能够为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开疆扩土，添砖加瓦，小说当然还具有很多新的语义层次。如果说小说中女性人物曲折的命运是由历史社会等客观现实因素造成的，在这个大前提下，作家能够通过塑造客观的女性人物形象以及观照到女性的前途命运，表露出众多男性作家少有的性别意识，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①李慧英：《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中国妇女报》1996年 7月9日。

②刘伯红：《性别意识：让全社会都来关注》，《中国妇女报》1996年 7月9日。

③④⑤⑥⑦⑧吴仕民：《铁网铜钩》，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第296页，第12页，第116页，第116页，第146页。

参考文献：

[1]吴仕民.铁网铜钩[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

[2]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3]王政,杜芳琴.社会性别研究选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4]刘传霞.论中国文学现代性叙事与性别意识建构[J].云南社会科学,2006（5）.

[5]李玲.性别意识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J].中国文化研究 ,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