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金荣

传统工艺属于感知知识体系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是先进的东西，也正是由于太先进反而不为大多数人所认知，所以精细木作技艺就被保护了。

当年，我被认定为精细木作技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时，就跟文化部的领导说：“保护的目的是为了最终不被保护，保护证明你的生存能力不强。所以，我的计划是最终实现不被保护。”因此，20年前我就预料到木作行业的发展会有一个触底反弹的过程。为什么？因为红木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时，其业余化、娱乐化、非专业化的程度非常重，以至于媒体、从业者到今天突然感到了迷惘。

2006年，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申报“中国古典家具之都”时，我是受国家委派的审定专家之一。我告诉他们“仙作”这个词创造得很好，但什么叫“仙作”？包括专家在内的很多人都反对，说只有苏作、广作、京作，却从没听说过“仙作”。我的观点跟其他人不同;我赞同仙游人敢于提出“仙作”一词，因为传统流派就是由大众创造，经过多年历史发展之后，被大众普遍接受的。它跟专家领导没关系，这就是流派。今天的发展，我们虽然无法避免痛苦的过程，但可以减缓这个过程中的阵痛，甚至让时间变得短一点。中国近几十年能够高速发展的原因，就是落后太久之后的物极必反，开始触底反弹。所以，现在刚好到了这个节点。

很多人都熟悉“红木”这个词，也熟悉红木这个产业，却恰恰不知道我是谁。这就是问题。因为，大家见到的不少所谓的“知名人物”都是业余的。业余没有对和错，但专业的人从来不跟业余的人讨论专业问题。

我今年69岁，作为唯一一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精细木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长期以来，我不愿意写书，也不愿意出来演讲的原因，就是要去做更要紧的事情——传承。很多教过我的人都已经离开了，我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替他们把有些东西做出来。但是，与其他文化不同的是，传统手工艺的知识体系不在教科书里，亦无法考证。为什么呢？它属于另外一个知识体系——感知知识体系。只是，这个知识体系被现代社会的人疏忽掉了。当这个宝贵的东西被疏忽的时候，就是触底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它要反弹了，跟股票一样。

一眼明了的东西太浅薄

2017年，我在位于江苏句容市的国家5A级风景区、道家的发源地茅山，建了一座占地约3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8400平方米的茅山红木艺术馆。它不仅完全按照我的理念，从头到尾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按我的创意完成的，而且集中展示了我和我的团队近40年来最-好的木作技艺作品。

2016年，我从尼泊尔回来时，认识了知名的美国木艺大师约翰·依科诺玛奇（John Economaki）。他长期研究木作，且制作的刀具、工具已经到了被人收藏的地步，在美国也有很多粉丝。他认为自己足以代表美国木工的最高水平，因此，不屑于也不认为中国人还有谁比他厉害。中国也有一位做木工刀具的——海威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庆海，他与John Economaki合作过，在他的介绍下，我们认识了。他在南京见到我，跟我大谈孔子。然后，我就跟他谈老子，他却不知道老子是谁，更不知道为什么老子是孔子的老师。后来，他提出要看我的工作室。到了我的工作室，10分钟之后他改口了，对我太太说：“你知道你家先生有多厲害吗？如果在美国，所有的基金项目都会跟着他走。”这就是他们美国制度有失偏颇，所有的东西只想到商业化、市场化。

2017年艺术馆建成后，他带着艺术家、律师、科学家、商人来了，参观完艺术馆之后，他问到：“您的东西是美国人用任何先进的刀具都做不出来的。但为什么我用那么先进的工具，有那么高深的理论，却做不出这么好的东西？”这就是问题。这就是中国传统工艺、传统艺术的博大精深之所在：让大家看一眼就明白的东西，一定是浅薄的东西。

另外一位是美国木工杂志《The WoodworkersJournal》的高级编辑克里斯·马歇尔（Chris Marshall）。他认为，中国当代所能见到最好的木作作品要么在地下，要么在故宫，都是明清时期的，当代不可能有超越古代的东西。这是他先前的错觉，后来当他拜访我之后回去，在《The Woodworkers Journal》上发了一篇名为《Editor Meets Living Legend》（《编辑遇见活着的传奇》）的文章。

这两个故事传递了同一个信息：传统工艺一定有任何现代工具和科技手段所不能达到的东西。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不断创造新的方法，通过科技手段代替大众从事的简单、繁重或不安全的劳动，解放双手，让人从事更加高级并具有创造性的劳动。

传统工艺的魅力在于气息

我们要想在木作行业掌握话语权，一定是我们可以做，而其他人做不了的东西。否则，凭什么拥有话语权呢？对此，我对精细木作技艺总结出施艺三原则：木材不作现代化处理、图纸不标公差和鼓励模仿。

1981年，我就提出“木材不准用现代化方法处理”。全国的红木商家都会讲“木材是不变形的”。错！1981年，我第一次把红木推到美国市场时，就告诉美国人，我的木材不做现代化处理。他们当时就提出，希望我用他们的药水，因为用药水泡过之后木材就不变形了。我坚决不用，因为木材变形的本质，是木材牺牲了自己的外相而保持了木性的本质。什么意思？农村盖房，用杉木做梁，房梁过两天裂了，没一个人要搬家。但现代建筑用水泥和钢筋做梁，有一点裂缝，大家就不敢住了。这就是木材所具有的特殊性质——木性。

但是，现代人谈木材只谈表象。在北京，一谈红木，“专家”就问“什么材料的”“黄花梨还是小叶紫檀的”，好像红木家具的价值就是材料叫什么名字而已。太浅了，这就叫业余。但恰恰是这些业余的人长期占领了红木行业的话语平台。所以，我长期以来只好选择不出来，只有最高司法部门有官司需要我鉴定时，我才有机会出来。

早几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览过的一批红木家具，号称“明代家具”。后来到南京博物院展览，我有位在那里工作的学生告诉我：“怎么我根据您教我的东西感觉这个不对？”我去了，在距离展览区大概100米的地方瞄了一眼，发现它们并不是明代的，跟明代毫无关系。进去以后转了一圈，就认定这是1985年以后生产的。后来，那位学生问我，为什么在其他地方展览，没人看出来，您隔着老远就发现不是明代的呢？两个字——气息。什么叫气息？这是个难题。明清时期，手艺人用的刀具跟现代不一样，工作的状态、节奏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现代人急功近利，红木制作是在经济框架下的行为，因此一定带有经济的属性——低成本、高效率。两种生产方法不同，结果自然不一样。这种不一样给人的感觉就叫气息。“气息”很多人都看不出来，因为功力不够，还没到那个水平自然无法感知到这个。“气息”表现的正是传统工艺的魅力和本质之所在。

掌握传统工艺的话语权

年轻时，我当过铆工、锻工等多个工种的工人。“上挠度”这个词是我借用铆工行业术语创造的，弧度大被称为“拱”，而上挠度的弧度只有一点点。譬如，行车的梁长30米，中间高出3cm，这就叫上挠度。有一年，一位日本水平最高的、专为皇宫做木工的大师山木先生来拜访我，我就给他看底下乱冰格有上挠度的圆台子，结果他趴在桌下足足看了20分钟。内行不需要讲话。最后他讲了一句：“杨先生这儿的东西，我们日本过去、现在、将来都做不出来。”

所以，这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决定了将来的产业高度。现在的红木产业基本上还在业余状态进行，有一帮伪专家、愚人在误导，可真正做事的人又没时间研究理论。红木理论在教科书上没有，儿童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都没有，但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理论。这些事例不但存在，并且它的高度超越了老百姓的认知水平。这个才是问题，也是国家要来保护的原因。保护的目的，不是躺在保护伞下睡大觉，而是为了发展。

其实每一次产业技术的提高和革新，带给现代从业人员的既是挑战，更是机会。我刚才提到的“红木的施艺三原则”里，最后一条是鼓励模仿。西方所有具备技术含量的东西都上升为知识产权，不让大家模仿。而中国传统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文化的核心竞争力是人。这也是日本为什么把当代的传统工艺大师当作“人间国宝”，由国家进行保护的原因。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远远不够。一般科技知识的核心竞争力是专利，过一段时间就会被新的东西代替。传统文化的好处就是非遗传承人，尤其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是高度问题。因为传递的是一种高度，所以不但不怕模仿，反而通过模仿，才有可能提升高度。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即拿一根绳子放在地上，让大家踩着走过去，没人觉得有难度：当把这根绳子提起来悬空，马上就有90%的人掉下去：再把这根绳子放在黄河口上空，又被风吹下来一部分，最后就一个人站在那根绳子上面，那个人叫阿迪力。这就是高难度。传统工艺是追求高度的，这个高度有什么好处？高度可以产生核心竞争力，可以成为品牌，可以具有话语权。

这件紫檀木雕刻摆件《挣脱》因材施艺，是由一整块端头有洞的、弯弯的檀香紫檀木雕刻而成。

手艺行业的高度在于代表性人物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做陶艺的白明教授，他长期在国内搞陶艺，好多人不了解他，也颇受非议。后来我鼓励他到巴黎最顶尖的国家级艺术馆去搞一次个展，问题就解决了，最后他成功了。現在是一名很“火”的艺术家。后来，他们的策展人找到我，希望我也到巴黎搞一次展览，被我拒绝了。我支持白明教授去，是因为中国陶艺的话语权已经从景德镇转移到巴黎了，我们丢掉了话语权。我们长期只关注低端的，挣眼前的快钱，把陶艺的话语权丢掉70红木在我这一代没有丢，也永远不会丢。因此，这个话语权我不能交给法国人，就在我这儿。将来，全世界要找精细木作技艺里面最高水平的作品，必须到茅山来，我不需要找你。好多年轻人跟我讲，应该进行宣传、推广，我不以为然。大家都知道，车胎需要充气，但气最终会跑掉。为什么？因为它用的方式是推。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是吸。就像马德堡半球是抽气，抽完了气，多少年都不会掉下来。也就是说，吸的力量比推的力量大。这就是道家的思想，反者道之动，道是向相反方向走的。

所以，我讲的每一句话，甚至言行，都跟其他人不同。我走的是一条最近的路，就是老祖宗的智慧——无为。什么叫无为？为什么不讲不为？不为就是不做，无为是无形之为。我做了你不知道，不需要跟你说，也不屑于跟你说。中国古人“敏于行、讷于言”的道理就在于此。

江苏有一家木作企业，长期号称它的木材不变形，我称之为破坏木性。早在1981年我反对用美国的药水泡，就是因为会使木材改性。珍稀的木材改性以后就没有价值了。那就不需要用木材做，尤其不需要用这种稀缺的木材做，可以塑料、木粉代替，或3D打印，这个将来可以产业化。产业化是解决维度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解决高度问题。现在的产业恰恰是“两头小，中间肚子大”，不美。1981年我在美国看选美，“纽约小姐”要求三围分别约为91cm、61cm、91cm，为什么这样？那是标准尺寸，达到这个尺寸才叫美。看来，美国人的审美跟中国人也有共通之处——腰要细。但是中国的红木产业，恰恰是非驴非马的东西多，这就带来一系列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谈木材的时候，谈什么木材，世界上就禁什么木材。最早的红木《国家标准》有5属8类33个材种，现在新修订的标准出来后，变成29个材种，并将其文化定性的部分删除。这就是新版本一个很大的问题：红木的大楼建了一半以后，现在却把地基拿掉了。我们的话语权在哪？中国人为什么可以把世界上那么稀缺的资源拿来为我所用，就是因为我们有工艺文化。这个东西丢掉以后，就把根丢掉了，这个楼就起不下去了。

回归到根本的一句话：我们要抓住文化的魂和根，然后才有向上发展的空间。要把握住两头，一个是艺术的高度要提高，另一个是在产业上要抓住代表性的人。这个人，从德到艺都要是最高水平，因为这个人的水平可能代表着整个行业的水平。请记住，传统手工技艺的核心是掌握它的代表性人物，要把人才抓住。未来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红木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行业的代表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