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晖

摘要：学者杂文是指由知识分子所撰写的、具有鲜明的干预社会意识和现实批判性的杂感文字。作者坚守启蒙者的立场，力图对复杂多变的现实保持一种独立思索和批判的态度。《文化十日谈》与《教育放言录》是典型的学者杂文代表。丁东、谢泳以丰富的学识为基础，对学术研究与公共事务展示了莫大的热情，在对历史的回望中思索当下社会的困境与出路。

关键词：学者杂文；知识分子；反思；批判

杂文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文体，内容具有鲜明的批判色彩，在知识性与思辨性之间达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其中学者杂文指的是“以学术研究为职业、以维护人类基本精神价值（理性、自由、公平等）为职守的那部分职业性学者撰写的具有题材的现实性和思想的批判性的杂感文字。” （1）研究与创作往往能跳出专业范畴的局限，进入公共话题领域，与读者就各类社会问题进行交流沟通。毫无疑问，丁东对当代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入思考，尤其是对民间思想的整理和口述历史的研究即属此类。而谢泳针对储安平与《观察》周刊、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等问题的研究也为典型的学者杂文代表。

学者杂文的撰写者多为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他们标榜思想独立、精神自由，追求理性与思辨，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拥有自由选择权的情况下展开创作，在自我怀疑和个体经验外化中努力寻找平衡点。

“有话要说”是杂文写作的根本动机。对士人风骨、文学艺术、出版传媒、教育制度、政治生活乃至人生百态社会万象都持有“冷静且理智的热情”，在对历史的回望中思索当下社会的困境与出路是杂文创作的永恒主题。王小波曾经说过，自己写杂文的目的就是“论是非”和“申明我的态度” （2），丁东、谢泳二人的写作目的也正是如此。

《文化十日谈》与《教育放言录》源于丁东与谢泳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专栏对话录。二人在对历史的回望与反思中，始终坚持自由主义的人格立场，畅谈古今、纵横捭阖。

对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的持续关注是两部杂文集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都极其低下。一方面，知识分子所提倡的民主、自由等现代理念与现实不相容，在这种情况下针对读书人的思想改造和批判运动就成为必然。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自身的“软骨病”等先天缺陷也使其在时局动荡之时难以避免悲剧命运。在文章中，丁东与谢泳着重探讨了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同知识分子的表现及遭遇，对这一群体的人文生存环境给予了“理解的同情”。

老舍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经历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相比，可以称得上是很顺利的，但这也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伏笔。过于平顺的人生经历使老舍在突然改变的生存环境面前，精神崩溃。丁东与谢泳认为老舍之死的具体原因固然十分重要，但背后的文化因素也不容忽视。大家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论及其人时，却无法回避其在建国后的言论与表态。在与政治人物交往过程中，写过许多富有政治意味的古体诗、对联与书信文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冯友兰没有树立起自己的独立性，他一生多变，这个变可以理解为他不断追求新东西，但对任何成年人来说，多变一是出于自保，一是出于不甘退居边缘。” （3）

时局动荡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一种灾难，而知识分子对环境变化的感知更为敏锐。谢泳认为这批读书人在50年代后的遭遇，与知识分子群体的特质有关。他们具有极其强烈的民族情感，对国家富强和民族统一有着执着的追求，因此会出现许多非常“天真”的行徑与举动。可以将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转向”视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丁东与谢泳没有对这种转变的是非对错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多加评述，而是深刻地剖析与理解那代知识分子，对历史进行反思，并从反思中获得对当下社会发展有益的经验教训。他们的态度理性且宽容，这种“理解的同情”既是一种非常珍贵的态度与立场，也是对自由主义的躬行实践。

对教育事业的持续关注也是《文化十日谈》与《教育放言录》所关注的重要内容。现代意义上的“启蒙”是指通过宣传教育使得社会得到进步，这种由人文界所主导的启蒙往往处于边缘化境地，一直是少数人所言说的话语。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都在为普通民众能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有崇高的思想、举动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做着不停努力。反帝救亡的任务已经完成，然而对现代科学、民主、自由、法治等西方价值的普及以及人道主义的启蒙任在继续。最直接、有效的启蒙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的，因此，丁东与谢泳对教育事业也倾注了莫大的热情与关注。在《教育放言录》中关于这一现象的探讨更加集中，二人对中国教育界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探讨，既有对过去教育体制的总结梳理，也有对当下教育现状的评述。不论是对学校、教师的反思与希冀，或是对唯学历论提出质疑，又或是对学术界及其学风入木三分的批判，在广度和深度的背后，是对中国教育制度的反思。

因战争被迫南迁的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作为研究学问的高等学府，它仅仅存在了8年，却培养了大批人才，同时也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士”人格的造就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西南联大的建立，来源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情感和对教育理想的追求。……西南联大的设立，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理想的实现。” （4）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大学培养的是领袖型人才，要使大学生能担当得起日后建国的重任，单教他们具有专门技术是不够的。一个国家，外患不足畏，内忧不足惧，惟有一般领袖缺乏清新的头脑、远大的眼光、坚强的意志最可怕。因此，决不能单从国防的需要着想，把大批学生送往前线。” （5）正是由于胡适等人坚持的战时教育常态化，才有了西南联大的辉煌。

将目光转向到现代社会时可以发现，近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虽发展迅速，但伴随的问题也层出不穷。科学在发展，知识在不断更新，何以名师再难出高徒？作者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现行研究生教育出现问题。一方面许多专业对英语能力并无实质性要求，过于强调英语教育使得在专业领域有强烈兴趣的学生无法发挥其特长，在尚未步入研究时于门槛处就被拦下。另一方面则由教师评价体系的缺陷所引发。教师在选择学生的时候很少有自主权，许多有资质的人无法被收入门下；且就算有得意门生，出了高徒的教师也并非都能获得相应的荣誉与嘉奖。“现代教育制度的好处是制度化，但缺点也是制度化。因为制度难免僵硬，在具体条件下，有弹性的制度才是真正的好制度。” （6）

教育乃国之根本，教育现状与教育质量决定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走向。而当下的风气却令人担忧：大学失魂，校风不明校训雷同，学校失去其独特性，沦为制度评价的傀儡；教师受条条框框拘束，无法肆意施展才华；唯学历论的人才选拔制度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缺陷……丁、谢二人针对中国教育界的“世说新语”，言辞恳切，其中既有对顽疾的刮骨疗伤，也有对新气象的称赞与颂扬。对学术自由、教育公平的不断言说背后，是作为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思考、责任与担当。

以丁东、谢泳为代表的学者杂文撰写者继承了自“五四”以来以鲁迅和胡适为代表的批判意识和自由主义传统，以西方现代价值来反思当代中国。他们多在八十年代走上历史舞台，接受过系统的中西方思想文化训练，既保留着传统的士人风骨，又有着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他们重视学理与逻辑，试图通过杂文，对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常识进行言说和捍卫。《文化十日谈》和《教育放言录》以对话的方式进行思想交流与碰撞，在理想与现实面前保持警惕，表达着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考和追问。杂文集虽态度平和，却不难让人察觉背后的尖锐和锋芒。

“我们正处在一个极端不调和的时代：旧的规范不断摧残，新的规范不知建立，偏向这一边，就是进步、繁荣与光明；偏向那一边，就是落后、衰败与黑暗，而这也正是知识分子善尽责任的时代。”⑦现代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学者杂文的撰写者更是以杂文为武器，融学术研究与理性思考于一体，在不断强化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战斗精神的同时，以积极的入世精神为维护人类基本价值做出不懈努力。这是学者杂文最特殊的地方，也是它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注释：

（1）王岩森.学者杂文：蕴含清醒理性的激情批判[J].宁夏社会科学，2003，（6）：118

（2）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4

（3）丁东，谢泳.文化十日谈[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44

（4）丁东，谢泳.教育放言录[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12

（5）丁东，谢泳.教育放言录[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13

（6）丁东，谢泳.教育放言录[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117

（7）高希均.构建一个干净的社会[M].上海：三联书店，1999.

参考文献：

[1]丁东，谢泳.文化十日谈[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2]丁东，谢泳.教育放言录[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3]马琳玮.“书生私見”：谢泳随笔研究[D].银川：宁夏大学，2014.

[4]冯艳冰，谢泳.对当下时代要抱持清醒——《黄河》副主编谢泳访谈录[J].广西文学，2006（9）：74-79.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