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子珮

摘要：加缪《局外人》中，关于“局外人”的意蕴是丰富的。主人公默尔索既可以看做是在自己生命之外，也是在社会之外、司法体制之外和宗教之外。这其中有他自己的选择，也有被动无奈地被抛在局外。默尔索的“自杀”，与其理解为一种反抗，不如理解为无所归属的必然。

关键词：加缪；局外人

《局外人》是加缪成为世界性经典作家的开始。《局外人》完成于1940年，此时作家还不到二十七岁；1942年出版即大獲成功。完成《局外人》四个月后，加缪写出了著名的哲理之作《西绪福斯神话》，另一代表作《鼠疫》的发表则在五年之后。

《局外人》篇幅不大，仅有五六万字，讲述的就是一个平凡温驯、与世无争的小职员在参加完母亲的丧礼后，如何一步步卷入一场拈酸吃醋引发的报复案件，又稀里糊涂地杀了人，最后被判处死刑的故事。全篇故事情节单一，以“我”即主人公默尔索的第一人称视角叙述，叙述风格极为冷峻而不动声色。除了被判处死刑之后的大段心理描写，我们看到的就是通过默尔索之眼，对发生在他周围一切的摄像机式的忠实记录。本书起名《局外人》，既是在个体生命之外，也是在社会之外，法律之外，宗教之外的生命体验。

一、在自己的生命之外

《局外人》的开篇，默尔索表现出对身边的一切都抱着“做不做都可以”的态度。当刚认识不久的邻居雷蒙问默尔索是否愿意和他成为朋友时，默尔索认为做和不做都可以；甚至当女友玛丽问他愿不愿意和她结婚时，他说结和不结都可以，“你要是想，那我们就结”。事实上，换成任何一个其他女人问他这话，他都会同意。可以说他对自己的生命漠不关也不想改变，还处于青壮年但已经变得暮气沉沉，对生活了无兴趣；你也可以说他只是一个逆来顺受、性格温顺的小人物，对自己的生命要求不高，反而希望尽力能让别人满意。

在司法审判期间，默尔索的表现有时候平静地仿佛接受审判的不是自己。在预审法官和“我”第一次谈话结束后，“我觉得他很通情达理，和蔼可亲……走出房间的时候，我甚至想去跟他握手”。（《局外人》第64页）开庭前律师问“我”是不是心里害怕。“我回答说不，在某种意义上，我倒挺有兴趣见识见识如何打官司，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识过打官司。”（同上，第83页）这里的默尔索没有身为一个被审判者的“自觉”，反而兴致盎然地想旁观决定自己生死的审判。

对个体生命的旁观极致体现在默尔索的一段心理活动上：“我一想到如果某一天早晨我自由了，站在警察的绳索后面，也就是说站在另外一天，充当观众来看热闹……”（第112页）即使被执行死刑的那一天，默尔索仍然可以想象自己是看砍头的观众，这里将生命的抽离感与疏离感体现到了极致。

二、在社会之外

在社会之外，即是不承认或者拒绝按社会的既有规范来行事。按照这个法则生存的大多数人的逻辑，既然连这个社会的基本法则都不承认，自然也是宣告与这个社会“一刀两断”了。因此庭长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宣布，将要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在一个广场上将这个规则里的另类斩首示众。

对这个社会规则的第一个否认在于：在母亲葬礼上表现得不像其他人一样悲痛欲绝。养老院似乎十分体谅地没有将母亲的棺材钉死，就是以为和其他人一样的“我”会迫不及待地相见母亲最后一面。“我”说不用后，无论是门房还是院长都表现出了措不及防的惊讶，院长在下葬前甚至又做了一番试探性的询问——这里已经暗示了我与社会的格格不入。在为母亲守灵的那个晚上，“我”还是没有哭，看着围在母亲棺材周围的养老院的其他人，“我有一种被审判的错觉”。这些人的确化作了陪审团和观众，日后围观了对“我”的审判。

对社会规则的第二个否认在于：不愿说谎。这个世界几乎每个人都要用一些或是无关痛痒的谎言充斥生活，有时是为了和他人保持良好关系，有时是为了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默尔索的信条则是：从不说谎。当他在监狱里偶然翻到一张旧报纸，上面写着的一桩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新闻，一个男子想给多年未见的母亲妹妹一个惊喜隐瞒身份结果被误杀，加缪借由默尔索对此事的评论讲出了他的人生信条：“不论怎样，我觉得这个店客有点咎由自取，人生在世，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第81页）他也的确确是这样做的，因此他还被周围的人认作是孤僻（不是所有的人都爱听真话），甚至在涉及到自己的生死问题时也不愿说违心的话。

在预审过程中，他不停地被问到“爱不爱自己的母亲”，而默尔索回答“爱，和普通人一样爱。”这与莎士比亚《李尔王》中李尔王问小女儿对自己有多爱自己，而小女儿回答“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有异曲同工之处。从古至今，谎言往往比真话更受欢迎。后来律师“问我，当时我心里是否难过……毫无疑问，我很爱妈妈，但这并不说明什么。所有身心健康的人，都或多或少设想过自己所爱的人的死亡”。我对于生死的过于冷静，在律师看来很有可能被攻击，因此律师打断了“我”的话，“他问我是否可以说那天我是控制住了自己悲痛的心情。而我答道：“不，因为这是假话。”（第66页）

默尔索其实是爱自己母亲的，后文通过律师之口表明了作者加缪的态度：“在他看来，我是一个模范儿子，尽了最大的努力供养母亲。”他甚至要比一些嘴里说着爱、实则对母亲不管不顾的人更爱，但就是这样不加修饰夸大的诚实的心理把他推向了断头台。

对社会规则的第三重否定在于顺从本心和欲望。在母亲葬礼上没有表现得悲痛欲绝、反而喝了咖啡抽了烟的默尔索看起来颇像母丧后照常吃肉喝酒的阮籍，都不顾世人眼光做出所谓“惊世骇俗”之举。不同的是阮籍是故意背所谓的名教而行，但默尔索并没有自觉的反抗意识，而仅仅是顺从本心的流露。

三、在司法体制之外

加缪自己曾说：“我曾用一句前后矛盾的话来概括《局外人》这本书：我们这个社会，要是在母亲的葬礼上哭不出一滴泪，是会被判决死刑的。”如果说狄更斯的时代还存在完全的冤案，如果说于连只是打伤了人就被判处死刑，打死了一个阿拉伯人的默尔索应该是罪有应得，但为什么读来还会让人产生对司法体制的荒谬感呢？

一是法庭辩论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默尔索如何在母亲葬礼时没有流泪、没有要求开棺、还喝了咖啡和牛奶，由此将一个“循规蹈矩、忠于职守”的老实人说成是“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他的母亲”。对于默尔索声明自己是爱母亲的，把母亲送入养老院是为她好视而不见。对于默尔索解释自己的杀人动機“那是因为太阳起了作用”，大厅里则报以了笑声。对默尔索并不熟悉的检察官大部分时间在评论默尔索的灵魂，而依据仅仅是他在丧礼上的表现。真话无人采信，这是默尔索第一重被排除在司法之外。

二是在法庭上，“我注意到大家都在见面问好，打招呼，进行交谈，就像在俱乐部有幸碰到同一个圈子里的熟人那样兴高采烈。我也就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受，觉得我这个人纯属多余，有点像个贸然闯入的家伙。”（第85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律师、检察官和法官都是同一个圈子里的人物，“我”感觉律师的话和检察官的话没什么区别，而身为被告的外人根本无法介入也无法努力。当默尔索想对自己的案子插进去讲一讲，律师就这么说：“别做声，这样对您的案子更有利。”此时的默尔索清晰地感受到自己被这个关乎他自己生死的审判排除出去了，没有人关心他的想法：“人们好像是在把我完全撇开的情况下处理这桩案子。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我的参与下进行的。我的命运由他们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第99页）这里便显然是命运的被操纵感和深处其中深深的无力感。

四、在宗教之外

宗教精神的失落由来已久。在中世纪被视为拯救灵魂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基督教，早已丧失其神圣性。司汤达《红与黑》中于连拒绝见神甫，《局外人》中默尔索也对预审法官的说教冷漠以对：“（他）又一次对我进行说教，问我是否信仰上帝。我回答说不相信。”（第69页）对宗教过去不相信，现在也不相信灵魂可以用宗教去拯救。“（他）只是问我是否对自己的犯案感到悔恨，我沉思了一下，回答说与其说是真正的悔恨，不如说我感到某种厌烦。”（第70页）在预审法官眼里，不相信上帝的人简直罪无可恕。一时冲动杀人的默尔索终于不能在宗教中获得救赎和平静。

在指导神甫喋喋不休、执着地希望“我”皈依宗教后，“我”吼出了长期压抑内心的话。这时的默尔索已经放弃了上诉，他看清的真理便是人生的荒诞性：“在我所度过的整个那段荒诞生活期间，一种阴暗的气息从我未来前途的深处向我扑面而来……使人们曾经向我建议的所有的一切彼此之间不再有高下优劣的差别了。有朝一日，所有其他人无一例外，都会被判处死刑。”人生而必死，劳而无功，想教化“我”的神甫显然从未意识到这一点。默尔索的发问也是加缪的发问：既然人终有一死，那么现在死还是以后死又有什么差别呢？如果人难逃一死，那么怎么样活着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不去信仰宗教，不相信有死后世界或是因果循环，因此默尔索的答案是无甚差别，因此想通了这一点的他放弃了上诉。所谓把握，可以看做是用接受死刑、放弃上诉的近乎自杀的方式去把握自己的生命。在司法审判里，都是由别人来操纵自己的命运，而自杀是唯一对自己生命的自主选择。

加缪称默尔索为“一个无任何英雄行为而愿意为真理而死的人”。比起加缪稍后的作品，无论是《西绪福斯神话》中反抗荒诞的悲剧英雄加缪，还是《鼠疫》中做出反抗的小人物，默尔索都可以称得上彻彻底底的“无任何英雄行为”。如果把他接受死刑看作用自杀去对抗荒谬，这种态度又恰恰是加缪不赞同的。默尔索是一个“局外人”，既有主动选择又有强制接受，他终于站在了自己的生命之外，也站在了世界之外，无法找到容纳他的地方。死亡，似乎成了他唯一可能的结局。

参考文献：

[1]加缪.局外人[M].柳鸣九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

[2]宋宛真.加缪的“反抗”与升华——从《局外人》到《鼠疫》[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6，（07）：106-108.

[3]叶雯.加缪《局外人》中的“零度写作”[J].名作欣赏，2015，（32）：160-161.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