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芬 郑传军

(1.江苏开放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 210361;2.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0 引言

自2014年以来，我国掀起了新一轮PPP热潮。在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新常态背景下，PPP被赋予了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内涵。同时，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所以，PPP和社会组织都被提到了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高度。目前政府一方面，大力推行政府购买服务以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另一方面，大力推广PPP激励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但是，在PPP与政府购买服务的并行过程中存在PPP的“异化”和“泛化”现象。究其缘由，主要在于我国作为新兴的PPP市场，存在对PPP的范围和定义理解不全、相关法律适用不明晰、政府部门职责分工不清和缺乏PPP专业技能和项目数据等问题[1-2]。并且PPP与政府购买服务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混淆，社会组织采用PPP模式参与公共服务的作用尚未得到重视。

PPP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其内嵌的“政府-市场-社会”构成三元治理结构，代表了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社会组织(非营利性部门)之间的多元互动和治理功能的演进[3-4]。因此，社会组织在“小政府、大社会”以及“服务型政府”构建中存在与PPP的融合空间。但是受限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在传统基础设施领域开展BOT特许经营的经验，狭义上的PPP常常忽视了PPP中的私人部门隐含着社会组织。……